这些已经远去的传奇，在他们心里掀起的小小波澜转瞬即逝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拉萨报道

　　在居委会，也没有人能确切说出顶云家人的住址。后来我们干脆站在雪新村的十字路，询问路人。终于有个婆婆说，你们跟我来吧，我是他们家亲戚。

　　路上我们知道，她的女儿嫁给了顶云家的儿子。从雪新村的某一个藏式小院敲门进去，一大家人正在打麻将。一个戴着宽边眼镜的年轻人说，没错，这就是顶云家。

　　布达拉宫墙外的家

　　顶云家原来在“雪”的墙外，因为那里叫做顶云院，就成为房名。前两年顶云。次仁多吉和老伴去世后，长子次旺仁增就成为这个大家庭里最年长的人。

　　顶云院是次旺仁增的曾外祖父修建的，他当时获得了大概是整个家族历史上最高的官职：雪勒空的雪尼。

　　“勒空”是噶厦的办事机构，相当于今天地方的各个厅局。在布达拉宫下边的被称做“雪勒空”，管辖布达拉宫山下地区及拉萨附近的18个宗和政府属地。在藏语里，“雪”是“下”的意思，“雪勒空”就是布达拉宫下的机关，一般人就直接把它叫做“雪”。

　　“雪”的大部分机构在布达拉宫宫墙内，顶云院则在宫墙外、今天布达拉宫前那片绿地所在的位置。次旺仁增的外甥格桑还记得，小时候外国人站在那用录像机拍摄布达拉宫。

　　雪尼是雪勒空的长官。这个官职虽然不像噶伦那样显赫，却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就是在担任雪尼时，次旺仁增的曾外祖父修建了建筑面积接近500平方米的顶云院。而此前这个家族的历史无法考证，也许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房名。

　　次旺仁增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顶云院的情况：两层楼，一共大约11个房间，包括顶云家和租户。他们几个孩子一共住两间，最大的地方还是院子。顶云家有三四个佣人，男女分开住在两个房间。其他房间当作厨房、仓库。最大的房间大约有50平方米，从中间隔开，一半用来供佛、一半用作客厅。

　　像许多贵族子弟一样，次旺仁增小时候也在“雪”里的私塾念书。不过，孩子们在家里没有专门的书房，就在经堂里读书。

　　相对而言，顶云家仍保持着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的一些邻居——  更低等级的贵族，往往家里没有存粮，每天早上去买糌粑，然后再去噶厦。当时，这个也被叫作“雪村”的地方，住着从三品到七品的各级官员，但更多的居民是为布达拉宫及噶厦服务的农奴。

　　俗官次仁多吉

　　次仁多吉的外祖父和父亲先后在1936年和1950年去世。和大多数一般贵族一样，次仁多吉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官职，然后毫无依靠地在庞大的官僚系统中开始漫长的奋斗。

　　他先在专门培养俗官的学校“孜康”学习。16岁时，成为一名相当于普通办事员的孜珠巴。1942年，年轻的次仁多吉担任了外县的税收官，一般讲，这个职位处于整个官僚系统的最末端，也许就是一个比办事员稍高的官职。

　　3年后，次仁多吉回到拉萨，在噶厦做了一个普通秘书。此后，他被外放到山南的沃卡地区担任六品宗本。又过了两年，即1951年，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到亚东，次仁多吉却因战备被派回拉萨，负责为军队核算军饷。从这时起，次仁多吉开始在军队中服务，并在藏军司令部中担任了相当于秘书的职务。

　　到1957年，次仁多吉被派往中尼边境地区的聂拉木担任“雪巴”，偏远的聂拉木在藏语中是“大象颈脖”的意思，一般被翻译为“地狱之路”。次仁多吉在这里担任了一个与宗本相当的官职，以五品官的身份负责地方税收。奋斗了15年后，出身并不卑微的他终于接近了一般贵族和高等贵族的分界点：四品官。

　　这一年，次仁多吉28岁，这在西藏的官僚系统中不算年轻。而另一方面，在噶厦这部巨大的机器中，充满了次仁多吉这样渴望在自己手中振兴家族的年轻贵族子弟。无论残酷的战争还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都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但幸运者毕竟是少数。

　　次仁多吉的幸运在于，他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却也平平安安。直到1959年，整个噶厦永远停止了运转，顶云家的人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顶云家的年轻人

　　叛乱发生时，次仁多吉的上司、一个汉人处长跟他说，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化，对贵族不会有影响，如果跟着闹事出了问题就倒霉了。后来统战部也给他写了封信，让他安心工作。一直到1960年5月，次仁多吉回到了日喀则，他被要求到政协学习了6个月。学习结束后，他要求回到拉萨。

　　次仁多吉被分配到参事室，6级干部，每月工资60多元。“文革”开始后，参事室的人员都分散到各自所属的居委会，此后大约10年时间，顶云家的继承者大多在学习和体力劳动中度过。

　　1977年，自治区档案馆找到政协，希望要一些懂得旧档案的人，次仁多吉就去了档案馆，后来定了个副研究员。

　　那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雪村的居民曾进行过两次搬迁。第一次是1989年布达拉维修，从宫墙内迁出了居民100多户；第二次是1994年建设布达拉宫广场，把宫墙外的300多户居民搬迁到了布达拉宫后面的雪新村。这一次，顶云家也搬了过去。

　　次仁多吉的7个孩子都分到了房子，就是现在雪新村的这一排院子。1964年，14岁的次旺仁增到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上学。加上“文革”回来“串联”，前后念书将近6年。回到西藏后，他在拉萨下边的一个县工作了18年，然后调到拉萨市审计局工作。其他兄弟姐妹也大多供职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邮电局、珠穆朗玛宾馆、老藏剧团、粮食局等等。

　　文章一开头招呼我们的那个戴宽边眼镜的年轻人格桑，是次旺仁增的外甥。他拿给一张名片，那是他的母亲，顶云家的第四个女儿。名片上的职务显示，她除了拥有自治区政协委员、青联委员这些身份，还是国家级演员。而格桑则是军区文工团的演员。

　　说话间，又进来两名和格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次旺仁增的儿子，一个在上市企业西藏天路公司，另一个在藏药厂当副厂长。当然，如果在噶厦的时代，他们要么就职于某个“勒空”，要么就可能在达赖喇嘛的寺庙中成为一名僧官，然后在成为噶伦的梦想中日复一日地奋斗。

　　我们的到来勾起了年轻人对于先辈故事的好奇。说起来他们都有些遗憾，档案馆中只记载大家族的故事，有关他们的爷爷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过，这些已经远去的传奇，在他们心里掀起的小小波澜转瞬即逝——  明天，他们自己的生活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