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周华平 北京报道

　　“我主张设立酒后驾车罪。”作为法学专家，谢勇对此问题，一直在关注和思考。“醉驾行为裁判之争，难就难在如何判断主观罪与客观危害之间的关系。”

　　“明知开车不能喝酒、喝酒不能开车，否则可能酿成大祸，仍然执意为之——果然导致惨祸，对这后果，行为人虽不是直接故意，但毫无疑问已构成间接故意。”

　　“将醉驾行为从交通肇事罪中移出来，单独创设刑事责任。”谢勇主张。醉酒驾车为《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但现实中这种现象司空见惯。他分析，原来之所以把醉驾列为过失犯罪，是因为当时车子很少，一般是机关和少数人拥有，并配有专职司机，醉驾引发的车祸也少，人们没强烈意识到醉驾危害的严重程度和紧迫感。“醉驾不像其他刑事犯罪，没出事前，行为人并没有罪恶感，一旦出事也只认为是偶然发生的惨剧。”

　　随着经济发展，车辆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出行日常工具，且大多不是专职司机。因此醉驾频现，开始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太普遍了，法不责众。”这个观念让很多人明知醉驾危害却依然为之。

　　去年，公安部抓醉驾的全国统一行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度，突破了“法不责众”这个心理障碍，无论是行政管理方还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对醉驾行为都有了新的认识。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行政部门花了很大力气抓醉驾，但有关案件移交法院后，一些司法判决结果却让人不满意，对醉驾者也无大警醒。”

　　究其原因，是因为适用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将醉驾列为过失犯罪，已不足以遏制醉驾对社会公众利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法律必须要跟进，醉驾量刑已非‘交通肇事’”可以解决。

　　醉驾定罪方式还需良方

　　如何弥补？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判定——孙伟铭被判死刑。但在以此罪判定时，往往难以形成共识。

　　谢勇透露，上个世纪90年代，某地曾发生一次工会主席醉驾，该人连撞死三个人，还来到理发店享受按摩，被抓后还不知所措。当地司法部门在处理时，便按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死刑，但到上一级法院审理时就改判了。

　　“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量刑，同样弹性过大，在处罚上表现得畸轻畸重。同样是醉驾杀人的吴凯被判7年，湖北荆门掇刀区交通局原副局长周华酒后驾车撞死一人后逃逸，却只被判3年……”因此，谢勇认为，寄望于公共安全罪来解决醉驾行为的量刑平衡问题，恐怕并不是良方，而仅仅是一种权衡之计。

　　酒驾在生活中危害越来越大

　　“醉驾，该诅咒的是行为本身。”谢勇认为，定罪也要从行为开始。交通肇事罪从犯罪形态看属“结果犯”，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就不构成犯罪。

　　但酒后驾车行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危害越来越大，因为驾车人越来越普遍、道路交通的密度越来越大，酒后驾车几近于向人群胡乱发射的子弹，仍然用“过失”来评价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依结果来判定其行为的法律责任属性，明显已不能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在这里对社会构成危害的是酒后驾车行为本身，而对于这一行为，当事人是故意而为之，是典型故意犯罪。故意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立法者在创设刑事责任时，应当按照故意犯罪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规定不同等级的刑罚，上限至死刑。“当然鉴于酒后驾车行为情形千差万别，后果也很不相同，可规定，酒后驾车行为情节恶劣(包括行为表现及其后果)才构成犯罪。”

　　秦希燕：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

　　本报北京讯昨天，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府参事、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称，他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增设危险驾驶罪，加大对酒后驾驶的打击力度，有效遏制酒后驾驶行为。

　　秦希燕说，“当前，各地在对酒后驾驶造成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追究刑事责任时，‘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的现象时有发生，法律责任过轻、法律适用不统一、法律规定不完善，是追究酒后驾驶法律责任存在的三大主要问题。”秦希燕认为，同类案件，不同地方，分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交通肇事罪进行审理和判决，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秦希燕称，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过失犯罪往往要达到法定的“损害结果”才可定罪判刑。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造成我国刑法典中对酒后驾驶如何给予惩罚的立法属于空白，处于盲点。对酒后驾驶机动车辆未造成重大损害结果的，仍未列入刑法处罚的范围。

　　秦希燕说，就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年9月8日对孙伟铭案二审改判无期徒刑的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统一了裁判标准，规定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发生，造成重大伤亡的，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但酒后驾驶大都是间接故意犯罪，主观恶意性小，人身危害性不是很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酒后驾驶的刑事责任，容易引发争议，也难以让人信服。

　　秦希燕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的刑法威慑力有限，仅处罚“结果犯”；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酒后驾驶犯罪案件不具有针对性。完善针对酒后驾驶行为的刑法立法，应当考虑增设危险驾驶罪，以调整和打击酒后驾驶违法犯罪行为。

　　同时，加大对酒后驾驶的刑事处罚。酒后驾驶危害性极大，应当规定凡是醉酒驾驶机动车辆、船舶等交通工具，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而不以酒后驾驶是否造成重大伤亡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记者李柯夫 周华平

　　相关建议

　　胡旭晟：“醉驾入罪”最快也要明年

　　本报北京讯昨天，在湘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导胡旭晟说，由于法院对几起醉驾致人死亡案件的审理适用法律条款不同，导致审理结果出现天壤之别，但从适应法律来看，并不能说司法不公。

　　去年，醉驾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时，胡旭晟正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他说，当时最高检也关注到社会各界对判决的异议，并认真研究了相关法院的判决情况，认为相关法院的判决基本是符合事实，也是合法的。

　　“关于醉酒驾车的量刑问题以及涉及的罪名，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胡旭晟说，去年公安部门开展打击酒后驾车专项行动以来，成效显著，但公安部门也普遍感觉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支持，有关工作开展比较困难。因此，公安部门也迫切希望能有一个更明确的法律指导这一工作。

　　“为了维持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全国人大对刑法的修改非常慎重，要做大量的调查和调研工作。”胡旭晟说，虽然民间和上层要求修改相关条款的呼声都很高，但刑法一般两年修改一次，如非特殊情况，预计要再修改最快也要到明年，“而且究竟如何搞没有一个定论”。

　　记者李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