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专访：不可回避的八十年代

　　以“文化热”著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底是怎样的面貌? 在三联书店5 月推出的大型人文访谈录《八十年代》中， 旅美作家查建英女士和阿城、北岛、陈丹青、崔健、甘阳、刘索拉、李陀、栗宪庭、田壮壮等十余位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批评家一一深入对话，试图还原1980 年代。

　　文/ 燕舞

　　年轻一代的读者可能对查建英稍有些陌生，但查建英的小说《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开了1980 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有心追忆1980 年代的查建英曾受朋友之约，做阿城等文艺人物的访谈，开始只是小打小闹， 后来便郑重其事地开始写《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中的所有对话都保留了“原生态”，比如陈丹青既会兴之所至地讲几句粗口，也会很绅士地征询“可以吸烟吗”？同时，访谈中还保持了大量细节， 比如叙述陈丹青与阿城的交往时，作者写道:“1984 年阿城忽然成名了，他给我寄了一份杂志，好像是《收获》，《棋王》、《孩子王》、《树王》都发表了。他直接把杂志寄给我，为了省邮费，把其余书页撕掉—那会儿哥们儿都穷啊—我赶紧躺到床上读!”

　　2006 年2 月上旬，笔者独家专访了在纽约休假的查建英女士，请她畅谈做《八十年代》的前前后后。

　　B ＝《外滩画报》　Z＝查建英

　　B: 选择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间隔来回忆1980 年代，你觉得这个时间间隔能保证有足够的缓冲来清晰地还原1980 年代

　　么？

　　Z: 过了将近二十 年之后去回顾，这个距离我认为足够了，这恰好又是中国人的信息量、视野、阅历都在大大拓展的二十年，有利于据此获得不同的角度去回顾历史。但要想做到“清晰地还原1980 年代” 谈何容易? 关键倒不是时间不够，我们对许多问题不能真正地直抒胸臆，在这种状态下怎么可能做到“清晰地还原”？

　　B: 这个系列访谈的成功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你提问的对等深度。你和你的访谈对象的访谈问题是怎样设计的?

　　Z: 你过奖了。我的访谈对象的确都很强，实际上我的主要任务是提问、当话托儿，当然有些人恰好是我比较熟的朋友，他们希望有个对谈、讨论的气场， 这样有利于随机碰撞、激发出更多的东西， 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配合。

　　访谈前我会准备一些问题，有的是共同的，有些是根据访谈对象特别设计的。但临时随机性很大，就像平常谈话时那样，跟着感觉走，随时欢迎出人意料的转折。其实我做访谈不够职业化，往往超出原来的计划，一小时变成了三小时，一

　　晚上变成了通宵! 有时谈话兴致高起来， 索性变成了神侃。之后整理起来才发现太芜杂，当然也往往有意外收获。

　　B: 访谈录音是怎样整理的? 都是一次性顺利谈完的吗? 我看到陈丹青的访谈好像是在纽约做的，有多少是在国外做的?

　　Z: 都是一次性谈完。之后我先整理一遍，再交访谈对象修订一遍，然后我再过一次。丹青的访谈是2004 年夏天在纽约做的，当时我们正好都在纽约度假， 就约到那里谈了。其他各篇都是在北京做的。北岛那篇例外，是笔谈，因为在北京没见成，只好改为用电子邮件问答了。

　　B: 具体的访问顺序是怎样的?

　　Z: 没有一定的顺序，2004 年夏天定下选题之后就开始，看各人的时间，先和谁约好就先访问谁，最后是甘阳那篇，拖

　　了很久，因为他住在香港，极少来北京， 到2005 年5 月他才来，长谈了一夜。

　　B: 访谈对象很多是您的朋友，而且他们中大多早已是“明星”，此前接受过无数的访问，也包括部分媒体的少数还算专业和精深的访问，您如何保持新鲜感和访谈的深度?

　　Z: 我基本不看他们以前的采访。我知道我想要他们谈什么，我认为这个话题是有意思的。他们能谈到什么程度， 我也有一个大体的预期，据此给定一个适宜的长度。篇幅太短了不行，蜻蜓点水或者为吸引眼球讲几句耸人听闻的话， 那不是我要做的东西。当然长并不一定就谈得深，深浅那是他们各人的水平问题了。

　　B: 从访谈对象的组成来看，这个集体回忆是否过于精英化?

　　Z: 有这个问题吗? 有人玩笑说这书里净是“现象级”的人物。确实，八十年代这么大一个题目，不可能面面俱到，总要有个角度，我的想法是从当时的“文化热”切入，而这些人都算是“文化热”的弄潮儿吧，有几位又恰好是我多年的老友。他们确实都是自己工作领域里的优秀个人，但他们现在被人当作“精英”，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不是“精英化”， 我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确实，讨论文学、艺术、知识思潮

　　等等，这些话题本身就带有务虚的倾向， 又不能马上解决柴米油盐的问题，在有的人看来可能属于“精英”才关注的问题， 甚至干脆就属于吃饱了撑的吧。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群人持续地、乐此不疲地关注这类事情，那样的社会是很可怜的， 无论它在物质上多么富有。

　　其实这些事情在1980 年代是无数中国人在热烈关注的，尤其城市里，现在很难想象当年那种气氛: 居然会有那么多人为一篇小说、一首诗、一本谈哲学的书而疯狂地、通宵达旦地讨论、争论! 那种投入和激情比得上初恋中的迷狂。那时候的人，包括书里所有这些“精英”，其实照现在的标准衡量都很清贫。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长年是个体户，像阿城、崔健、栗宪庭、北岛，只不过他们做的是艺术、文化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与自食其力的农民、工人也一样。他们都是一个个生动的个人，沉醉于自己喜爱的工作中。

　　B: 陈丹青在接受你访问时反思说“猛然发现我什么都不是”，“1980 年代是暴病初愈”，类似的反思应该也不少，但从整个访谈来看，你觉得你们对1980 年代的追忆和还原在多大程度上规避了浪漫的美化? 那种“1980 年代是中国文艺复兴” 的高调提法您能接受吗?

　　Z: 当然不能接受。文艺的复兴要有一个漫长过程，得从复苏开始，况且也不是什么都值得复兴，对于过去得有个适当的距离才能审视。我比较欣赏的正是: 这本书中的大多数访谈人并没有浪漫地美化八十年代。

　　说实话，人对自己的青春时期是很容易抱着一种浪漫情怀的，这很自然，也是不必苛求的。再说，和现在这个物质的年代相比，1980 年代是“前消费时代” ，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浪漫。那一代人正像崔健那首歌唱得那样:“一无所有”。但普

　　遍比较浪漫，对自己的能力、对未来的生活有着各种各样的幻想和憧憬，这其实也是孩子、大病初愈的人、久关禁闭的人的心态。也可爱、也幼稚，成熟之后自然不再会那么单纯，那样异想天开。但倘若某些可贵的品质，比如真诚、梦想、信任、侠义和荣誉感，比如对美好事物不计功利的追求、对精神生活的珍视，就此永远地失去了，那是非常令人痛惜的。

　　B: 抛开惯有的客套，你觉得整个系列中有哪些访谈是你格外喜欢的? 我尤其想知道哪些访谈的哪些内容让你访谈当时和事后特别喜出望外，是你准备阶段没有想到的?

　　Z: 各有特色吧，很多篇我都喜欢。丹青的你们都看到了。如果非再挑出一两篇来说，那比如阿城那篇，我就很喜欢， 喜欢他那种谈话的方式和调子，吸着一只烟斗，缓缓道来，一条河流那样从容。

　　他讲的知识结构与群体焦虑这两个问题， 我觉得是讲到百年来中国文化问题的根上去了。他说话比较含蓄，可是到了深层问题， 原则问题上他并不含糊，讲透为止。

　　至于喜出望外的那是刘奋斗，一位电影编导，1969 年出生的，是这个访谈系列中最年轻的一位，我预先没想到他会谈得这么精彩。可惜最后编审大幅度删节，最终还撤稿了，我也赞成他撤。刘奋斗的风格与阿城不同，两路功夫， 但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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