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杨东晓

　　同盟会成员于右任在1906年到1912年间，共创办过4份报纸。这些报纸在世时间最长的不过两年，最短的只 有48天，皆如流星划过混沌的清朝末年。报纸的命运，也像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命运一样，激越而多舛。

　　于右任24岁时还叫于伯循，诱人，那是他的字。当时是1903年，就在他思想最为活跃也日趋成熟的时期，突然 发生的诗集事件和照片事件，迫使他亡命上海。

　　爱自由如发妻

　　第一宗诗集事件，是一个可以载入印刷史的故事。于右任的好友孟益民，奉陕西学政衙门委派，从上海学习了印刷技 术，回到陕西三原。孟益民在官办的印刷厂当上厂长后，把他喜欢的于右任诗作，收集并且印刷了出来，从诗集取名《半哭半 笑楼诗草》来看，这该是时下于右任的心情，哭笑不得、啼笑皆非，少不得对清朝末世嬉笑怒骂冷嘲热讽。

　　而事实上，他的诗作也是这么写的，从小处看，他把清吏比作狗，《署中狗》一诗写道：“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 民脂与膏。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这首诗直接激怒的是他的父母官三原县令旗人德锐。从大处着眼，他在《杂 感》中的最后四行是：“信天行者妄，避天行者非。地球战场耳，物竞微乎微。嗟嗟老祖国，孤军入重围。谁作祈战死，冲开 血路飞。”可见他在为 “一不知创、一割不知痛”的古老祖国寻找出路，在麻木清廷的腐败统治中，出路就是“报仇侠儿志 ”和“仗义讨民贼。”

　　从《杂感》中可以看出，远在内地陕西的于右任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老祖国”的敌人不仅是腐败的朝廷，还有外侵 ，而且地球是一个物竞天择的战场，中国已被列强所包围，并且一刀一刀地分割。这种明确的认识，在当时的清朝举人中，是 非常敏锐的，而且也很罕见。

　　《于右任传》的作者许有成在他的书中认为，这些诗还是于右任亲自挑出来，认为不太过火的，才交给了孟益民去印 刷成册。过火的，还没敢拿出来。但即便如此，已经给他埋下了导火索。

　　第二件事，则可以载入中国早期影像史。三原有一个绰号董眼的青年，从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学成归来。董眼 学的是摄影术，并且开了个照相馆。

　　有一天，24岁的于右任来到董眼的照相馆，要求董眼给他拍一张能够存照言志的照片。于右任披散开自己的长发( 当时男子都是长辫子)，光着上身，右手还提着一把刀，摆出一副赤膊相拼的姿态。本来这番给自己励志的造型已经足够惊世 骇俗，再加上与于右任同来的同学又在照片上提了一幅对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同样开明的董眼，更加欣赏自 己拍摄的这幅“革命造反披头像”，一高兴加洗了不少，当成得意之作见人就送，终于有一张被“送”到了看过诗集的德锐县 令手中。

　　正当举人于右任到河南开封赶考的时候，德锐向同为满人的陕西总督升允报告说于右任是“革命党”，升允批捕于举 人后，于右任放弃了科考，秘密逃亡到已经给他带来过新鲜空气的大上海。

　　立志再造神州

　　于右任1904年春上逃往上海时，身上只有四个大洋，等费尽周折到上海以后，口袋里只剩下两块钱了。“即使是 跑到了上海，上海的报纸上也在刊登于右任逃跑的消息”，于右任研究者、于右任纪念馆馆长张应选说，“陕西泾阳同乡中， 吴仲祺的寓所成为于右任立锥的地方。”吴仲祺那位后来很著名的过继儿子、西洋文学家、中西比较文学家吴宓，这一年才1 0岁。

　　于右任在上海的最初两年，跟随马相伯创办了复旦公学，马相伯本来安排于右任一边做他的书记，一边在复旦教国文 ，同时要求他学习法文、多读些书、不要到处跑。但不久以后，马相伯就看出了于右任是有更大作为的人，不能只把他限制在 学校里。于右任尽管通缉在身，还是活跃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创办了中国公学、上海大学。于右任的中国公学中出了个胡适之 ，他任校长的上海大学里有教员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他参与的事业，以及他的交往，注定了于右任将有另一番事业。很 快，到了1906年，于右任越来越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办报使命。

　　这一年他与和他一同创办上海大学的邵力子东渡日本，听中国留日学生说《朝日新闻》、《读买新闻》办得很成功， 便直接上门去参观。10月，于右任在日本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孙中山，孙逸仙也早就得知于右任是因反清而逃亡上海。这见 会面后，于右任加入了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还在日本留学生中募集到3万多元股金，可以回上海办报了。

　　“一水茫茫判天壤，神州再造更何年”，报纸就用于右任这首《马关》中的“神州”二字，由状元张南通张謇题字。 张应选特意提到《神州日报》的纪元不用清帝的年号，从留下的报头照片上，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神州日报》的纪年用的是 “已酉四月初一日”这种天干地支纪年法。这份靠吸收社会游资办起来的报纸，生存了两年，却由于隔壁邻居广智书局失火而 差一点死于非命。一把大火把采编部门和报纸附带的印刷机械烧个精光，为了保证订户能看到当天的报纸，于右任就和擅长书 法的同仁，用手写新闻、用最传统的石印，如期出报。

　　退出《神州日报》后，于右任打算再办一份新报，1908年8月27日，他开始筹备《民呼日报》。

　　就在这时，他的父亲托人捎来了一封由人代写的家书，老人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见孩子一面。这是于右任逃出家乡4 年后，第一次返乡，还是偷偷摸摸地去，匆匆忙忙地回。

　　三份报纸，一种命运

　　-本刊记者／杨东晓

　　一张报纸的命运，就是一个时代的命运

　　吴仲祺是吴宓的嗣父，和于右任一样也是举人出身，他曾任陕西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带着财 产赋闲沪上。吴仲祺在上海的宅邸里经常接待陕西老乡，其中有商人，也有乡绅，还有像于右任这样的读书人。于右任就在身 上最后两块钱花光的时候，在大街上碰到了吴仲祺。因上海报纸上到处都是通缉令，所以吴仲祺都没敢喊他的名字，只叫他的 字“诱人”。

　　办份为民呼吁的报纸

　　吴宅几乎成了在沪陕西人的聚会场所，1909年于右任办《民呼日报》时，关于陕西灾情和地方政府腐败的报道， 就是来源于在吴家获得的各种各样真实的消息。

　　1909年秋天，上海多家报纸广告栏中都能看到《民呼日报》的广告。第一条就是办报宗旨：“本报实行大声疾呼 ，为民请命之宗旨。”

　　广告第二条表明该报不收官款，“故对于内政外交，皆力持正论，无所瞻徇”，真所谓不吃人不嘴软。而第四条也很 有意思，是说该报为了国民的世界观念，开辟了国际版。“于世界各国各港新发生之重要事件，专电译文，登载独多。”第十 条是，该报每天都会有精印图画一大张，而且是名家手绘，今天说来就是图文并茂，或者说，于右任在100年前，就已经开 始倡导读者“读图”了。

　　《民呼日报》终于在1909年3月26日创刊，总共生存了92天，却很快在读者心里位居魁首，于右任、戴季陶 的主笔风格是以批评时政见长，不仅得罪了官员，还连“作达宦之机关，为他人之奴隶”的报界同行都骂了，真是吃罪了不少 人。

　　1909年是甘陕大灾之年，经常出入吴宅的于右任从秦陇乡人那里掌握到很多灾情信息以及当地官员贪腐事实，乡 里已经饿得人吃人了，陕甘上下官员还在层层盘剥供自己挥霍。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以“革命党”的罪名下令抓捕于右任的陕 西总督升允，明知灾情愈演愈烈，却三年不报，于右任以《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在报纸上讨伐了升允。

　　《民呼日报》发起了募捐救灾活动，并把甘肃赈灾公所设在报社里，在得到14万大洋的赈灾款项后，报社通过救济 机构将捐款汇给了灾区。

　　升允却急了，5年来他一直想将于右任捉拿归案，却苦于案犯一直住在上海英租界。现在于右任又主动跳出来口诛笔 伐自己，他想到了利用“法律”武器来对付于右任。一纸“侵吞赈款”的策划递给了上海道台蔡乃煌。一时间，凡被《民呼日 报》得罪过的官宦势利集团“揭竿而起”，竟有14家指控《民呼日报》犯有诽谤罪。

　　“侵吞赈款”和“诽谤案”审了近一个月，过堂8次，于右任被拘押了25天，最后以报社自动关门换来了结案，罪 名也不了了之，于右任被逐出英租界。

　　《民吁日报》被日本人告倒

　　《民呼日报》停刊不久，在上海各报登出停业招盘启事，称要将机器生财，过盘给《民吁日报》，一切债务及债权也 同时过盘给《民吁日报》。

　　《民呼日报》这一招是极漂亮的，原班人马重新开班，两天后《民吁日报》的招商广告就登出来了，地址还是《民呼 日报》在望平街160号的社址。从招商广告上即可看出它承继了谁的衣钵：“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 讲求实学为宗旨。”

　　读者看待前后两份报纸，一般是从“呼吁”一词和两报的宗旨上来判断它们的姊妹报关系，于右任对于用“民吁”的 命名，在《如何写作社评》一文中写道：至“民吁”之名的由来，则以吁之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而 分析“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办《民吁日报》时，于右任因被逐出租界，所以不能再 亲自出面，他请范光启任社长，朱少屏为发行人。

　　在报社关门50天后的10月3日，《民吁日报》以关心民生和注重国际新闻的姿态出现在上海滩。这一年是190 9年，三岁的溥仪刚刚当上宣统皇帝。9月4日，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关于间岛问题的协议、有关东三省5个问题的协 定，清朝政府承认了日本政府在抚顺、烟台的采煤权；安春铁路沿线及“南满”铁路干线的矿务也由日本参与合办；同时，清 政府还承认了大石桥至营口铁路为“南满”铁路支线等。

　　在一个月内，《民吁日报》接连以《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买日货者看看》等文章，揭露日 本在中国东北进行的经济与战略性侵华。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极力地克制住恼怒，伺机寻衅报复。

　　机会很快就来了。

　　朝鲜人安重根在《远东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前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将乘东清铁路总局之专列，于25日下午1 1时从宽成子站(今长春火车站)出发前往哈尔滨，会见俄罗斯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他算了一下，伊藤博文应该是26日 上午9时以后到达哈尔滨。这天晚上他留下了“忿慨一去兮，必成目的鼠窃○○兮，岂肯比命。岂度至此兮，事势固然同胞同 胞兮，速成大业”的诗句，大有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其中“○○”代表伊藤。10月26日 早上安重根检查了勃朗宁手枪，混进候车室小卖铺里伺机行事。

　　安重根已经悄悄地移到检阅队伍近旁，伊藤随戈果甫佐夫检阅完毕时，离安重根大约只有5米。安重根朝正中间的日 本人开了三枪，为防检阅阵容有诈万一打错了人没打着伊藤博文，他又向中间这个人左右两边的日本人开了几枪，随后被捕。

　　中间这个被当场打死的，正是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

　　安重根在哈尔滨的义举，震惊了世界。最快的短讯是“伊藤博文今日在哈尔滨被一朝鲜人弹毙，刺客已被获”。日本 以及朝鲜亲日报刊痛骂安重根暴徒；欧洲媒体持中立态度；中国上海、天津和香港报章称赞安重根是爱国志士。《民吁日报》 社论认为“飞此一弹，抵万人之哭诉，千篇之谏书”，“10年前，日本巧取豪夺，破我陆师，歼我海军，如今日本之视我已 如俎上之肉，不快其口福不能自止。”

　　《民吁日报》在安重根刺伊藤博文后，掀起了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舆论热潮，社长范光启写道：“汉族不幸，清政失 纲，东夷乘衅，陵铄诸夏，惧将倾复国家，沦丧区宇，斯诚志士致命致节之日矣!”看到连日来越来越高涨的反日宣传，松冈 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以“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邦交”为由，向上海道台提出“强烈抗议”。

　　11月19日，《民吁日报》诞生48天就被查封，范光启被捕。精明的上海当局汲取了《民吁日报》借《民呼日报 》诞生的教训，判决“该报永远停止出版”，不允许再有人接盘。民间对于《民吁日报》被封反应更为激烈，有人将悼词贴到 报馆，夜半还有人“燃香烛痛哭”。

　　《民立报》大作国际新闻

　　遭此重创后，于右任在租界里几无藏身之地，租界外更不能容身，所以就东躲西藏地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1964年于右任去世后，他的朋友黄季陆回忆他的文章中，讲到当年于右任曾向他说起《民吁日报》被查封后那段 苦不堪言的经历，伤心不已：当时有位朋友为了给于右任找口吃的，偷了烧饼铺一只烧饼。书生盗窃一下子就被众人当场摁住 ，一顿暴打。打完了一问，书生说是为了救济更穷的朋友，老板看这个文人也不像撒谎，就送了他几个烧饼放走了。“当我们 二人在旅馆中享受这几个烧饼时，禁不住抱头痛哭起来。”

　　范光启获释后又与于右任商讨起要再办一份报纸，但这次因为已被判决不能再使用上次“移花接木”的手法。一年后 的1910年10月11日，上海滩上出现了又一份“民”字打头的新报纸《民立报》。社长于右任、总理范光启。

　　《民立报》关注整个国际社会和地区世态的发展，在西欧、中欧、南欧、东南亚、美洲和日本都聘任留学生为报社撰 稿。留学生通过电报把新闻稿发到上海，有一次，电报局来结算，一张口就是六百多大洋。这种高昂的外稿及电报花费经常把 报社财务搞得捉襟见肘，但是他们从来不欠外稿费。

　　《民立报》这种更贴近新闻源的国际稿件，引起了上海滩上其他报馆的关注，开始效仿并向他们购买国际新闻的内容 。

　　辛亥革命的机关报

　　《民立报》更积极地投身到反清的革命中，这一时期民间已有歌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辛亥革命 的总部就设在《民立报》社”，张应选说的这个总部，是1911年4月黄兴广州起义失败后，于7月31日在上海成立的同 盟会中部总部，武昌起义后，它是组织上海起义的机关。《民立报》就像机关报一样几乎独家报道了革命党的最新消息和各省 光复的通电和通告。

　　辛亥革命这年毛泽东18岁，也是《民立报》的读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1936年他在陕北与毛泽东的 一段谈话。毛泽东说自己在长沙上学时第一次看到了《民立报》(可见该报在全国发行之广)，“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刊” 、“《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毛泽东这样评价，他还向斯诺提起，主编这份报纸的于右任，后来成为国民党中 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对《民立报》颁发了“旌义状”。政府9个部 的总长和次长中，《民立报》成员几乎占了一半。于右任被孙中山提名为交通部次长。

　　交通次长分管路政、邮政、电政、航政，于右任在担任这个职务的4个月里，调低了电报费的价格。这应该与他办报 的经历有关，降低电报费用，不仅利于社会民用，而且各报馆对于国际新闻的使用将会更加广泛。

　　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于右任也辞了次长之职，回去办他的《民立报》了。《民立报》是于右任办过 的报纸中寿命最长的一份，为时近三年。“二次革命”时期，《民立报》因讨伐袁世凯被迫停刊，前后共出版了10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