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清理联邦技术移民积压。2008年将符合加拿大技术移民要求的职业骤然从300多个减少到38种紧缺职业；2010年，除了再次缩减职业清单，还对接收新申请的数量设限；2012年6月，将2008年2月27日之前的申请退回，规模达到28万人，加拿大联邦政府退还1.3亿加元申请费用；7月暂停技术移民的申请，已经被雇主录用及取得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除外。

　　一系列快刀斩乱麻的政策让技术移民积压个案从当时64万人，下降到现在约10万人，移民部表示将在2014年底前将积压个案全部处理完毕，比预计提早3年。

　　审核通过的移民在加拿大为什么找不到好工作？这和加拿大之前的联邦技术移民政策有关，加拿大考核移民申请者实行的打分制，对于在职业列表内的申请者，会根据其年龄、学历、语言水平、工作经验等条件给出一个分值，过分数线则有申请资格。

　　申请者年龄在35岁以下则这一项加分最高，如果除英语以外还会一门法语也有优势，列表外的其他工作经验可以加分。其他的加分条件包括配偶的学历及语言水平、本人在加拿大的学历、工作经验和亲属关系。

　　而分数够格的申请者不必预先找到工作，就可以通过审核。“移民局是审核你有在加拿大找到工作的能力，但找不找得到工作是你的事。”中智国际教育咨询高级咨询顾问戴阳天表示。

　　“2007年以前走联邦技术移民的人很多，在2006年达到顶点，当时政策很宽松，对专业要求很低，职业门槛也很低，做广告文案或企业管理行政之类的工作也可以去。”

　　2003年9月16日，加拿大将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合格分数下调为67分，这个分数一直延续至今。同时，加拿大政府对技术移民的职业限制也开始放宽，加拿大政府公布了340多项可以提交申请的职业，文理皆有。新法颁布后，新一轮的移民加拿大热潮迅速掀起，一直持续至2008年。

　　因当时全球申请积压数量太多，移民局自2006年9月1日起开始采用简化申请程序，即只需递交3页申请表格和申请费即可申请排队，以期加快审理速度，减少积压。但实际情况适得其反，因递交申请程序过于简单，不少人不看自身条件就先递交申请排队，导致申请积压数量继续增多。

　　申请通过的新移民要拿到永居身份，必须在5年里在加拿大住满2年，所以为了拿到加拿大枫叶卡，移民即使工作不如意也会将就着在这里生活，因此出现很多移民成为蓝领，或者干脆不工作吃救济金。“政府自然不希望自身生活有困难的移民进来，接收国是指望移民来工作，来纳税，来养当地领福利金的懒汉。”

　　要保证移民的就业能力只有不断提高门槛。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申请经过1年暂停后，在今年5月重新开放，试点期为1年。移民局重新做了一个职业评估系统，根据申请者的工作经历和内容，评定其职业是不是符合要求。新的职业列表只有20多种最紧缺职业，包括航天工程师、物理治疗师、海洋学家等，申请者必须在过去10年中有1年从事列表内工作。总配额5000个，每个职业配额在300人左右。

　　放出的少量配额面对累积长久的市场需求，被消化得非常迅速。像财务及投资分析员、计算机程序员和互动媒体开发等热门工作，在3个月内就几乎满额。

　　僧多粥少的情势下，很多人选择走在岸途径(onshore)——先留学，再移民。当地的工作经验就变得相当重要。联邦经验类移民在近几年升温，申请人需要有2年加拿大高中以上学历，以及1年全职工作经验，一年的配额在1000个左右。

　　相比经验类移民，走省提名的时间成本比较短，一般只需要1年以内公立大学教育学习经历，以及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最高6个月，大部分在3个月左右。对于高学历人才，一些省会用更优惠的政策招徕。

　　对于曲线救国的移民来说，最头痛的是资金和时间成本。在加拿大学习一到两年的费用成为拦路虎。戴阳天举例说，一名1981年出生的动漫设计师，专科毕业，工作了十来年，为了移民先花1年半时间在加拿大一所艺术类学院读了本科，毕业后一段时间内在多伦多找到工作。他主要的成本在于学费和生活费，学费每年1.4万加币，合人民币9万多元，加上生活费一年15万元，两年30万元，另外中介费在2万元。像他这样毕业就找到工作的算是幸运儿，也有人花了五六十万、三四年光景还没找到工作，只能在工作签证逾期前打道回府。

　　随着移民接收国对外来懒汉的容忍度降低，过几年“米虫生活”混个移民身份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中国“绿卡”，世界最卡？

　　国际移民占本国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标准之一，欧美国家的这一数值可以达到10%到15%，而中国不足0.1%。

　　记者｜金 姬

　　“

　　比尔·盖茨、巴菲特够不够优秀？他想来中国定居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按照现有制度，他没有现行规章所要求的中国工作经验！”

　　这个网上流行的段子，其实并不是笑话，中国“绿卡”，即《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被调侃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因为得到的老外不足5000人。

　　即便在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对于“绿卡”的规定也只有笼统的一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或者符合其他在中国境内永久居留条件的外国人，经本人申请和公安部批准，取得永久居留资格规定。”这似乎为逐步放宽“绿卡”申请条件留下空间，但仍然存在具体操作及执行细节规定不明确的问题。正准备申请中国“绿卡”的法国小伙戴亮(Christophe Hisquin)无奈地告诉《新民周刊》，“我不知道究竟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我只能尽量多地去准备。”

　　移民政策 从无到有

　　相对于欧美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非移民国家。

　　1964年4月，国务院发布《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解决了外国人在中国定居的身份问题。侨民们领到了居留证，这个蓝色塑料皮的证件被戏称为“外国人户口本”。虽然制作精美，但是这个“户口本”并不意味着拥有相同的国民待遇。对于侨民，基层公安部门都会安排专人对其进行监管，对居留证进行不定期检查。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居留办法明显滞后。但与解决永久居留资格问题相比，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外国人在华活动范围与短期居留的限制。毕竟，上世纪80年代初，还鲜见想要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生意人和希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

　　以北京为例，1984年4月取消了“40里圈”，外国人在北京的活动范围不再限制于以天安门为中心的40华里(20公里)半径内，但是仍然保留了116面“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标志牌。1985年之后，这些标志牌开始陆续被撤掉。外国人不再需要办理旅行证就可以在绝大部分区域自由行动。

　　1985年是新中国移民政策的分水岭，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该管理法把外国人在华居留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旅游、探亲和商务考察均属短期，1至5年以留学、工作和投资等为居留目的的算长期。管理法规定的新的签证类别中还有一种“定居签证”，持该签证的外国人有权在中国永久居住。而在1985年之前，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除了少量的国际友人之外，大多数为建国前就已经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就是外国侨民。

　　1986年，中国第一个外籍厂长、原湖北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德国专家格里西先生成为中国第一位被授予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公开资料显示，1985年到2004年间，中国共授予3000多名外国人在华定居的权利，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却只有90多人。

　　在这一阶段，中国“绿卡”似乎更像是政府颁发给外籍友人的荣誉证书。1999年，湖北省授予日本三泰株式会社社长常川雅通先生永久居留资格证书时，当地媒体报道称，“三年来仅有8位外国人获此殊荣，常川雅通是其中最年轻的幸运儿。”2000年9月，为褒奖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美国人墨菲和安达信公司中国主管澳大利亚合伙人吴港平为当地经济做出的贡献，上海政府向他们颁发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制度十年 操作不易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中央政府于2004年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首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中国“绿卡”制度终于有了实施细则。

　　2004年，中国政府将第一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证》送到寒春手中，当时她83岁，在中国已经生活了56年。1921年生于美国的寒春(Joan Hinton)，是小说《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孙女。来华前，寒春是一名核物理专家，与杨振宁是同学，是美国参与首批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此后她放弃核武研究工作，来中国与丈夫从事农业研究。第一批获得中国“绿卡”的老外，大多是和寒春一样的专家，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达几十年。

　　外国人如想获得中国“绿卡”，首先得由本地公安局受理，然后需经省级公安厅(局)的审核，最后由公安部通过审批签发，前后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有效期分5年和10年两种，以18岁为界，分为投资类、任职类、亲属投靠类、特殊贡献类四大类。根据去年4月公安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的报告，截至2011年底，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4752人，其中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家属1735人。

　　以北京为例，截至2012年底，持“中国绿卡”的外国人911名，主要是亲属投靠类和特殊贡献类。公开资料显示，北、上、广地区持有中国“绿卡”的人数占到全国的近一半。而西部一些省份仍然比较稀少，有的省份甚至停留在个位数上。

　　在上海生活了10年的戴亮，身边的外籍朋友中没有一个拿中国“绿卡”的。“他们不是全球500强的老总，也没有在中国投资。”按规定，如果是投资移民，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金最少需要50万美元，而且必须连续纳税3年以上，这一标准似乎对老外没啥吸引力。

　　如果没有“绿卡”，在华老外最长只能在中国逗留1年时间，这意味着像戴亮这样工作生活都在中国的老外每年都要去办签证。“虽然每次办签证都很顺利，但是签证到期前一个月我就要开始准备了，否则就很麻烦。”戴亮说，如果他回法国时间太久，他就需要重新准备很多资料去办签证，而且未必拿得到1年期的，这给他的在华工作造成很多不确定。

　　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戴亮从今年春天开始准备申请“绿卡”的材料。虽然他在中国连续缴税多年，说一口流利中文，但是他发现自己顶多只能申请“特殊贡献类”，这也是中国“绿卡”获得者中占到1/3的类别。“特殊贡献的规定很含糊，没有人告诉我如何界定，我只能请所有合作过的中国机构、公司出具书面材料，证明我在这个国家的贡献。”

　　戴亮坦言，他并不想入中国籍，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法国国籍。这也是很多持中国“绿卡”的欧美老外的真实想法。以香港为例，从1997年到2012年，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共批准1.2万余人加入中国国籍，而这些申请人的原属国籍主要包括巴基斯坦籍、印尼籍、印度籍、越南籍和菲律宾籍。

　　在一些中国人眼中，西方的“绿卡”是梦寐以求的，如今外国人争取获得中国“绿卡”，则是中国国力增强、吸引力提升的标志。而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移民法专家刘国福看来，中国的“绿卡”门槛太高。“现行政策不利于人才引进，最重要的是想申请的很难符合条件，真正需要吸引的人也不一定愿意来。”

　　国际移民占本国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标准之一，欧美国家的这一数值可以达到10%到15%，亚洲国家普遍偏低，如泰国约为1.7%，而中国不足0.1%。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其移民政策也从严厉转向缓和、从抵触转向吸引。2012年5月，日本政府出台一项海外高级人才优待的制度，通过学历、职历、收入等评估标准分别制定积分，按照这一新规定，原本需要在日本工作10年的人才现在只需5年就可以拿到日本“绿卡”。

　　不少专家都认为，根据当下中国面临的阶段，应该加大对外国技术移民的吸引，放宽对这部分人群的“绿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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