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淑君

　　刘树成简介：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多次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工作。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是面临的形势极其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今年的形势到底复杂在什么地方？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势下，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机遇几何？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刘树成为我们做出了详尽解读。

　　世界经济的整体恢复进程缓慢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入的今天，世界上各个经济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从这个角度看，温总理所讲的形势极其复杂，和当前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缓慢且不确定因素居多应该是重要的背景吧。

　　刘树成：这是主要因素。当前，世界经济有实现恢复性增长趋势，但是其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由于发达国家的复苏还没有恢复到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中短期内失业率仍将居高不下。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原有的过度负债消费模式受到巨大冲击，面临深度调整，加之失业率居高难下，致使私人消费依然疲软，又使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可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 

　　记者：我们看到，世界经济的复苏主要是依托各国政府超常的强力政策的刺激。各国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现在，他们也面临着退出抉择的艰难。您认为，这份艰难，难在哪里？

　　刘树成：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纷纷出台的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重要作用。但这些巨额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却遇到了“三维”难题。其一，如果过早退出，收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复苏的夭折，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最近，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债台高筑的希腊政府，刚刚出台了削减社会保障、裁员减薪、增加税收等一系列财政紧缩措施之后，就爆发了数千抗议者的示威游行。公众担心，政府的财政紧缩措施可能导致失业率大增和工薪待遇降低。其二，如果过晚退出，有可能诱发政府债务危机、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风险。各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使市场流动性大量增加，有可能导致石油、原材料等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震荡走高和剧烈波动。其三，如果各国在退出的时机和力度上不一致，又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国际套利，加剧国际投机资本的游动，引发国际资本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剧烈波动。这使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难度加大。这就延缓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恢复进程。

　　记者：现在国际上有舆论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会令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有所变化，因此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发生逆转，或面临停滞，甚或崩溃终结。对此，您怎样看？

　　刘树成：经济全球化，即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必然结果，其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但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急剧升温。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国内就业问题，迫于国内政治和经济等压力，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给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造成巨大威胁。

　　更加周密地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

　　记者：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3个季度回升，工业生产已连续10个月回升，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您怎样看待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前景？

　　刘树成：总的看，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环境也具有“两面”或“双向”特点，即有利条件和突出矛盾同时并存，表明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决不能把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等同于经济运行的根本好转。因为经济的回升主要是依靠政府实施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等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而社会投资意愿尚未明显跟进，居民消费后劲亦感不足，进一步扩大内需难度加大，而外需的萎缩和低迷状态又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记者：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及时、果断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一揽子计划，有效扩大了内需，并与扩大居民消费、改善民生相结合，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相信这些政策的效应将会继续显现。

　　刘树成：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政策在发挥良性效应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财政金融风险。2009年，货币信贷超常增长，人民币新增贷款高达9.6万亿元，是上年的两倍，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和滞后的消费物价上涨产生了很大压力。以银行为主渠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发展，潜伏的财政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记者：您认为，影响今年经济发展前景的因素还有哪些？

　　刘树成：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粮食连续丰收和农民收入提高，但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不稳固。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任务还很艰巨。所以，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努力化解矛盾，更加周密地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宏观调控要把解决短、中、长期问题相结合

　　记者：温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为8%左右。这是自2005年以来连续第六年提出8%的目标了。这几年经济运行条件并不相同，政府却制定了同一个目标，这里有怎样的内涵呢？

　　刘树成：虽然近六年来每年都提出8%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但其含义是有所不同的。在前四年提出8%，主要含义是在经济加速增长中“防过热”、“防大起”；去年提出8%，主要含义是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保增长”、“防大落”；而今年提出8%，主要含义是“调结构”、“转方式”，即主要是强调好字当头，切实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上来。

　　记者：记得上次采访您时，您曾表示，我们可将8%—12%这一区间视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有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即下限为8%，上限为12%，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为9.8%。以您的计算为参照的话，8%的目标会不会有些保守？

　　刘树成：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当我们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后，一定要考虑三大因素的变化——一是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处于萎缩和低靡状态。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虽然不会改变，但全球的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将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也明显加剧。二是资源、能源、环境等约束不断强化。三是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在新一轮经济周期，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上限可下调2个百分点，即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可把握为9%。

　　记者：这个增长区间对宏观调控有什么要求？

　　刘树成：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10%时，就要实行适度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处于8%—10%的区间时，可实行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提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这三者在宏观调控中如何体现？

　　刘树成：这就要求在宏观调控中要把解决短、中、长期问题相结合。所谓解决短期问题，就是要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一定的政策力度，巩固经济企稳向好的势头，以保持好当前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所谓解决中期问题，就是要管理好通胀预期。仅从短期看，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不会上涨得太高。但需要注意的是，价格的上涨是货币信贷超常增长和经济过快增长的滞后结果。特别是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加速上升的惯性。在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在固定资产投资与产品生产之间，在经济扩张与物价上涨之间，均具有连锁扩散效应或累积放大效应。由此，容易使经济增长面临从“回升”到“偏快”、再到“过热”的风险，而使物价面临从“紧缩”到“温和上涨”、再到通货膨胀的风险。因此，通货膨胀是一个动态的、中期的过程，要防止通货膨胀就要提前管理好通胀预期，即提前管理好货币信贷发行和提前把握好经济增长速度。而若等到严重通货膨胀来临之后再去治理，付出的代价就要很大了。

　　所谓解决长期问题，就是要对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不均衡，产业间的不协调，城乡及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不均衡等，继续努力调整，对长期存在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继续加快转变，对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继续进行改革，均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以不断夯实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