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聂日明

　　自2010年2月25日起，央行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距上次上调存款准备金 率不足一个月。尽管央行官员及央行下属研究机构的学者表示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不代表货币政策从紧，但吸纳流动性、缓解 通胀预期已经成为当前货币政策的重心，持续一年多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回归正常。反观财政政策，自2008年10月起， 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面启动了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旨在保证经济增长能够保持8%或者更高的增长速度。回 看2009年，这一目标已经达成，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何去何从？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原点，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什么？无疑是保经济增长以及调经济结构；前者是短期目标 ，后者是长期目标，其根本目的仍是保增长。但相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较慢，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长达成目标，主要 原因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出口增长的迅猛发展。事实上，由于出口增长迅速，国内呈现通胀压力，财政政策于2009年 7月以后已经出现从紧的迹象，政府不得不在投资等方面采用总量、环保等手段进行控制。

　　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潜力也极为有限，1 998年，中国尚未加入WTO，出口占GDP的比重仅为20%左右，但到现在，这一比重已接近50%，迅猛增长的出口 使得中国在欧美面临数目庞大的反倾销调查和产品安全危机，进而国外对中国的汇率政策等产生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这些问 题在当前已经成为决策层不可回避的现实。从一个大国的角度来看，长期靠出口、靠别人买中国的产品来维持国内经济增长， 不仅不切实际，还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否完全取决于国际经济周期。因此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内不在外，也就是要 启动内需。因此当前财政政策的走向，不管是退出还是转变，都取决于如何配合内需的启动。

　　扩大内需非一朝一夕之事。从居民结构来看，扩大内需可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是增加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包括增加 居民收入、完善居民社会保障等；其二是改变居民结构，通过城市化让更多的农民转成城市居民，可以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和消费潜力。对于前者，财政政策更应该致力于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和廉租房)，以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可以增加消费，同时进行更好的劳动保护，普通劳动者可以更多地分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消费自然随之提高。这是一 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进程。

　　而城市化对内需的拉动则更为显著，据估算，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约50%，按70%的城市化率目标计划，还 将转移3亿以上的农民进城，将极大地拉动基础建设、住房、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培训、餐饮娱乐等方面需求与供给。这一 部分需求如果可以充分地释放出来，也可以很好地吸纳因削减出口比重所带来的产能过剩。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当前的城市化 率数据中，有近2亿的农民工被统计在内，而事实上他们并未完全城市化，这主要是因为“离土不离乡”、户籍制度等方面的 限制，继而也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实际收入和消费能力。

　　从长远来看，城市化将是中国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除了制度上的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等障碍以外，城市的基础 建设、公共服务、产业结构等也有很大的不足。要保证城市化进程可以切实良好地推进，政府除了制度上给予引导以外，必须 辅以有力的财政政策支持，其核心是让城市里能更好更舒适地容纳更多的人。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有 退有进，退出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财政刺激，加大在国内消费与城市建设等方面的财政支持。就当前政策重心来看，首先 应该让当前城市里的农民工可以留在城里，通过完善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公共住房来解决农民工留下来的困难，其次调整产 业结构，转变制造业等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为服务业导向，并开办技能培训、职业教育，让农民工可以自食其力，有能力留下 来。(作者为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