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on告诉《新民周刊》，这样的生意也只能在香港做，新加坡等地对这样的汇款机构很难批准，还需要上缴巨额保证金。“香港的菲佣市场已经十分成熟，我们这批生意人也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所以香港政府对我们很放心。”Ramon还透露了一个他经商的诀窍：“我特意全招菲律宾人在店里工作，菲佣更相信老乡，听到他加禄语会让她们更安心。”

　　供不应求的“新国家英雄”

　　香港菲佣的生存状态只是数百万离乡背井的菲律宾女子的缩影。她们不但改变了菲律宾，也影响了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

　　在流行的“人生最高境界”这一经典段子中，“雇菲律宾女佣”是当中一项，其重要性不亚于“讨日本老婆”或是“请英国管家”。事实上，菲佣不仅是菲律宾的一张国家名片，也是这一群岛国家的经济支柱之一。根据菲律宾官方今年8月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1050万菲律宾劳工在海外就业，超过本国人口的1/10，仅2012年就向国内汇款21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10亿元)，占到菲律宾当年GDP的8.5%。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工作的菲律宾劳工中女性占到55%，其中2/3从事的是家政工作。

　　40年来，菲佣保持着“世界上最专业保姆”的美誉，并在迪拜、沙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成了当地家庭必不可少的成员。哪怕在不允许外籍人员进行家政服务的中国内地市场，菲佣也成了富人阶层的香饽饽。这也可能是菲政府有底气在外交上保持一定强势的原因——试想一下，如果全球菲佣大罢工，多少家庭会因此手忙脚乱？即便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女佣开始抢占菲佣传统市场的今天，菲政府反而摆出“奇货可居”的姿态，让菲佣专供高端家政领域。

　　回首二战后的头20年，菲律宾与日本、缅甸同属亚洲最富有的国家行列，其经济为出口导向型，第三产业地位突出，农业和制造业也占相当比重，尤其侧重于食品加工、纺织和电子等轻工业。可到了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面临着国内经济异常不景气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双重困境，国内就业十分困难。

　　为了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改善民众的收入状况，1974年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颁布《劳动法》，鼓励菲律宾人外出务工，帮补国困，菲律宾的海外劳工大潮由此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菲律宾的经济变得越来越依赖劳务输出，并在1978年实施劳务输出招聘机构私有化，而菲佣为国家赚回了大量外汇。1992年5月，总统阿基诺夫人称赞“菲佣是新国家英雄”。 从1995年起，菲律宾政府还把每年6月7日定为“海外劳工日”。

　　1973年，港英政府出台准许外籍人士来港担任佣人的政策后，香港出现了50名左右的菲佣，主要受聘于英美人士家庭。菲佣大量涌入香港是在1970年代末，因为香港收入是菲律宾当地的好几倍。随着香港经济起飞，1980年代香港妇女纷纷走出家庭就业，家务劳动需要“假手于人”，不少香港家庭开始雇用菲佣，菲佣月薪也升至1800港元。

　　每年圣诞节前，马尼拉国际机场人声鼎沸，人山人海。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近千万菲律宾海外劳工扛着大包小包回国。机场的通道铺着红地毯，回来的劳工收到鲜花、花环和掌声。有时甚至总统和内阁成员亲临机场，迎接回国的“国家英雄”，菲佣是其中的一大群体。

　　至1997年高峰期时，香港菲佣多达17万人，这个数字在2006年降至12万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印佣逐渐崛起。为提高菲佣竞争力，菲律宾政府2006年曾推出培训“超级菲佣”计划，训练内容包括急救及应变突发事件的技能等，希望为菲佣增值，保持竞争力。

　　从1986年就开始做菲佣中介的陈先生是从老爸手里接过这一生意的。他在九龙弥敦道的办公室里告诉《新民周刊》，菲佣的问题不是竞争力不够，而是人数不够：“菲佣的英语比印佣好十倍，受教育程度高，人也聪明。但现在香港中介做一单菲佣生意按菲政府规定只能收取392港币的费用，逼得中介只能向雇主多收钱。”

　　因为菲律宾政府对中介的要求越来越严格，香港也出现了小型黑中介，主要以菲律宾人为主。Remy是来香港的第一代菲佣，后来嫁了香港人，拿到了香港身份。如今，在香港生活40年的她和家人住在湾仔公园附近的老式公寓里，每天家里都住满了菲律宾老乡。面对记者的采访，她显得格外谨慎，惜字如金。和她熟识多年的Steven事后表示，Remy通过人脉关系向一些有资质的香港中介借牌照，支付一定的费用，自己做菲佣代理，生意相当好，因为这年头菲佣愈来愈抢手。

　　2012年9月，菲律宾政府指示在海外的聘雇机构减少安排菲律宾人出国当女佣，并计划在未来5年内减少及停止输出女佣，以保障该国人民的安全，特别是避免菲律宾女佣被虐待的问题发生。事实上，现在菲佣寄外汇回家也不像从前那么积极了。新一代年轻人更享受国际大都市的生活，购买最新款智能手机或是服饰珠宝，在周末的娱乐场所也会见到她们的影子。而在香港，不到4000港币的月薪，即便包吃包住，也很容易成为“月光族”。

　　如果菲律宾政府没有食言，像陈先生这样的菲佣中介可能从2017年开始会严重缺人。他现在已经开始尝试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的佣工生意。在他办公室外的等候区，长凳上坐着好几个面色黝黑的南亚妇女。陈先生说，这些女佣都在中东工作过，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培训新手。据悉，香港今年5月首批入港的孟加拉佣工中，就有人因为与雇主沟通有困难而被辞退。还有雇主抱怨南亚佣工的体味太重。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把家政产业做到一条龙服务。在菲律宾，很多家庭都以有个能出国做菲佣的女儿而骄傲。菲律宾的教育体系也很注重在这方面的培训。整个菲律宾各个中学女校和近3000所大专院校，会把家政列为必修课。菲律宾国内登记的培训中心也有4000多个。在踏入香港以前，女佣需要拿到家政培训证书，这大概要花去她们三个月时间和数百美元。如果钱不够，培训机构可以先垫付，然后从菲佣的今后收入中扣除。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技能培训和语言文化培训，前者包括插花、清洁、烹饪等内容，有时还将《雇主心理学》以及各种急救知识列入课程。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专业的特点，2010年发生的香港游客大巴在菲律宾马尼拉遇害，并没有对香港的菲佣市场造成影响。对香港人来说，这是两码事。香港家庭有2/3是两至四人的小家庭，而当中大部分都是双职父母，家务和照顾孩子就需要佣人代劳。富有家庭更不必说了，一家聘用几名外佣是标配。而在香港人心中，请保姆首选还是菲佣。

　　菲佣式微 印佣崛起

　　从2010年开始，香港印佣开始超越菲佣成为最大的外籍佣工，占到市场的49%，而菲佣不超过48%。这一趋势在这三年愈加明显，香港印佣的数量已经超过14万人。周日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早已成了“雅加达”——随处可见穿穆斯林服饰的印佣，她们像中环的菲佣那样聚会，但不会唱唱跳跳，只是坐下来闲聊，品尝姐妹们的食物。当记者试图与她们攀谈时，发现她们的英语水平的确不如菲佣，毕竟后者的官方语言就是英语，而且深受穆斯林教育的印佣在性格上也更加内敛。

　　在香港印佣中介当中，联友公司可能是最大的一块招牌。印尼人Mickey在香港做这一行已经20多年，9月1日，他在湾仔告士达道的办公室里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不时有电话进来咨询业务，几个放假的印佣也会上来坐坐，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娘家”。对于Mickey而言，周日是一周最忙的日子。

　　在Mickey看来，香港家庭雇佣印佣更加经济。“菲佣在这座城市的资格老，她们非常懂法律，有时雇主有事希望她周日加班，她是不肯的。菲佣也不愿做照顾老人等琐碎繁重的家务，更倾向于找主要照顾小孩甚至没有小孩的中产以上的家庭。香港的富人也都用菲佣。印佣就听话多了，没有英语优势就更愿意学粤语，这样也方便到英语不太好的香港人家里帮佣。”

　　Mickey说，这年头做得好的菲佣往往雇主不肯放，新的菲佣又未必愿意出来，毕竟菲佣的薪水在最近20年只涨了1000港币，与菲律宾的收入差别不像从前那么大了。现在很多国际企业在菲律宾建立了呼叫中心，菲律宾女子也可以在当地找到不错的工作，大城市的女子越来越不愿跋山涉水去赚外汇了。

　　如今，招募一个好的菲佣会比原来花去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的中介都转而到其他国家找佣工，反正香港政府规定的外佣最低薪酬标准是没有国别区分的。而且，外佣在香港工作不合乎“通常居住”定义，即使住满7年，也不能取得永久居留权。许多菲佣只是借香港作为跳板，然后去欧美国家工作甚至拿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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