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吕东浩 雷新

　　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年轻人，目前他们在外出打工的1.5亿人农民工里占到60%以上，大约1亿人。由新生代农民工而引发的种种问题，引起了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社科界委员的关注。就此，记者与王名、李冬妮、张倩红委员进行了一番长谈。

　　新生代农民工加剧“民工荒”？

　　农民工结构正在或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相比，学历更高、视野更宽、个性更强。

　　去年年初，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作为“来料加工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地区，最早受到冲击，因无法获得订单，大量企业破产倒闭，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失去工作。突如其来的“民工慌”不但“慌”了农民工，甚至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进入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纷至沓来的订单又让企业遭遇了“招工难”，珠三角地区99%的企业缺工严重。年初与年尾相比，当地劳动力市场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有人说，从“民工慌”到“民工荒”，与农民工结构正在或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不无关系。这一说法得到了王名委员的认同。王名认为，目前新求职人群以80后、90后的农村新青年居多，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其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相比，学历更高、视野更宽、个性更强，除工资薪酬外，他们还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要求的工作质素往往更高，同时也更不愿吃苦，而这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必然令“民工荒”问题更加恶化。或许，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如果要在工厂拿到1800元月薪，每天至少要加班3小时；而在专卖店做营业员，只需要每天上班8个小时就获得相等工资，而且工作环境更好。”今年20岁的四川姑娘黄仪容，她父亲90年代曾在东莞一间运输公司工作8年，她亦于前年起到广东打工，属于典型的“农民工二代”，其言其行，颇有代表性。

　　帮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夹心层”

　　故乡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越来越远，这令许多处于城市和农村边缘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所适从。

　　到今年，李冬妮委员已是第三次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交提案。她认为，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农民工二代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作为城市中一个特别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呈现出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特征。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大部分跟父辈一样还是农民身份，只有少数人转为城市户口。他们手上没有务农留下的老茧，不会农活，不适应农村生活；他们有着扎根城市的梦想，但收入偏低，技能缺乏，难以在城市安家。对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虽然他们的故乡依然是农村，但这个故乡在自己精神世界里越来越远，只停留在逢年过节的探亲之中，实际上一直处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的“夾层”。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这令许多处于城市和农村边缘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所适从。

　　张倩红委员则表示，消除因城乡、阶层等因素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重要。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成长环境有很大差异，导致精神、心理以及行为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别。为此，在有的城市还曾出现原居民不接纳甚至歧视农民工等现象，这个“隔膜”不消除，势必影响“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眼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的不仅仅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城市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问题同样是亟待消除的困惑。

　　给新生代农民工以制度关怀

　　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的门槛和成本，使他们能够尽快融入城市。

　　在夹杂着梦想与困惑的“要‘饭碗’更要发展，给我前途给我归属“的呼唤声中，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全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业观等，无疑为社会提出了一道全新的命题。委员们认为，能否解决好这个庞大群体的长期出路将是一件决定国家未来的大事。农民工二代问题比农民工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朝一夕。这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其中首要的，是要给新生代农民工以制度关怀，构建起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就业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设身处地地解决他们面临的主要困难，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的门槛和成本，使他们能够尽快融入城市。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真正体现出权利的进步，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