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哲琴:音乐在我的血液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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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14日16:43 南方人物周刊 | ||
在这10年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成长,如果还一直把《阿姐鼓》那个牌坊挂在我身上,那真的会不堪重负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朱哲琴轻轻掠过你身边,你甚至不容易注意到她。个子不高,蓝色小T恤,牛仔裤,
其实她来自广州,一座最早开始商业化的,繁华喧闹的城市。 你绝对不能当导游, 还是唱歌吧 每一个精灵都有渊源和前史。 朱哲琴祖籍湖南,生于广州。她父亲原来在广州市政府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干校”,“文革”结束回到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科学杂志《科学世界》。 朱哲琴在家排行老三。家里兄弟姐妹多,她淘气过,可是父母从不打骂她。“从小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从未缺失过家庭的温暖。” 朱哲琴的音乐天赋可以说是“从小就无法遮拦”。据母亲说,出生那天她是产房里哭得最好听的婴儿。7岁时候她瞒着家人考取了广州“小云雀”少儿合唱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中山纪念堂、七星岩歌唱,13岁灌录儿童演唱教材,“每一个样板戏我都能倒背如流,每一个角色我都会唱” 。 但家人并不支持她唱歌,以为那是“不正式的职业”,而希望她能成为一名教师。她也确实顺从父母的意愿报考了广州师范学院,并于1990年毕业,期间在广州的歌厅里做歌手。那时的广东流行乐坛异常蓬勃,解承强、陈小奇、李海鹰等在歌坛相当活跃,“是这些人引领我出道” 。 解承强为朱哲琴量身定做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让她一炮走红。“那首歌让人们知道了有一个女孩,她的音域无法想象地宽广。”朱哲琴唱着“丹顶鹤的故事”夺得1991年青年歌手大赛第二名。接下来,她并没有像其他歌手那样进入体制内的歌舞团。“那就成为一种职业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要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可能会不成功,但是那种东西非常珍贵。我的梦想是寻找好的音乐。” 她去了成都,遇到了何训田。朱哲琴说,想去当导游,当导游可以赚钱,又可以去很多地方玩。何训田听了有些生气地说,你绝对不能当导游,太可惜了,你还是唱歌吧。 遇到何训田之后,朱哲琴才成为了朱哲琴。“这是一个天机。”事隔15年,朱哲琴这样说。 《阿姐鼓》与何训田 那是西藏的“人皮鼓”的传说。被摒弃的血腥与蒙昧,在现代城市对西藏的重新想象中,获得新的美学意义。死去的阿姐在鼓声中重现,凄楚的死亡点染出崇高的诗意。《阿姐鼓》更像是一个残酷的诗歌文本,使1990年代的中国流行歌坛获得一种文化上的庄重。 1995年,许多人被那种别具一格的空灵的声音感动过。那是一张录制和缩混都堪称发烧天碟的唱片,也是当时中国第一张概念唱片,第一张在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在全球60多个国家销售超过200万张。 《阿姐鼓》中的西藏是非常自我的。何训田说:“我们到西藏,并不是为了寻找西藏,而是为了寻找我们自己。”因此它是何训田和朱哲琴的西藏。失落、空虚的现代人寻找的是一种想象中的精神家园与乌托邦,《阿姐鼓》正好契合了世界对西藏的想象,使得朱哲琴在众多流行歌手中脱颖而出。她高亢、任性的声音承担了来自西藏甚至来自世界的文化重量。 “离开广州去了四川,然后去西藏,1年后搬到上海去,开始创作《阿姐鼓》,我的心灵跟这个东西已经非常相通。创作了一半以上,我们再度回到西藏,那个东西会无数遍在你脑海出现。1994年,感觉这么多年的积累和这个东西重合上了。” 恰巧是她遇到他,他的音乐才找到了一个载体,她的声音恰恰成为了他作品中最人性化的器乐。如果不是她呢?会不会有更合适的女歌手?虽然《阿姐鼓》里有着崭新的音乐意识、录音手段,但一个小瑕疵是,朱哲琴在里面有意无意地炫耀了声乐的技巧,而音乐原本应该更加大气和朴拙。 由于当事人的某种默契,当人们不约而同地翻着朱哲琴和何训田的“前尘往事”时,他们其实得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我尊重任何人的想法。”朱哲琴轻而易举化解所有人的猜测。 人物周刊:何训田一直是你非常好的音乐伙伴,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朱哲琴:认识他之前,我听解承强跟我提过,四川有一个人写了好几首作品都不错。我第一次认识何训田,是在四川录制国际电视节开幕式的歌曲。他让我去听他的作品,我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何训田。我说,听说你们四川有个人写的作品不错。他们告诉我,就是他。第一次听何训田的作品时,我觉得他是个伟大的作曲家,那时还没跟他合作。我的耳朵会告诉我。 人物周刊:那你当时到四川去,是作为他的学生? 朱哲琴:是何训田鼓励我到四川去的。我们谈得很好,我告诉他我一点也不留恋什么“大奖赛”、演出什么的,我觉得那种东西离音乐很远,我还是想做好的音乐。何训田就说,那你应该到四川来。他当时已经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作曲系教授了。当时有专门教我声乐的老师,然而“音乐欣赏”都是何训田来上课的。他帮助我成长。 人物周刊:当时你们的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朱哲琴:那有什么差别呢?跟现在也差不多。我不是对物质很追求的人。人是物质的产物,也是精神的产物。当快乐的时候,贫穷还是富有,对我来讲并非很重要的事情。 人物周刊:这10年你一直住在加拿大,而何训田一直在上海,你回来之后觉得你们还有共鸣吗? 朱哲琴:我觉得何训田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跟我相反,相当封闭,不喜欢到处旅行,生活很严谨,接触的世界非常有限。但是他的思维非常开阔,非常大,我们在精神上很相似,只是性格不一样。 人物周刊:他有什么缺点? 朱哲琴:他不是一个很中庸的人。苛刻算一个缺点。他不善言辞,也没有世俗的寒暄,以前别人到他家,他连水都不倒,就让人站在门口说事。对我来说看不到什么缺点……他狂妄吧。当时他做《阿姐鼓》,对上海音像说,他要做一张全世界的唱片,别人都觉得是狂想,没想到最后居然实现了。 他一直都在做不一样的音乐,我们应该保护这种不一样,我觉得很珍贵。如果有一天何训田变成很世故,我会受不了,我就不认识他了。 人物周刊:除了何训田,你还会跟其他人合作吗? 朱哲琴:如果有任何好的音乐都可以。对我来说,人是一个虚的东西,音乐更真实,谁写的音乐,对我不会是问题。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你意识到你的生命离不开音乐? 朱哲琴:我的每一步成长都没有离开音乐。 人物周刊:你跟音乐是和平相处? 朱哲琴:音乐在我的血液里,有时候沉默就让它沉默。 一直唱《阿姐鼓》,我会死的 四川是朱哲琴的起点,流行歌手在这里转变为声音艺术家。在她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随家人乔迁到了加拿大,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她嫁了一个加拿大人。“我当然相信爱情。婚姻,婚姻非常好。”她这样评价他:一个音乐鉴赏家。他这样和她开玩笑:长得跟外星人一样。 她住在渥太华,感到幸福,因为她享受到自由。“家是很童话的,旁边有森林和湖。每天8点钟起来,有时候看一会儿书,听音乐,然后去湖边游泳,然后继续看书听音乐。下午我一般看两三部电影。吃完饭去森林散步,晚上就做一些paper work。 “过去我喜欢看文学类书,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这几年阅读习惯发生变化,我看很多工具书,关于种花等等。在台湾居住的时候,我看过相对论和霍金的《时间简史》。还有一段时间我看蔡志忠的漫画,还有《法华经》。有时候会看旅游的书。” “在这10年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成长,如果还一直把《阿姐鼓》那个牌坊挂在我身上,那真的会不堪重负。” “不能一直唱《阿姐鼓》,那样我会死的。”她笑着说。 《七日谈》再次强调了“泛亚洲”的概念。唱片企划里写道:“试图打破地域风格,以7首乐曲表达7种思想,何训田让所有乐器在平等位置交织进行,氛围和谐,迷蒙;朱哲琴的声音表现比10年前更为自然,没有戏剧性的大喜大悲,而是试图更轻巧、婉转。” 朱哲琴提到了“旅行”、“当代性”、“世界性的变迁”,她考虑“什么才是中国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试图把《七日谈》放到更为开放的、世界的谱系中。仿佛为了制造口实,或者是出于音乐的需要,在7首歌里很多演唱用非汉语的哼鸣来处理。在现场,你可以看见背后大屏幕投影下的异域风采,和很多旅行杂志的图片一样瑰丽、写意。西洋的乐器,东方的艺术、哲学,更多的是西方对中国的重新想象与建构。 (实习记者万雅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相关专题: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