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就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发言，其中有两句话掷地有声：“收入分配调整不作为”“政府解决垄断不落实”。这样的深刻发言，体现了两会的议政深度。

　　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并非今年才被广泛关注，解决这一问题的呼声已响了多年。但是，就社会印象而言，收入分配不公近年来趋于严重。在一次分配上，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地区收入差距也没有缩减，越来越多的社会舆论把垄断企业视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二次分配上，由于多年来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理念没有得到很好落实，通过财政、税收平衡贫富的努力成效甚微；在三次分配上，由于社会性慈善组织发育不健全，主要慈善组织去官僚化进程过缓，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仍有待加强，其对于企业、个人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作用还远没有发挥，因此也减弱了调整收入分配的作用。

　　上述现象并非单个原因所能导致，而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效率原则代替了公平原则，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管理原则。这使得大众为之侧目的怪现象屡屡出现：属于全民所有的国企一方面享尽垄断带来的丰厚利润，一方面不愿将利润交还全民分享，还时不时叫穷喊冤；税收政策不尽合理，中等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税负更重，更容易被“薅羊毛”，导致最具稳定性的“橄榄形”社会架构迟迟不能形成；本应最具社会责任意识的央企不务正业却频繁在“地王”名单上出现，哄抬地价房价，加大了民众享受尊严生活的成本。

　　如果将上述怪现象归结为历史造成的客观结果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意愿。按照去年年均人民币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已逼近4000美元，在京沪广深等主要城市，人均水平更高。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从偏重经济效益转向偏重社会效益的能力。此外，正如张梅颖副主席等两会代表委员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各界要求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意愿日趋强烈，这为填补收入分配鸿沟、提高民生水平的改革提供了强大动能。

　　要让收入分配变得更公平，政府是主角。客观地说，近年来各级政府向社会公平、民生领域投放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但仍需从体制上作根本变革。在财税体制上，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推动个税改革，提高个税起征点是必须闯过的关口。一个合理的财税体制更能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还必须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过大权重。特殊利益集团由于以较小的成本占据过大的社会资源和利润，有着极不利于社会情绪的对比效应。如果不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分拆垄断集团、加大暴利税征收力度等方式深入改革，那么填补收入分配鸿沟仍只会停留于纸面；此外，提高全民社保水平、在各个方面让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公民享受国民待遇，既有利于公平理念浸入政府管理思维，也有利于转变经济生产方式、扩大消费内需目标的实现。

　　收入分配不公是现有利益格局的外在表现，所涉及方面极其复杂，改善收入分配不公注定是一项艰难和长期的工作，注定会引发少数利益群体的不满和大量的博弈。但是，收入分配不公也是多数民生问题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因此，改善收入分配不公是政府必须正面应对的挑战，是公民型政府的必然作为。两会上关于收入分配不公的发言既振聋发聩，也体现了代表委员们的拳拳之心。实际上，还体现了民众对于政府的寄望。(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