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谷开来在证言中，她讲这个钱她带出国，但她又说一人每年只能带5000美元，两人只能带1万美元，两人要分五年才能带出5万美元。这也是令人怀疑的。唐肖林讲2004年所送5万元人民币，没有任何谋利的事项所对应。而宋某某送5万元人民币，不能作为送给被告人的证据。关于唐肖林说的2005年8、9月份，后来又改为4、5月份送的8万美元，但证据显示实际上只能发生在2005年6月之后，因为8万美元中有1万是张某某所送，而这1万元是在大连大厦建成后所送。这一部分事实，谷开来的证言不太可信，在案书证证明谷开来在出国时她有4000多万人民币等，300多万美元，50多万欧元，20多万英镑。她很难记清这么大笔钱。关于被告人收受徐明两千多万，辩护意见如下，被告人和徐明之间没有谋利的约定，虽然被告人在收购球队、直升飞球项目、双岛湾项目、成品油等问题上对实德公司有过支持，但这些帮助只是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正常帮助，是公事公办。对于直升飞球的违规问题，这不应由市长负责。对双岛湾规划范围的调整，经过了合法的论证程序。而收购万达足球队发生于1999年。至于成品油问题上，相关官员明确证明没有任何人给他们打过招呼，他们完全是公事公办。虽然谷开来在收购足球队和直升飞球项目上为徐明说过话，但她也只是为此说话的人之一。重要的是，指控的4件事中，是徐明作证时已明确，这四件事没有任何谋利的约定，他也没说过给谷开来或被告人什么好处。被告人对尼斯别墅的事完全不知情，没有受贿罪的明知，被告人一直否认他知道徐明在法国尼斯买的别墅，且要求排除相关笔录的证据，他当庭也表示本人完全不知情。谷开来在购买别墅的事情上，一直瞒着被告人，购买时未和被告人商量，购买后也未告诉被告人。所谓被告人知道，就是他下班回家偶然看到谷开来和徐明看幻灯片，而且被告人对这个记忆也是模糊的。仅凭看幻灯片时，谷开来说出钱等话，无法判断这就是徐明向谷开来或他家的贿赂。根据徐明所说，被告人在看了幻灯片后，他只是笑了一笑，徐明说有时间去看一看，他也只是习惯地点点头，这说明他根本没有关心这件事。在案证据清楚反映，被告人对别墅的面积、价值、产权等具体细节一概不知情。关于徐明在商务部的谈话，这个证据能否成立，我们认为不能成立。第一，徐明说在去停车场之前，谷开来提示过他，瓜爹这几天要找他，但没有印证。第二，徐明讲他没通过门卫就直接开车进入商务部，因为他有车证。但在案书证显示他的车证在2005年1月之后才办出来，而谈话发生在2004年8月，当时他还没有停车证，尽管徐明说他有停车证，但这没有根据。第三，徐明说被告人告诉他永远不知道尼斯房产，要徐明保密。这段话不符合情理，因为这段谈话发生在2004年8月，当时被告人刚调任商务部，近期没有升迁和调整工作的可能，他有什么理由突然找徐明谈话？而且这段时间相隔两年，两年后为什么又突然想起来给徐明交待？徐明是谷开来的朋友，谷开来亲自交待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被告人亲自去交待？徐明说的这种交待也不符合被告对房产的了解，所以徐明的证言，不足以采信。关于房屋的产权，并不是谷开来个人持有，也不是谷开来持股的公司持有。证据显示谷开来只持有罗素地产5叭股权，德某某持另外一半，德某某称代谷开来持有，但罗素地产并不拥有尼斯别墅，别墅产权归于枫丹？圣乔治公司，该公司上级股东是加拿大投资公司，在案证据只是显示罗素地产曾经转钱给加拿大公司，在法国注册枫丹？圣乔治公司。但罗素公司和加拿大公司以及枫丹圣乔治公司都没有股权关系，不能因为提供了注册资金，公司就是他的。德某某称控股公司是他的，但在案证据显示该公司属欧罗远东公司。关于代持股的问题的证据，我们认为也是不足信的。

　　辩护人：关于本案涉及大量从境外取得的书证，我们还坚持庭审质证的意见，这些证据形式不合法，不符合境外取证的要求，也没有进行司法协助，证据都是复印件不能确认真实性。

　　审判长：今天上午大家发言的内容比较多，为了保证法庭辩论的连续性，时间要延长一些？各方是否同意？

　　均：同意。

　　审判长：辩护人继续发言。

　　辩护人：下面关于指控徐明为谷开来、薄瓜瓜报销机票费的问题，我们认为不能认定为被告人受贿，被告人当庭明确表示完全不知情，他认为徐明对瓜瓜的关心是非金钱类的支持，因此否认上述指控。他也申请对这笔费用以前所做自述笔录进行排除，他完全不知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徐明出庭作证时也证实他从来没有向被告人说过向谷开来薄瓜瓜支付费用的事实。张晓军的所有笔录也显示，他没有给被告人讲过。对于谷开来的证言，我们认为他所讲的不符合被告人和谷开来的实际生活状况。关于指控被告人贪污500万元工程款的事情，被告人没有贪污的主观故意，没有想过贪污所指控的500万元。被告人否认贪污公款的内容，他从未接受过把公款据为已有，他从未接收过王正刚留给家庭使用的提意，按以前自述笔录和供述也只是说他同意王正刚同谷开来进行商量，为款项最终流入赵某某帐户开了口子，这是错误，但这不是贪污的，没有故意。他没有将事情追查到底，使这笔公款流入个人，他有责任，但是这是过失，更不是贪污的故意，最重要的是在这批指控当中涉及到三个人，被告人、王正刚、谷开来，而这三个人实际上完全没有共同贪污的故意。回到本案中最关键的事实，王正刚的证言，可以这样说支撑这笔贪污指控的全部支点都在王正刚的证言上，我们认为王正刚的证言有重大矛盾，内容虚假不能采信。

　　辩护人：在案的书证显示在2002年1、2、5、6月，王正刚都去办公室见过被告人，唯3、4月份没有，且被告人的秘书车某，对所有见薄熙来的人都有过记载，王正刚曾明确说通过车某联系，但3、4月份被告人没有见过王正刚。王正刚称2月份见的，辩护人要说的是，王正刚在2月份见被告人时有没有说工程款的事呢？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王正刚的证言不足以采信，同时，王正刚的证言还和严某某的证言矛盾，严某的证言也否定这笔钱除了王正刚之外没有人知道的事实。同时，王正刚的证言存在很多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怀疑，500万元贪污尽管说是王正刚提议，但有两个问题，一是500万元被告人以什么方法据为己有，另一是上级单位追查起来怎么办也没有商量，这不符合贪污一笔巨额公款的作为，王正刚到底见没见过被告人，说没说过500万元给被告人家用，被告人有无那样的表态，但辩护人现在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讲王正刚没有去见过被告人，也没有说过500万元工程款的事。被告没有贪污公款的职务便利。

　　【庭审现场六】

　　辩护人：当时被告人是辽宁省省长，不分管大连市财政，他没有这个职务便利。王正刚说要去向被告人汇报，那是他自作主张，本来马某某是让他向大连市汇报。虽然工程开始时是由被告人主管，但在工程结束时他已离开大连，被告人已经没有职务便利。按照刑法规定，职务便利必须是法定的而非推定，也不能延展。同时，被告人也没有参与实施任何贪污公款的行为，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对公款所知晓的情况只是王正刚和他见面，给谷开来打了电话，只有这些证据，而且证据都是有矛盾的。被告人没有实施任何贪污的具体行为。

　　辩护人：刚才公诉人讲被告人实施了一系列滥用职权的行为，辩护人认为公诉人对被告人的指控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要求。起诉书中指控的行为，是否都是职权行为？辩护人不同意。比如打王立军耳光，这个行为说是要证明被告人表明严禁查处11·15案件。我们知道一个人发怒打人耳光，不需要职权。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和能力的人，要表达愤怒时责骂都有可能打人耳光，这与被告人的职权没有任何关系。由此也不能推定被告人的这么一个耳光和责骂就是禁止查处11·15案件。关于同意吴某某找王智、王鹏飞调查这个事，面对王智、王鹏飞以辞职的方式写控告，在此情况下吴某某讲薄谷开来让吴某某找这些人去谈一谈，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把真相弄清的考虑，被告人仅仅是同意去找他谈谈话，难道这么一个行为就是滥用职权？辩护人不认同。关于取消王鹏飞副区长提名的事，陈某某说的很清楚，和关某某的证言也能印证，是关某某找被告人汇报工作时提到的王鹏飞，而且主动提到王鹏飞还是渝北区的副区长候选人，被告人不能不慎重考虑，因此他说暂先不要考虑。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谨慎的。关于免去王立军公安局党委书记和局长的问题，被告人是基于一些判断，比如他诬陷了谷开来。还有其他原因，当时王立军作风霸道，生活腐化已经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才召开会议讨论，而且在会议上大家也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最后才予以宣布。

　　辩护人：从整个情况来看，他是个集体决策的行为，被告人虽然提出了建议，那么这每个建议，领导人对下属某种考虑、对其工作进行调整或免除其职务也好，属于行使职权。在这里面问题出在没有向公安部请示，这里边被告人讲对此愿意承担责任，但这样的责任是否足以达到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关于2月7日所指控被告人纵容王立军叛逃的问题，凌晨一点多，情况紧急、时间紧急、地点特殊的情况下，谷开来刚好碰上这个事情了，这种情况能说是被告人有意纵容她吗？在这种情况下谷开来提出王立军行为怪异的情况，提出王立军可能有精神病，是否作出非政治化的处理，减少社会影响。对于休假式治疗的事，周某、吴某某、马某某说得很清楚，这个说法是他们三个人的创造，而且他们三人的创造本身也没有恶意。提出这个建议写了这个条子，拿给翁某某，翁某某是否给被告汇报了不清楚，靠翁某某一个人说其向被告人汇报了，这是个孤证。通过上述陈述，公诉人所讲的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滥用职权的行为，可看出被告人许多不是滥用职权。这些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现在造成两个结果，最直接的结果，第一是11·15案件没有得到及时的查处，那么合肥市中院的刑事判决书、成都市中院的刑事判决书非常清楚，责任在于郭维国、王立军、王智、王鹏飞。还导致了什么结果呢？王立军叛逃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刚才讲了王立军感觉到自己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也包括被告人打他耳光、免他的职，相关人员失踪等法庭调查清楚了，与被告人没有关系，打一个耳光就能打成叛徒？免一个职就能免成一个叛徒，这不符合正常说法。前面有一些行为，但行为与后果的因果关系无法对应，同时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对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按照相关的解释，重大损失应该是经济损失，在案证据无法证实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是因为人比较特殊、事比较特殊，并不是职权行为本身导致影响的扩大，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场合，导致的某个行为影响力放大，同时人本身的特殊，本身被告人地位特殊，王立军在叛逃以前也是公安战线的明星，其有知名度，而其叛国叛逃，这么一个有冲击力的事情，一系列的事造成影响的扩大，后果不能都放在被告人头上。

　　辩护人：辩护人注意到，此次庭审过程细致、充分，也充分保障了各方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审判长调度有方，法庭的气氛紧张而不失理性，并充分利用新媒体，扩大民众对本案的知情权，甚至被人称为是我国司法审判的标杆，是否还需检验，得到了国内乃至国际的高度评价。但辩护人深信，薄熙来一案影响重大而深远，济南中院审慎而开放的姿态，无疑代表着中国法治方向的大潮流和新动向，只有依据这种大潮流和新动向，对本案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判，才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人民检验，也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发言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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