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王全安导演的《团圆》作为柏林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满载美誉，并最终获得最佳编剧银熊奖，作为编剧之一的金娜特为 本刊撰写了编剧自述。

　　撰稿/金娜

　　《团圆》在柏林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没有想到很多记者都关心剧作。他们问我们是不是采访了很多当事人？试图去 了解别人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个原型给了剧作支持？事实上，原型是有的，但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后来我跟国外记者说，也 许你觉得奇怪，但我们确实不曾采访过任何一个当事人，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没有过。对我们来说，1949年，发生在中国大 陆上的故事涉及到百万人，《团圆》里的人物其实是这些渐趋模糊的人群的一个投射。电影中的老兵回来找妻子。那个时候， 回来找孩子、找母亲、找兄弟的什么人都有。我读了一些internet上的报道，有些细节可以说煽情得不得了，说什么 有个老兵带了一堆玩具给自己的儿子，尽管见面时，那个儿子都已经五十多岁了，当然这些细节我们都没有用。足见具体的经 验对于作品来说，更大的意义在于启示，并带领你进入人物所遭遇的情境中去，只要你进入了，人物便会按照自身的逻辑行进 。

　　特别是电影，这种在拍摄过程中充满变数的艺术形式，允许甚至期盼意外的出现，有时候几乎像是一种神赐。比方说 ，电影中扮演居委会主任的是我们的服装师，她第一次出镜，紧张得背了一上午的台词，实拍时，她还是把“愿天下亲人早日 团圆”，说成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话还没说完，她自知说错便笑了起来，我们却将此看作神来之笔，她的说错话破 解了饭局上的凝重气氛，又分外尴尬地点明了这对老人的关系，真是妙不可言，我们最后保留了这段戏，那只能说是神来之笔 了。而你若写了这句，她怕就背成了那句，不得不说很是奇妙。

　　当然更多时候还是仰赖于精心的设计。拍摄前，王全安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去小饭店吃饭，支着耳朵听上海人 说话聊天，最初一个字都听不懂，也颇有些迷茫，并似乎明白了这么多大导演在上海折戟沉沙的道理。但是上海话并非什么不 可逾越的大障碍，哪里的人都是人，先搞明白了人，搞明白了自己想要的电影类型，方言并非难题。

　　我们看过一些这种类型的电影通常会呈现的面貌，当时资金也不是大问题，要弄个横跨四五十年的史诗格局也不是不 可以，多线叙事、两套班子，年轻的 、年老的，弄得唯美、煽情皆可。最终，有一部电影让我们幡然顿悟，那就是米哈尔科 夫的《十二怒汉》。导演很坚定地跟我说，你去好好看看这部电影，我们的台词能有这么结实，经得起推敲就行了。这是一部 极其简单的电影，一个密闭的空间，十二个中老年男人，面对一个看似简单的案件，逐步翻开内心，抖搂出伤疤与痛楚。这部 电影让我们坚信，伟大的剧作就是一切，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可以通过电影实现，我们无需复杂的场景、空间、人物关系，在一 张桌子跟前，照样可以把中国人的饭桌哲学、家庭政治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中国人，民以食为天，一切解决是非的场合大都 在饭桌上，三个老人之间的艰辛谈判一点不逊色于当年的国共谈判。

　　家庭大战那场戏便是《十二怒汉》的启发版。一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起，面对母亲要离别的现实，艰难地开口了。这 场戏有几个层次。先是马晓晴向凌峰发难，结果引起了儿子的不满，两人将争执的焦点从母亲转移到了彼此关系的不和谐。此 时，二女儿登场，站在姐姐一边指责哥哥没有良心，矛盾焦点是哥哥曾经向家里拿过一笔钱，而那笔钱原来是姐姐的嫁妆。哥 哥愤然离开。陷入僵局，二女婿顺着钱的话题，抛出了补偿费的问题，却让夫妻两人无意中暴露了感情不合的内幕。原本期望 让子女站出来说话的老陆，最后绝望地请大家走开，他决定离婚。导演当时的要求是，这场戏必须每句台词都精准到位，每一 句都牵扯出一段痛史，让这个家庭的疮疤一层层揭开，至于是什么疮疤，他说你尽可以随意发挥。我思前想后，还是围绕着钱 展开了，只有这样才能最后抛出补偿费的问题。大女儿因感情不顺至今未婚，原因极有可能是失去了那笔陪嫁；儿子因经营失 败，始终未能偿还家庭债务，过得猥琐而憋屈；唯一貌似美满的二女儿有个经商的丈夫，却早知丈夫在外有女人——这是一切 吵架的规律，就是吵着吵着便忘记了初衷，即我们为了什么而吵架？吵架的可怕也在于它是最方便的伤害手段，一句话便能杀 到深处。正是这场戏让每个匆匆出场的角色有了立体性，这些子女在戏中变得更像是独立的个体，而非纯粹三位老人的陪衬， 更让电影变得丰满和厚实。这是一场大戏，人物进进出出，全靠台词的张力，推进剧情，让老陆从胸有成竹走向悲壮离婚。

　　至于悲欣交集则是更高的追求。这故事容易弄得悲情，容易变得煽情。王全安则在这方面把持了非常好的平衡。我们 在拍摄离婚的那场戏时，几乎所有人都笑晕了，那是一种仅属于王全安的幽默表达，如同他在《惊蛰》中让余男做爱前猛吃药 片的设计。生命的荒诞感和无常感，让西方观众也忍俊不禁。那是一种在制度面前的无力感，为了离婚，两人却终于成了合法 夫妻。所有的台词，一边是有些冰冷的程序啊、法律啊，一边是受惯了委屈的老陆急于办事时情真意切的求助，他甚至都不管 自己处在何等可怜的地位，还一心催促别人，快点，帮帮忙，一定要想办法今天就离成婚。这也是生命的奇妙，会在最后关口 给你意料外的收获。而所有的观众此时看到他们没有离成婚，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而最后凌峰又要献歌一曲的时候，在众多凌峰拿手的歌曲中，我们特地选了《毛毛雨》，然后让一场雨来打断他的演 唱，因为我们估计到了这会，已经没有观众想听他再唱歌了。事实上，柏林放映时，观众的反应跟我们设想的一模一样，他站 起身，说要唱歌，大家都皱眉叹气，稍有不耐烦，天下雨了，大家都笑了，松了一口气。这就是所谓的电影的节奏感吧。

　　歌曲是《团圆》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让三位老前辈唱什么歌还真是很费思量。只有周璇的《天涯歌女》是事先设计 好的必唱曲目，这一句“小妹妹唱歌郎奏琴”是送给那有爱情的前夫，而那一句“郎呀，患难之交恩情深”则是送给现任丈夫 的。这曲子在当年红极一时，又契合电影，是难得之选。而《香槟酒满场飞》则又是神来。那时候，我买了张三四十年代的上 海老歌的CD每天在现场放，本来是营造气场的，突然有一天放到了《香槟酒满场飞》，三位老演员都跟着哼了起来，眉目神 情如此年轻，我们立即决定就让这首歌成为两人初恋时的歌曲。这歌，他们三个都会唱，轻快而弥漫着当时上海浪漫又有些淫 靡的格调，“钗光鬓影，眉眼乱飞，让我今夜不能安睡”，谁都曾年轻过，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的歌曲呢？

　　电影的剧本创作跟小说创作还是很不同，这不是一个作家跟自己内心交战的记录，更像是跟一群具体对象的摩擦起电 ，事实上，正是在卢燕、凌峰、徐才根、马晓晴这些演员一一确定出演《团圆》的时候，《团圆》才不可思议地在一个星期中 从一页纸变成了一本台本，并在拍摄现场，根据环境和人物的状态不断深入调整。对我来说，我大概也是唯一一个居然在拍摄 现场架起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跟足全部拍摄过程的编剧吧，而且还是随时还在吹头发，化妆，准备上去吵架骂人的女演员。当 然我把这看作导演对我的一次很奢侈的塑造，当我坐在镜头前，才真的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剧作用胶片直接转化成了我的人 生经验，我既是这个故事的局外人，又是局内人。如同镜像的两面，真实性与虚拟性交相辉映，这实在是难以形容的美妙体会 。

　　每天我们都在修正打磨每一句台词，以至于演员后来根本就不再背台词了。其实这更是王全安的导演智慧，这让每一 次表演都保持着适当的生涩，维持着恰到好处的真实感。机器架着，灯光道具演员全部到位，我们总在最后一刹那才拿出一页 纸，用很坚定的表情面对困惑的演员，说：就是它了。这种身临其境的写作方式，让人每分钟都保持着一种压迫感，这一群人 再不是干枯的符号，她就是高贵美丽的卢燕老师，善良到让人心疼的徐才根老师，还有随时能来上一段的凌峰，沉默寡言但一 旦进入状态就来戏的马晓晴，还有茫茫然没怎么找到方向的莫小奇。他们的存在，让《团圆》在现场诞生的经历如此独一无二 ，不可复制。

　　电影筹备、拍摄时，我的小宝宝刚出生六个月，如今，他已经快两岁了。妈妈给他的纪念品是拿到了一个著名的奖座 ，于我，算对那段不能日夜看护他的日子有个交代，希望将来他看到这段文字，能原谅我，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