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规定，年收入18万港币(月收入1.5万港币)以上的香港家庭才有资格雇外佣，如果要请更多外佣，家庭年收入就要与之成正比。而今年二季度香港家庭月收入的中位数是21900港币，意味着只要中产及以上的家庭都请得起外佣。目前香港大约有近30万外佣，仍然不能满足所有雇主的需求。

　　Mickey说，现在雇主要请一个印佣，如果是从印尼过来的，最少要等上4个月。一般显示培训学校招来合格的印佣候选人，培训一个月后通过网络视频与香港的雇主面试，通过后就由Mickey准备相关申报材料，等一切妥当后就要三个月，而这时的印佣也受到了更加细致严格的家政训练，尤其是简单的粤语对话。

　　和菲佣相比，印佣在香港雇主的磨合期更长一些，因为她们戴头巾、不吃猪肉，每天五次祷告。不过香港的很多印佣已经把穆斯林仪式简化了，这让印尼政府很头疼，因为当地宗教团体指责海外打工的姐妹被“腐化”，雅加达方面也开始跟随马尼拉，表示考虑2017年开始停止输出家庭佣工。现在没人能确定，这两个外佣输出大国究竟是给各国外交施压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

　　中国内地：高风险 高回报

　　根据菲律宾外交部2011年的记录，有12254名菲律宾人在中国内地打工，其中很大一部分从事的就是家政工作。Steven认为这一数字现在已经到了两三万，因为内地对菲佣的需求特别大。上世纪90代末，由于大量跨国企业将公司的亚洲区总部搬迁到中国内地，相关的外籍高管纷纷来华，这些高管往往都是举家迁移，因此服务这些家庭的菲佣也随之而来，成为中国内地打工的第一代菲佣。

　　随着中国内地富人越来越多，家里请个菲佣也成了时髦。“这倒不是为了显摆，而是菲佣不懂中文，雇主可以很放心她们不会探听隐私或者说东道西。而她们平时还可以辅导小孩英语。”Steven认识的国内达官贵人中就有不少家里是雇菲佣的。

　　但中国内地始终没有放开菲佣市场，目前国内法律尚不允许以劳务输入引进外佣。今年7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新法规定，私雇外佣最高罚款5万元。因此，中介一般是通过变相签证的办法将菲佣引入，如学术交流等，实际是家政服务。一旦签证出现问题，就将导致非法滞留，菲佣的身份变为黑户。Steven透露，菲佣一旦在内地被抓，一般不会供出雇主。她们被遣送回国后改个发型换个名字，贿赂一下当地官员，改天又来中国了。因为内地菲佣的月收入在4000－7000元人民币，远高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

　　据悉，内地菲佣主要分布在厦门、广州、上海、北京、重庆和杭州等地。现在山西一些煤老板也开始找菲佣了。去年国内警方集中清理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工作的“三非”外国人以来，菲佣的签证问题成了一大难题。Steven听说目前能够给菲佣办理国内一年签证的只有澳门的一家地下代理公司，收费高达1.5万元人民币。即便如此，那里每天门庭若市，很多中介带着一摞现金去排队，就是希望能让菲佣早日到达雇主家中。

　　“就像大禹治水靠疏导，堵是堵不住的。”Steven认为，内地即便不放开菲佣市场，至少也应该向菲佣多取经，让我们的家政市场更规范，争取打出自己的高端品牌。如果2017年后菲佣成为历史，“中佣”是否可以取而代之？

　　被摘走的红樱桃

　　积极招募技术人才的富国不惜搜罗全球，像摘樱桃一样把最优秀人才纳入囊中。穷国面对空荡荡的果园兴叹，惋惜浇水施肥的投入。

　　记者｜任蕙兰

　　中产沦为蓝领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有个令人唏嘘的细节，在国内一号难求的心脏科专家，移民到了美国只能开出租车。其实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也是很多国家技术移民的真实写照。

　　在宣布砍掉近30万积压的技术移民申请之前，加拿大移民部长康尼对媒体讲过一个故事，他在阿尔伯特省遇到的一对夫妻来自哥伦比亚，两人都是牙医，他们在加拿大做大厦门卫及管理员的工作。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令人伤心的故事，不少加拿大的出租车司机移民前是工程师或医生。

　　康尼的故事同样也发生在中国的技术移民身上。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Janet Salaff和她的中国助手许丽平曾在2000年初做过一个针对中国技术移民的课题研究，采访了100位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国技术移民，其中大部分在国内是工程师或医生，他们几乎都面临人力资源贬值的窘境。

　　中国的技术移民大都正值壮年，拥有良好的职业和教育背景。根据统计数据，在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2841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准技术移民报名参加了加拿大移民融入计划，这是一个为来自海外的准技术移民提供信息，帮助他们了解加拿大劳工市场动态的政府项目，其中有2038人报读了该计划开办的迎新工作坊。

　　从2038名中国内地准技术移民的年龄来看，大部分处在事业黄金年龄。介于21岁至35岁的人数最多，共有1081人，比例为53%；其次为年龄介于36岁至50岁之间的准移民，比例占45%。从学历背景来看，这2038名技术移民中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数最多，共有964人，比例为49%；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为29%，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9%。

　　但是，专业背景和年富力强为何没能成为成功就业的保证？

　　从Janet Salaff和许丽平的研究结果来看，大部分人是倒在了外国专业人才的认证上。在加拿大，所有需要大学以上学历的专业，都有自己的协会和其制定的一套认证监管制度，对外国证书几乎一概不认。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的专业，认证制度越复杂严格。

　　以工程师为例，2000年，1.5万人入境时申报在加拿大准备从事的职业是工程师，加拿大工程师协会(CCPE)估计同一年从加拿大大学毕业并获取工程师资格的人数只有1万人左右。可以看出加拿大非常依赖“进口”工程师。

　　在所有外来工程师中，中国工程师的“产量”很大。

　　Janet Salaff采访的50对中国移民夫妇中，丈夫是工程师的就有41位，全部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但其中只有2位拿到加拿大工程师牌照。

　　不在加拿大本地接受工程师教育和培训的移民要通过工程师协会认证，必须经过三个主要考察项目。一是提交工程师学历、成绩单和文凭，如果审核不合格，就要在加拿大学校重读部分课程。二是具备3-4年工程师工作经历，其中至少一年在加拿大公司实习，这家公司必须雇有两名以上工程师协会认可的工程师。移民在满足前两个条件后，才有资格参加专业考试。通过考试的佼佼者可以成为注册工程师。

　　但加拿大公司在请人时需要有本地工作经验，很少会雇佣新移民，因此移民很难获得一年的加拿大实习经验。资深精英只能从绘图员之类的辅助工作做起，极少数会被拔擢为工程师。

　　受访对象中，最快的一个也用了3年半时间才成为注册工程师，而大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放弃了，有些人干着和持牌工程师差不多的工作，但待遇相去甚远；也有些人放低身段，以工程师背景去做熟练技工，甚至做更低的初级技工，不知哪天才能回到移民加拿大前所从事的专业工作水平。

　　工程师可以屈就技术员，移民医生则更艰难，在加拿大行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加拿大对医护人员需求很大，在今年5月移民局公布的24项职业中，医护领域就有10项之多。加拿大人口老龄化严重，培养医生过程漫长且昂贵，因此很需要海外医疗人才。但严格的本地化过程和官僚的认证制度令移民医生们无用武之地。

　　移民拿医生牌照需要通过医生评估考试，加拿大不认可移民在中国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因此申请者在通过语言关后，要花2-3年时间全职读书修专业课，参加三项专业考试，学费、考试费以及全职读书期间的生活费让移民很难承受。

　　除此以外，申请人还要完成12个月的实习。医学生实习是由加拿大驻诊中介负责，原则是先照顾本国医学生。2002年，496名申请驻诊的非加拿大医科学校毕业生中只有83名获得机会，概率只有16.7%。在1998年这个数字还不到10%，1999年在15%上下。

　　即便移民愿意勒紧腰带读几年书，也未必能抢到不足两成的实习机会，所以很多人不得不放弃。一位北京新生儿护理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只能在加拿大诊所做翻译员，业余去敬老院当护理。严格的认证制度让这些名医连开诊所专门为中国移民服务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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