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李忠将、何雨欣)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在审议两高报告时说，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除制度作为一项探索性实践，从挽救瓮安事件违法青少年实践中显示了较好的社会效果。瓮安“6·28”事件中，贵州政法机关对违法青少年实施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消除工作，激发了100多名违法青少年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9名违法青少年考上大学，走上人生正轨。

　　“依法从宽、回归社会”

　　15岁的小庆因参与瓮安事件被送进少年教养所教养后，问妈妈：“我还能不能再去上学？”泪流满面的妈妈说：“孩子，这大概不可能了，毕竟你犯下了那么大的错误。”

　　直到这位母亲接到县教育局的电话通知：孩子能重返校园。“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爱和宽容帮助迷途的孩子找到方向。”她说。

　　2008年6月28日，因群众质疑瓮安县三中初二年级女学生李树芬非正常死亡原因，瓮安县引发上万人参与的恶性群体性事件，其中有中、小学生172名。

　　崔亚东说，针对大量青少年参与瓮安事件打砸抢烧的情况，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提出：“宽严相济、体现政策、着眼未来、教育挽救、建立机制、形成合力，做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处理原则。贵州省政法委以“依法从宽、回归社会、实施帮教”的处理方式，让瓮安事件违法青少年回归社会、重返校园，建立了党委政府领导，政法、综治、教育单位牵头和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帮教体系，展开干部、社区、老师、同学、家庭共同参与的“无缝化”帮教行动。

　　“绝不让这些孩子背上历史包袱”

　　参与瓮安事件后，晓军被安排到瓮安中学继续求学。刚回学校时，晓军心理压力巨大，他问老师：“是不是我一辈子都完了？”老师对他说：“只要好好学习，好好表现，就能申请消除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考上大学。”

　　这给晓军的人生带来新的希望，2009年高考，他通过努力，考入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深造。晓军说：“瓮安事件后，我深深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如今我懂得了‘三思而后行’。”

　　迈入大学校门那天，晓军给同学、老师和帮教干部发了一条短信：谢谢您！

　　崔亚东说，为帮助瓮安事件违法青少年走出瓮安事件的阴影，贵州省政法机关对其施行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消除工作，在具备规定条件时，由司法机关对瓮安青少年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有条件地予以消除，不载入本人档案，其升学、就业不受影响，目前已有20名帮教对象消除其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

　　崔亚东说，瓮安事件中，大量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参与，所造成的惨重损失和严重后果，令人痛心，令人警醒，“我们不仅要让他们回归社会，还要使他们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只要他们好好学习，绝不会影响孩子成长进步，绝不让这些孩子背上历史包袱”。

　　“有爱就有方向”

　　“只有爱，才能找到方向；只有爱，才能找到航标，不管多么冰冷的心，只要用心去浇灌，用爱去滋润，它一定会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瓮安四中校长刘金巧在《有爱就有方向——“6·28”帮教日记》中写道。

　　与晓军一样，通过组织程序重返校园后，9名瓮安违法青少年在2009年高考中考入专科以上高校深造，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已在大学读本科的阿发说：“我要把感激融入行动，实现人生目标。”

　　经过一年多的帮教，参与瓮安事件的104名违法青少年中，除1人因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外，其余绝大多数已融入学校、社会学习和工作中，重新焕发出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新动力。

　　崔亚东说，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除制度作为一项探索性实践，从挽救瓮安事件违法青少年实践中显示了较好的社会效果。随着刑法逐渐趋向宽容和轻缓化，轻罪记录消除制度正显示出其独特价值。同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推行这项制度，对促进未成人的司法保护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