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太太和富太太

　　在技术移民群体中，女性的就业下降幅度更大，她们不但要接受专业、学历得不到认可而导致的人力资源贬值，还要为支持丈夫事业、照顾家庭而牺牲自己的专业。

　　《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一多曾撰文描述过技术移民女性的尴尬生存状况。她把将定居在温哥华的中国女人们划分为穷太太和富太太两大群体。“穷太太大多来源于技术移民，有着高学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怎么丰厚的物质基础，一般属于来了就赶紧提升语言、找工作的人群。富太太则大多是投资移民，学历未必高但财富很可观，多数在国内有着自己的家族企业，来了之后学英语就是看看‘西洋景’，顺便结识些朋友打发时间，主要精力用来买房子置地，为推高当地房价做贡献。”

　　穷太太和富太太的交集是在ESL语言学校，这是加拿大政府为移民提供的免费语言培训服务。ESL语言学校里除了学习英语，更多是帮助新移民在学习中了解当地文化、社会机构、行为规则。两个群体在那里展示出完全不同的生态。

　　ESL学校门前停车场内，在教师的专用停车位上停着的都是很简单的日系小型车或北美非常大众化的轿车。富太太们的座驾区域则不亚于高端车展，新款、高配的宝马、奔驰、卡宴、兰博基尼、路虎。穷太太们以普通车甚至二手车为代步工具。

　　“一个班如果有超过三个中国移民富太太，那么这个英语班的性质很可能就变成商学院了，成了富太太们交流房地产买卖案例和心得的场所。”富太太们每天必然是驾着豪车来上课，拎着名牌包，衣着时尚光鲜，甚至珠光宝气，把课堂直接当成了奢侈品的秀场。

　　她们的张扬很快让当地教师心理难以平衡：他们是土生土长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当地人，但依然只能开着自己非常简陋的车为衣食奔波，向政府缴纳可观的税收，然后政府用他们的钱为这些大富大贵的海外移民提供着免费服务。富太太们还成为温哥华高昂房价的始作俑者，让这座城市失去了世界宜居城市一度高居榜首的排名。

　　富太太要面对的是本地人的极端排斥，穷太太们要对抗的则是生活压力。在Janet Salaff采访的50对夫妇中，50位妻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为13.9年(高中程度为12年，大专为14年)，她们中有证券交易所的副总经理、服装厂厂长、主任医师、主任麻醉师等。

　　为了保证丈夫接受英文或专业培训，以便尽快找到好工作，妻子们迅速进入打工行列，维持基本家庭开支。一位妻子为了支持丈夫考工程师执照，甘愿当制衣工人，她原来是服装厂副厂长。

　　50位妻子中有17人在国内从事工程师类别工作，但在加拿大只有2人拿到移民前相当的职位，1人降至技术员，其他14人有的是服装厂女工，有的做咖啡店店员，也有从事传销或保险。

　　女性技术移民在国内努力学得的专业技能蒙上尘埃，她们与丈夫事业差距越来越大，也与自己本初的人生和目标越来越远。

　　人才输出国的悲哀

　　纵观历史，移民往往为输入国带来蓬勃的经济发展。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经济停滞的北欧、东欧及南欧国家涌入美国，1200万移民在纽约港的艾里斯岛登录接受移民检查，他们推动了美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兴起。

　　如果国内失业问题严重，出境移民对输出国而言，因为缓解就业竞争而有积极意义，这是菲律宾政府鼓励保姆出境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是寄钱回来。同样的原因下拉美人热衷向美国移民，就像美剧《魔鬼女佣》里描述的，在美国比佛利富人区工作的保姆大部分来自拉美。

　　但低技术移民容易冲击本地的劳动市场，尤其是对本地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纽约做过的一份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和收入状况研究表明，1990年代初男性非裔美国人排名下降，正是移民入境最多时期。非裔美国人在整个劳动市场中最脆弱，受到的影响也最突出。

　　富国更愿意积极招募高技术人才，不惜搜罗全球，像摘樱桃一样把最优秀人才纳入囊中。二战后欧洲最优秀的科学家移民北美，那里工资水平高，研究经费宽裕，设备先进。世界的科研中心也从欧洲转到美国。

　　出去的高技术移民是最有创业精神、受教育最高的人群。如果技术在本国不匮乏，像印度大量IT人才出境，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有技术所以对本国产业影响不大。但更常见的是，流动使本身缺乏技术的国家雪上加霜。

　　华盛顿人道问题研究员Khalid Koser在《国际移民》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医疗人员移民欧美，2000年起，在英国注册工作的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护士有16000名，赞比亚独立以来接受过培训的医生中，600人只有50人留在当地行医。在英国曼彻斯特市工作的马拉维医生人数超过马拉维全国医生总数。医疗人员移民令穷国婴儿死亡率患病率超高，对这些国家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来自亚洲的国际移民增长迅猛，其目的地主要是北美、澳大利亚和海湾国家。2000年，美国的亚洲移民超过700万，中国每年入境美国的移民在人数上仅次于墨西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计，澳大利亚亚裔人口超过100万，占全国人口的5%。

　　高技术人才的流失将动摇中国的竞争力，本国看不到教育和培训投资的任何回报，面对樱桃被摘去后空荡荡的果园兴叹。而移居他国的技术人才也未必如意，不得不付出种种融入成本，并且接受自己在异国他乡降低几个档次的社会地位。

　　技术移民：让中国人互相“火并”

　　想移民？你不是要比当地人优秀，而是要比一大批自己的同胞更优秀。

　　记者｜任蕙兰

　　前情回顾

　　在不少移民国家，唐人街的兴盛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

　　1990年代下半叶，高学历人才不准出国留学或工作等一些硬性规定被取消，随着放宽人才流动政策，中国掀起过一股技术移民热潮，这是除了亲属移民以外中国人去海外谋发展的一条新出路。1999年，3万多中国移民进入加拿大，其中技术移民就有2万。

　　这一波中国技术移民赶上了二战以后国际劳工潮的尾巴。为了维持迅速繁荣起来的战后经济，欧洲、美国、澳大利亚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土耳其移民到德国工作，不少北非人到法国和比利时工作，约100万英国人迁到澳大利亚，被称为“10英镑移民”，因为澳大利亚政府为其支付路费和10英镑赠金。国际劳工潮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主力是来自亚洲的移民。

　　中国技术移民的出现恰好填补了北美、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劳动力空缺。1999年，35200人迁离澳大利亚，人数创之前26年最高，其中技术人口流失15413人。这促使澳大利亚下大力气留住本土人才外，更加大力度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技术人才。“与澳大利亚有关技术”(Skilled-Australian Liked)类的设立，使得家庭移民与技术移民的比重由上一年度的60.3%比37.3%，调整到46.7%比51.7%。

　　1999年，澳大利亚所有的35000多人技术移民中，来自英国6989人，南非5704人，中国内地以2918人排第三位。但来自印尼的技术移民2326人中大多数也是华人，再加上来自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华人移民，大中华意义上的技术移民人数很可能居首位。

　　而在另一个移民国家加拿大，从1998年开始，中国内地取代香港成为加拿大移民排名第一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加拿大移民局数据，从1998年到2005年，有274338名中国移民抵达加拿大，包括主要申请人和家属，比排在第二位的印度高出40%。2006年，每100名技术移民有16人来自中国。

　　然而近几年，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动机缓了下来，技术移民被指从低迷的就业市场分走一杯羹，填补人口赤字的呼声过去，抢饭碗的棒子又打在了移民身上，各国开始收紧移民政策。

　　澳大利亚中左工党政府今年提出了收紧457技术移民签证，原因是有人抱怨雇主滥用技术移民，导致澳大利亚本国公民陷入就业劣势。目前澳大利亚职业列表剩下180多种，只有过去三分之一，申请者众多的律师和金融分析师也被剔除。而在加拿大，去年一刀砍掉了30万积压的技术移民申请，不少受牵连的亚洲申请者在香港加拿大领事馆前抗议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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