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6000美元阶段的发展特征和演进趋势，以及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浙江经济在下一轮发展中可选择的 路径有：

　　推进技术产业化

　　从先发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教训看，如果不保持较高的制造业规模，会造成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并影响整体经济基础。 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的优级化，就会造成传统产业衰退而新兴产业难以为继。可以说，加大 技术研发，推进产业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

　　按照经济增长—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的划分，工业化发达阶段，也是经济发展从主要 依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时期，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之后，主要发达国 家注重发挥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表现出较强的自主创新性。一是研发投入明显加大。国际经验表明，研究与 开发经费(R&D)占GDP的比重在1%以下的，基本处于技术引进与应用层次，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在1%-2%之间具 有较强的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但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在2%以上则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美国、英国、德国在人均 GDP5000美元时，R&D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达到了2.47%、2.13%、2.33%，均呈现较强的自主创 新能力。2003年，R&D支出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29%，高收入国家为2.46%，其中，日本和韩国 最高，分别达到了3.15%和2.64%。二是研发成果明显增多。例如，美国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由1961-1 965年的46.32万件和27.54万件上升到1976-1980年的55.01万件和33.43万件。

　　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美国在这方面就有着沉痛的教训，由于美元的高估，使得美国传统制造业不断外移， 同时缺乏新产业支撑，最后造成美国的纺织工业、汽车工业等不断被日本为代表的后起国家超越，影响整个经济成长，70年 代美国经济处于滞胀阶段。而80年代中期后，里根政府采纳供应学派观点，以低税等政策来促进制造业发展。克林顿时代更 是重视对知识经济的支持。使得美国经济在90年代跃进到以IT产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时代，创造高增长低通胀的10年黄 金时代。

　　日本在50年代注重引进技术直接运用，60年代以后以消化吸收并创新发展为主，70年代则以自主研究开发为主 ，70年代初日本政府发表的《70年代展望》，提出产业结构知识集约型构想，把电子计算机、宇航等尖端技术领域为中心 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性产业发展。1950-1980年，日本共引进技术35990件，支付引进费116亿美元， 日本引进技术十分重视消化吸收，改进提高，形成了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改进提高—国产出口的典型模式。日本花在消化吸 收的费用为引进费的1/2左右。据日本《科技白皮书》统计测算，日本在60年代引进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 。据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分析，日本的技术发展对引进技术的依存度达30%。1955-1985年，日本研究开发经费年 均增长速度高达19.7%，高居世界之首，1968年，日本的县研究费用只相当于美国的11.2%。到80年代初，已 相当于美国的1/3，1984年，日本研究开发费用占GDP比重已达到2.6%，与美国的2.65%相差无几。大量引 进技术与加强自主研究开发，使日本的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突飞猛进。1996年，日本用于研究开发方面的经费占GDP的比 重为2.8%，高于美国的2.64%和德国的2.41%。1999年，日本的这一比重进一步提高到了3.13%。

　　50-80年代初,日本依靠工业立国与技术创新，在工业领域，从纺织到家电再到汽车工业，几乎都战胜了美国老 牌工业国。使日本这个资源缺乏的国家，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台湾也注重推进技术进步，发展策略性工业。为了配合工业升级计划，中国台湾采取一系列旨 在加速策略性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1986年，中国台湾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十年长程计划(1986-1995)》， 促进科技发展。在财经政策方面，主要做法包括：(1)拨出专款，设立贷款基金，分别指定由交通银行办理“发展策略性工 业及重要工业中长期低利贷款”，由中小企业银行办理“中小企业开发性计划低利贷款”；(2)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 密集型产业免征或减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和附加税；(3)放宽外汇管制，对投资海外高技术产业给予外汇资金融通的便利；(4 )增拨研究发展经费，鼓励高风险投资。

　　在技术辅导方面，主要做法包括：(1)颁布《鼓励民间企业开发新工业产品办法》，协助民间企业开发技术产品， 扩散研究成果；(2)强化专利制度与知识产权保护，辅导厂商自创品牌，提高产品质量，树立台湾产品的国际形象；(3) 实行转业训练，为企业培训发展技术性产业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4)设立“科技顾问组”、“工业技术研 究院”以及材料工业研究所、机械工业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指导企业进行技术产品开发，“强化研究发展基础，提高研发效率 和改善科技发展配合措施”。

　　在贸易政策方面，鼓励岛内厂商引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产品，并对高科技产品的输出入实施全面管制。列管的 高科技产品共9大类313项，包括高级材料、材料加工程序、感测器、电子类、计算机、电讯、航空以及航空电子、海事技 术、推进及运输系统等。列入管制清单的产品，台湾厂商在申请输出或输入时，必须遵循规定的申请程序。

　　在行销政策方面，有效运用岛内资源，辅导厂商在充分发挥产业制造优势的基础上，以渐进的方式加强对行销的投资 ，并规划将台湾厂商的制造能力从80分提高到90分，研展升级能力从50分提高到70分，行销能力从10分提高到40 分，促进技术型产业的行销与制造、研展等平衡发展。

　　1990年中国台湾研发经费为715亿元新台币，占GDP的比重为1.66%；2001年研发经费提高到20 50亿元，占GDP的比重上升至2.16%。

　　在政策措施上，中国台湾适当的政策导向和有效的配合措施，创造了适宜高科技工业发展与工业升级的政策环境。

　　韩国也在1990年出台了《战略部门技术开发计划》，推进主导产业的技术进步。

　　2008年浙江跨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同样也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如果这一阶段不注重技术进步，将面临传统 产业外移或被淘汰，而新产业难以为继的问题，经济将难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近年来，浙江政府与企业界开始重视创新发 展，并提出了“创新强省”战略，但我省研发经费支出比重仍然偏低，企业普遍存在轻研发重仿制的现象。2007年，浙江 研发经支出占GDP比重仅为1.52%，离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目标(2%以上)还有较大差距，不仅远低于韩国、台湾， 也低于江苏(1.67%)、上海(2.52%)，专利授权量虽居全国前列，但半数以上都是外观设计，发明专利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更少。未来阶段，如何将创新强省这一战略付诸实施，促使更多的企业主动推进技术创新、提 高技术创新的效率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建议浙江省尽快制定出台中长期技术改期规划。类似韩国《战略部门技术开发计划》(1990年)或台湾《 科学技术发展十年长程计划(1986-1995)》(1986年)、日本《70年代展望：产业结构知识集约型构想》(7 0年代初)。拟定具体的目标与方向与战略步骤。

　　(2)制定具体的技术产业发展政策。引导社会尤其是企业界重视技术研发，促进技术与产业结合。在制定政策中， 要注重吸收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注重战略的前瞻性与科学性。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的半导体产业。1976年日本通产省宣 布实施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几年后，日本几乎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半导体市场，80年代后上升为70%。90年代，美国 将信息技术产业的战略重点放在个人计算机和网络，而日本仍把大型计算机作为攻关目标。当美国英特尔公司放弃了存储器的 生产而专注于CPU生产的时候，日本东芝公司等仍在生产利润低、附加价值不高的存储器。结果2002年，日本6家电机 企业全面亏损。存储器生产曾经世界第一的东芝公司不得不退出这一行业。目前这些电机企业纷纷展开战略重组，加大个人电 子产品和软件服务的比重。

　　规范与引导跨境投资

　　开放能提高一国或地区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与国民福利提高。但如果开放的策略、步骤掌握不当，就可能未受其 利、先蒙其害。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为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开放的重要性。同样，日本、拉美等经济体在开放过程中也 有着一些沉痛的教训。

　　日本与韩国从工业化初期阶段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在建立轻工业基础后，推进重工业化革命，期间限制外来直接投资 ，注重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同时，鼓励本土企业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成本较低的资金，大量引进技术。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阶 段大多类似，但在对待外来直接投资的态度上，中国台湾远为积极。

　　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则有沉痛的教训。拉美多数国家都经历了70年代以前由外来企业控制重要行业，70年代后期国 有化兴起并驱逐外资、限制外来直接投资，而大量通过对外举债来推进发展。但由于大量债务被用于基础设施等非生产性项目 投入，以及对外资规模与结构管理不当，结果在80年代美元汇率高企、利率攀升的环境下，陷入国际债务危机。造成80年 代经济的停滞不前。比如，阿根廷1980年人均GDP已达到5665美元，此后发展遇到困难，到2004年，反而降为 3650美元。墨西哥、巴西等国也类似。

　　而8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在金融开放政策方面的失误，也带来了沉痛的教训。在80年代后期的日本和中国 台湾地区，都出现了随着经济发展国际资本加速流入资本市场，外国机构投资者在股指期货中的交易份额更显著，并且都在泡 沫破裂之前成功出逃，造成了股灾。股灾让国际游资洗劫了本土经济发展成果，并给经济运行带来了持久的负面影响。无论从 事前和事后看，外来间接投资在包括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以及东亚其他股市的动荡中扮演的角色，都相当负面。

　　另外，英国、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对外直接投资都快速增加，一方面 ，这些投资提高了资本收益，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投资的过快发展也会导致产业外移与经济空心化。80年代前 的日本企业依据比较优势模式，推进衰退产业的对外投资，促进了国际间的专业化分工合作，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与本国产业 转型升级，这种模式被誉为小岛清模式。而相对应的，美国的垄断优势对外投资模式，强调绝对领先的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 结果造成先进技术过快扩散，对外投资形成回镖效应，美国对外贸易疗养不断累积，产业竞争力下降。同样，90年代台湾对 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制造业大量转移，而本土企业缺乏核心技术，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

　　浙江在对外开放中，也要吸收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教训，根据浙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环境，制定科学的开放策略与 步骤。

　　一是继续加强引进省外与海外资本，但要有选择性地引进，主要挑选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联带效应大的项目进入。同 时，要关注产业安全，防止外来资本对本土民营企业的排斥，注意公平竞争，消除对本土企业的政策歧视。

　　二是在国家金融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适当利用国际资金来引进技术与技术人才，同时防范国际热钱与省外热钱的炒作 ，如炒楼炒地炒股等。防止过度的、全方位的金融开放。

　　三要适当限制浙商对省外与海外投资的盲目发展，要引导浙商依据相对优势模式进行投资布局，以防止产业过快转移 与制造业的空心化。

　　重视国内市场拓展

　　90年代中期以来，浙江经济大规模由内转外。1996年，浙江进出口贸易超过省际贸易。浙江从原来的省内加工 生产再主打国内市场的格局走向从省外进口大量原材料或半成品再加工生产出口的格局。这种格局下，浙江在省际贸易中出现 了大量逆差，而在国际贸易中积累了大量顺差。利用国际市场，使浙江在90年代中期以来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 时，浙江不少企业开始忽略了国内市场开发，忽略了产品品牌提升。一味以低价竞争来赢得国际市场，也使浙江成为我国受到 国外反倾销调查最多的省区。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与资源供给趋紧，浙江出口产品低价竞争难以为继，尤其是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全球经济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锐减，严重冲击浙江出口型企业，浙江与广东等地也成为受金融危机影 响最深重的地区。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浙江居民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社会游资充裕，但大量的民间资金没有投入实业， 也没有转变成消费增量来带动经济发展，而是在全国各地游走，寻求短线投资机会。在目前的宏观形势下，如何促进居民消费 ，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引导浙商提升品牌，开发国内中高端市场，带动民间资本创业投资，这对浙江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发展 有着积极的意义。

　　浙江在推进消费需求时，要避免一些国家的错误。日本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期望确立“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 目标，来避免经济滑落，但策略上发生错误，它没有通过改善工人劳动生产条件、提高大众消费购买力来进行，而是像以往那 样采取了“支持生产者”的政策，企业资本的积累并没有推动内需增长，内需主导型社会没有从根本上得以确立。目前浙江不 少企业出现经营生产困难，政府理所当然要为企业帮扶解困，但绝不能以牺牲工人福利来维持企业运转，没有工人福利的提升 ，企业的发展必定难以为继。而20世纪初，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通过大幅度提高员工收入，从而使员工买得起车，结果带动了 美国汽车行业与其他行业工人工资的上涨，从而促进了美国社会消费增长，拉动了美国经济高速增长。

　　保持出口稳定增长

　　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后，汇率往往会出现上升势头。当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汇率加速升值。汇率 升值是经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结果，同时，汇率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进口资源成本、提升居民福利。汇率的一定幅度内 上升，也能促进企业提升商品品质、调整生产结构，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但如果汇率升值速度过快或幅度过大，企业难以 承受，必然会殃及经济发展。80年代中期后的日本就是如此。1971年底至1985年期间日元兑美元平稳地从1：31 5升至1：200的水平，12年间每年升值5.2%，由于升值幅度在企业可承受范围内，反而促进了日本企业通过技术创 新与品牌战略，优化了产业结构，日本对外贸易反而出现了巨额的顺差，外汇储备飙升。1985年后日元急剧升值，日元出 现明显高估，结果日本的一般产品出口竞争力大减，对外直接投资大幅上升，制造业开始不断外移，日本经济出现空心化现象 。台币在80年代后期的大幅升值也影响了台湾制造业的稳定发展。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到2008年中，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上升幅度超过20%，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对部分出口企业形成冲击，但基本上能保持在可承受范围内，企业通过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升产品品质、增加产品附 加值，维持了出口的稳定增长。同时，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资源品大幅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从而使浙江出口贸易 能保持在年均20%以上的增幅。从未来看，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以及人民币的事实低估(与世行PPP比较)，人民币升值 仍是不可避免。但控制升值幅度与速度(年均升值幅度不宜超过5%)，以及最终稳定汇率的适当低估，仍是非常重要的。同 时，在人民币升值中，应辅之以税收手段，如分步小幅度调低企业反应强烈的增值税，以减轻本币升值的成本压力，就是可行 的策略。

　　推进产业组织优化

　　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马太效应明显，企业不断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更弱。这一阶段也是大企业迅速崛起的阶段 ，但同时也是大量小企业经常性破产的阶段。

　　企业实力的壮大、跨国公司的崛起是工业化发达阶段的突出特征。这一时期，企业规模持续扩大，大企业数量迅速增 加并发展成为跨国公司。企业实力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跨国公司迅速崛起与壮大，成为处于工业化发达阶段的国家的经济 实力的主要载体，带动了其经济繁荣与人均GDP的跨越式提升。

　　与大企业的崛起相对，不少小企业的倒闭在所难免。目前浙江已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一些大中企业将乘势发展成全 国性的大企业，甚至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但也会有不少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浙江不 少小企业集群或块状经济将趋于衰败。企业间的竞争力差距、规模差距、效益差距会越来越大。

　　大企业的崛起将会改变浙江的企业结构乃至于产业组织结构，能促进浙江企业的规模效益形成，推进浙江技术创新与 品牌提升，改变目前企业间竞争过度的现象，使企业从价格竞争走向差异化发展。但另一方面，不少小企业的消亡会影响产业 集群的发展，会拉大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与企业差距，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未雨筹缪，促进产业组织优化。

　　浙江产业组织的优化，应以产业竞争力提升为目标，要使浙江产业能在基本保持现有的产业集群外部效益的前提下， 同时取得规模效益。其关键在于促进大中小企业之间，通过资本联系(控股参股)、合资合作、战略联盟、关联交易、市场协 调、产品外包，形成稳定的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网络与中心卫星体系。

　　在此过程中，政府主要通过行业商会协会与企业沟通协调，避免对企业的过多干预。不宜经常性地以行政手段给大企 业差别性的优惠与扶持；在国家相关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寻求地方立法以保护中小企业的权益(如在政府采购中留出相当份额 给予中小企业，以法律惩治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权益侵犯等)；在目前环境下不宜过多强调创业，尤其是大学生创业。在工业 化发达阶段，企业数量、企业结构、企业效益将基本稳定，留给小企业尤其是创业者的市场空间极为有限。这一阶段政府的工 作重心将走向推进技术创新、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健全法制、扩大就业、建立统一公平的社会保障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