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华

　　以前不太能体会意大利导演费里尼说的一句话：梦境就是真实。但坐在《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的观众席中一场 又一场，在大陆巡回演出快要结束前的温州一站，忽然觉得舞台上一分一秒都是在验证这句话的意义：“真实”的“真”，原 来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们都太习惯，抑或太擅长把“真”的感受、想法，压抑在各种不被容许的欲望下。为了要对“ 真”的自己有所交代，我们学会以各种实在的“理由”(借口)来掩饰内心的虚弱。在这种情况下衍生的“理性”，更多时候 是出于实际需要，例如，不想受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困扰，不希望在困境前束手无策，“理性”便能扮演善待自己的角色：反正 再想只会添加烦恼，倒不如给千头万绪找个简单的归结方式，那就非一句“这都是我早知道的”莫属。“我没有被看过或听到 的东西触动”，言下之意，是“所见所闻没有发挥对我的影响”。把自己放在完全被动一方，俨如一个人的神经只是反射性的 ，不能主动寻找刺激自己的途径。

　　作为艺术家，费里尼的大笔一挥，往往是令人目眩神迷的斑斓色彩，而且那么信手拈来，也就容易使人在忙着看的同 时忘记了，表面上五光十色的画面，其实没有一幅不与残酷的现实挂钩。就以经典的《八又二分之一》为例，何尝不像是被囚 禁在监狱中的一个中年男子的自我惩罚——令他失去自由的，除了宗教的原罪，还有中产阶级价值观为他打造的社会形象，作 为男人而必须履行的所有职责。何其讽刺的是，他的角色又是理应不受俗世规条羁绊的“艺术家”。于是，我们看见他惨被“ 双重折磨”：作为导演，他捕捉不住镜头前的画面，但当他面对欲望——不，应该是说，愈不想看见他心底里的“酒池肉林” 时，狂想式的这些情景愈是在他眼前涌现。

　　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是部广被认为“看不懂”而驰名的电影。又因为“看不懂”，顺理成章地，它便成为“艺 术电影”的滥觞。虽然，艺术电影从来不该被贴上“欺负普罗大众”的标签，更不应该因为有此标签，便将不能光从表象来理 解的电影一致定义为艰涩难懂。像《八又二分之一》，曾几何时它被诟病的主因，乃“没有明显故事线，剧情不连贯，枝叶太 多太散漫”。但换个角度看，谁说那不正是它的有趣，可贵之处？(一)当大多数电影都不是那样，它就是提供不同经验的另 类选择；(二)“另类”者，就是不能用“这都是我早知道的”来消费的经验——光是看见表面(例如情节)，实不足以解释 整件事情的构成，逼使观者无法应用“实际”的态度界定它的意义。也就是说，当眼前一切不可用既有的、已知的理念加以阐 述时，可能引发莫名恐惧的一扇门已经打开。做了醒来后百思莫解的梦，一般人会呢喃“真搞不懂为何会做这样的梦”，而不 会说“原来我那么不认识自己”，便是因为前一句可教人“置身事外”，后一句却暴露了可怕的现实——光凭照镜便相信“看 见(懂)”自己，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否定。

　　看戏只是追求“看懂”，未尝不是一厢情愿的“照镜”——明知道镜中是块平面，但依旧会把某角度当成全部的自己 。只用被自己接受的角度来印证别人眼中的“我”，久而久之便发展成恶性循环：看来看去，一个人都只会看见表象，而当有 人把表象的构成问题放在他眼前时，他便会说：“这都是我早知道的”，以示他在实在的东西中看不见“虚”的部分(如自己 的心理)，又或认为在不过尔尔的表象中找不到可供发掘的东西。以这种方式来换取安全感的人，理论上是不会做梦的，即便 有做，也不会花时间在和梦的对话上。潜意识的本质就是把被压抑的欲望“释放”，而“释放”象征“危险”，便怪不得他会 以“这都是我早知道的”来回避它。

　　看着愈来愈多人对着由方程式生产出来的影像和文字大叫“感动”，我在想，是因为做梦本来就要经历真实的提炼， 而我们就是为了害怕经历这个过程，才拱手把做梦的权利交予他人设计、主宰？?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