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讯：“村委会没经费，连门都开不了。”冼业龙喃喃自语。自2008年当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以来，他已经连续三年在省人大会议上重复着这句话。村干部待遇过低、村委会运作困难的现实，让这位当了10来年村委会主任的人大代表顾不得别人耳朵已经起了老茧。

　　今年的情况却有些不同，有人将冼业龙的建议牢牢记在了心中。在1月30日召开的广东省人大会议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听完他的发言后，承诺“事不过三”，不会让他明年第四次提出同样的建议。

　　经费不足

　　25个村委会3个正常开门

　　离井坑村不过一公里处，是广东省阳春市春湾镇的另外一个村委会——山角村委会。年十二，整整一天，山角村委会的大门一直紧紧关闭。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记者寻访五个村委会，有四个没有正常开门。紧邻镇区的前进村委会，算是能够正常开门办公的村委会。不过，该村一名村干部谈及村委会办公经费，也连连摇头，他一边指着办公桌角的电话，一边说：“连电话费都交不起呀。”

　　冼业龙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春湾镇有25个村委会，能够正常开门办公的只有3个，“开门办公，需要交水费、电费。”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村干部大多有自己的“事业”，不可能老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呆着。

　　在粤西等落后地区，村委会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已成常态。在多年的下乡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些村委会只是早上上班，下午则人去楼空；有些村委会则不定期开门办公，公章随着村干部走，村民如果有事要办，要先找到这名村干部才行。

　　有着2937人的井坑村，分为18个村民小组，每年的办公经费在6000元左右，这笔资金要靠自己筹集。一般情况下，除了该项开支之外，井坑村需要举行4至5次的村民小组长会议，开两次党员大会，仅发放误工补贴，前者每次需要花费300元，后者每次要750元。井坑村的18个小组长的工资也由村委会发放，实行每天每人1元的标准，即每年6000多元。

　　倘若遇上换届选举年份，村委会的年支出则要翻番。每次选举，井坑村需要花费2万元左右，用以印制选票、选举动员、发放误工补贴等。这项支出由5名村干部垫支，“你掏五千，我出三千”地凑齐。

　　为了寻找经费，没有集体经济收入的井坑村委会每年都发动“一事一议”，每位村民出资10元。按照规定，“一事一议”的经费其实应该用以兴办集体公益事业，但冼业龙坦承，其中的部分经费不得不用以弥补村委会的开支。除此之外，村委会还要发动外出乡贤捐资。

　　在冼业龙看来，小组的日子过得比村委会好，小组有公益生态林补助金，而村委会一无地二无林，既没有卖地收入，也没有上级补助。

　　他不禁怀念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日子，那时，村委会负责收齐农民缴纳的“三提五统”，可以获得上级给予的1%的手续费，村中每屠宰一头猪，还需要上缴村委会两毛钱。如今，这些归于村委会的收入都成“昨日黄花”。

　　待遇过低

　　村干部兼业成常态

　　春湾镇是粤西著名的商贸重镇，其繁华程度在阳春仅次于市区春城镇，一到夜晚，沿街的霓虹灯便映亮天空，凌晨三点，还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在吃夜宵。酒肆歌坊的高消费，让一个月工资530元的冼业龙望而却步。

　　这530元工资中，有350元是阳春市财政划拨，而剩下的180元，由省级财政划拨，每村仅有村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才能享受。换句话说，一般村干部每个月只有350元的收入。按照规定，上级每个月会划拨每人50元的计生奖给村干部，但前提是完成每个月的计生任务，一旦出现诸如妇女未在规定时间上环等问题，便要在计生奖中扣除相应奖金，实际上，村干部每个月能够拿到的计生奖，一般在20多块。

　　工资低还不算，最让冼业龙感到难过的是，一些长期担任村干部的人员，一旦离开工作岗位，便跟普通农民无异，他们没有养老保险，没有退休金。

　　在这种情况下，村委干部兼业成为常态，比如，在当村委主任的早期冼业龙自己开矿增收，现在则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厂；其他四名村干部，都在种植绿化树。

　　“待遇低影响了村干部工作积极性。”冼业龙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一些村干部则得过且过，有的干脆撂下工作，跑出去打工，“连我都不想干了。”

　　据悉，广东全省19514个行政村中，有3409个是贫困村(村集体经济收入3万元以下)，占村委总数的17.5%，这些贫困村普遍运作艰难。而这些村的村干部工资普遍在350元左右，与当前消费水平相差甚大。

　　人大建言

　　汪洋表态解决问题

　　2009年，阳春施行村账镇管，村委会每一笔支出和收入，都需要经过镇财政所结算中心审核。这让冼业龙觉得村委的活动空间大为紧缩。

　　作为省人大代表，冼业龙调研后发现，村委运作困难、村干部待遇过低在粤西地区是常态。为此，自从当选省人大代表的第一年——2008年，他便在省人大会议上发言，呼吁改善村干部待遇、下拨村委干部经费，以维护农村基层组织稳定。在他看来，村委干部月收入应该在800多块，应当有养老保险，应当由省政府统一给落后地区村委会下拨行政经费。

　　第一年，没有回音，第二年，应者寥寥。2010年1月30日，冼业龙第三次坐在了广东省人大会议的讨论席中，阳江组的各路领导一直“霸”着话筒，这让冼业龙感到，今年提出同样建议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恰在此时，汪洋来到了阳江组的会场，看过代表名单后，他点名要来自基层的冼业龙发言：“你是村党支部书记，你到省里开会，有群众托你反映意见吗？”

　　全场目光刷地投向冼业龙，他紧张地挺起身，不停翻动讲稿。“你不用念稿子，别紧张。”汪洋叮嘱道。冼业龙将他关注的问题讲述了一遍，并“抱怨”这已是第三次提同样建议。

　　“事不过三。”汪洋书记很干脆地回答冼业龙，并指出他的建议很实在。

　　“我想，有汪书记的表态，村干部待遇低和村委运作困难的问题，应当可以得到解决吧。”回想当时的场景，冼业龙心中充满了希望。

　　“更苦的是农民啊。”不过，也有一些井坑村村民认为村委会喊穷没什么道理。而春湾镇一位镇干部则认为，镇干部待遇也比较低，领着一个月8、9百块工资的人大有人在，如果村委会干部待遇提高了，那么，“镇干部的待遇是不是也要相应提高呢？”

　　全国人大代表同感

　　村干部待遇标准难定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五华县华城镇湖田村党支部书记赖秀华对这些问题感同身受。在去年全国人代会上，她便提出了关于提高村干部待遇的建议。

　　她认为，村委会的运作状况，主要受制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珠三角地区的村委会，不会有运作困难烦恼；只是在粤东、粤西和粤北等落后地区，缺少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委会，才会出现“开不了门”的现象。一般而言，人数在2000人左右的村庄，省财政每年应当下拨一万元左右的办公经费。至于落后地区村干部的待遇，她认为标准不好确定，“村干部工作实在太辛苦了，一千块我也不觉得多。”(来源：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