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中国改革“智囊”，新著《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探照”改革前路。

　　他身居海南，9年前就提出了如今大热的“国际旅游岛”概念；他关注广东，近年来为广东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转型，时常建言献策。

　　前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人民大会堂欣然接受了南方日报的专访，畅谈中国第二次改革中的“广东定位”。

　　前30年，我们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现在要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切好蛋糕。

　　广东不必太在意这三五年GDP的排名，而更应看重中长期发展，看重调结构、促转型的实际进程。为了促转变，适当牺牲一点速度是可以接受的。

　　———迟福林

　　谈“第二次改革”

　　凝聚共识：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南方日报：您提出的“第二次改革”，引起广泛关注。为什么是“第二次改革”？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迟福林：过去3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重启了现代化的进程，成功地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正由“生存型”阶段全面步入“发展型”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要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

　　在利益格局形成和利益主体分化的情况下，如何寻找新的改革共识？我认为，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是改革的目标。前30年，我们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现在要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切好蛋糕。

　　“第二次改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二是通过社会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实现社会公共需求的转型。三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实现政府的转型。

　　南方日报：改革怎么改？重点是什么？

　　迟福林：“第二次改革”有五方面的转型与变革：

　　一是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变革。随着我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增长是必然选择，要推动我国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到消费主导。

　　二是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成为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未来5—10年正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

　　三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以前是私人产品短缺的矛盾突出，现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公共产品短缺矛盾突出，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达到5%，未来10年左右投入15万亿元左右。

　　四是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我国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环境产权制度改革。

　　五是政府转型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

　　评广东战危机保增长调结构两手抓有示范作用

　　南方日报：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现在面临众多挑战。您这两年常到广东，对广东的改革有何评价？

　　迟福林：广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年多来，有不少举措走在全国前面，有示范性作用。其中有几个亮点，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广东经济外向度高，面对金融海啸冲击，外贸、就业形势严峻，但广东非常清醒，一手抓保增长，一手抓调结构。去年汪洋书记提出“三促进一保持”，毫不动摇抓产业与人口双转移，成效显著。这对全国有示范和推动作用，广东应该进一步总结经验。

　　第二，广东着眼长远，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受广东省委托，参与了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的前期研究和决策咨询。原来广东有关部门对我说只有5000亿元的预算，后来我们的方案做到了8000亿元，没想到最后汪洋书记拍板，广东10年投入2.5万亿元用于提供公共产品！这是大眼光、大手笔！目前全国也准备制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案，整体投入预计有16万亿—20万亿元。广东的做法和投入都走在了全国前列。

　　第三，广东坚持解放思想，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比如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又如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把区一级变成派出机构，这些探索都为全国积累了经验。

　　谈广东改革政府要主动改革，勇于改到自己头上

　　南方日报：广东是改革前沿，历史上曾经给兄弟省市提供了不少改革经验，但有人说，这些年来似乎这种经验越来越少。汪洋书记一到广东工作，就提出继续解放思想，要有改革开放初期“拓荒牛们”那种勇气和锐气，切中改革30多年的“钝化”效应。您认为，广东进一步抓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

　　迟福林：30年前，广东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省份，不改革没有希望，没有出路。所以杀出了一条血路。今天，这句话依然适用。不改革，就没有发展，没有生机，没有前途。广东不能满足于现状。现在社会需求结构和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都在发生变化，政府要放开胸襟，主动改革，勇于改到自己头上。

　　南方日报：在第二次改革，广东应该如何定位？

　　迟福林：我认为，广东应该做好几篇文章。

　　一是调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广东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现代金融。这两年已奠定了基础，但还要继续努力。

　　二是在城市群建设中加快推进城市化。目前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群格局已经形成，但还需要提升水平。

　　三是发展低碳经济。

　　四是扩大开放，加强与香港、泛珠地区、东盟地区的合作，扩展发展空间。要抓紧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机遇期，建立基地。

　　五是解放思想，加快改革。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激活社会活力。

　　南方日报：您觉得难点和关键在哪？

　　迟福林：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政府转型从2003年SARS危机提出到现在，应当说有所进展，但还需要有所突破。

　　当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仍很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非常明显，甚至在反危机中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需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体制，政府不应当也不需要继续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和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

　　由发展主义政府向公共服务的政府转型，必然成为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推动力，由此终结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自觉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广东应该在这些方面大胆改革，为全国探路。

　　谈区域竞争不必太在意GDP排名，应看重中长期发展

　　南方日报：中国的经济版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长三角、环渤海对珠三角的压力很大。今年初，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广东被兄弟省份赶超压力越来越大。你怎样看待这种压力？

　　迟福林：GDP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不能只看GDP,更要看综合实力。广东不必太在意这三五年GDP的排名，而更应看重中长期发展，看重调结构、促转型的实际进程。为了促转变，适当牺牲一点速度是可以接受的。

　　南方日报：您对广东的下一个30年，有何期待？

　　迟福林：我相信，未来30年，广东仍是中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继续为全国起示范、推动作用。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陈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