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画和一个民族的命运

　　有一件事我们一直想做，就是说出玛利亚和她的家人的故事，说出犹太人在浩劫中的遭遇。现在，通过挂在墙上的这幅画，这个故事被说出来了，它还会一遍又一遍地被人讲述

　　-林达 发自美国

　　奥地利著名油画家居斯塔夫·克里姆特100年前所作的一幅肖像画，在不久前的一次拍卖会上，以1.35亿美元成交价被化妆品巨头罗纳德·S·劳德收购，创下迄今单幅油画最高拍卖价纪录。这个价格比此前由毕加索名画《拿烟斗的男孩》保持的纪录(1.05亿美元)高了将近三分之一。

　　克里姆特(1862-1918)是19世纪末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维也纳分离派的创导者。他所作的《吻》和几幅人物肖像，一直陈列在奥地利画廊。奥地利画廊就是奥地利的国家美术馆。这几张画几乎就是奥地利绘画艺术的象征。

　　此次拍卖的《阿德列·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Adele Bloch-Bauer I)就是其中之一。几年前，奥地利人根本无法想象他们视作国宝的艺术品会走向拍卖场。这后面，有一个曲折而不寻常的故事。

　　天价油画的背后

　　《阿德列·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作于1907年，画上的妇人叫阿德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奥地利糖业大王费尔迪南·布洛赫-鲍尔的妻子。

　　克里姆特同一时期为阿德列所作的另一幅肖像画《阿德列·布洛赫-鲍尔II》以及4幅风景画，也被富有的费尔迪南所收藏。在维也纳，费尔迪南一家的住所就像是一座博物馆，请克里姆特画肖像，验证了主人的艺术收藏眼光。

　　1925年，阿德列突然去世。她在遗嘱中提到自己钟爱的克里姆特画作：“我要求( ich bitte，德语‘要求，恳求’)我的丈夫在他去世之后，把克里姆特画的两张我的肖像和4张风景画留给奥地利画廊。”

　　阿德列死后，费尔迪南在家里布置了一间纪念屋，里面摆满鲜花，同时，只放置了妻子的这张肖像画。这幅画以金色为主色调，被称为“金色克里姆特”。

　　1936年，在奥地利画廊的请求下，费尔迪南先捐了一张克里姆特风景画给他们。不久，欧洲局势骤变，由于费尔迪南的捷克斯洛伐克籍犹太人身份，以及他一贯的政治主张，使他成为纳粹的追捕目标。1938年，费尔迪南扔下在奥地利的一切财产匆匆逃离。他先去了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拥有的一座城堡，当纳粹再次追来时，他逃往瑞士。1945年，费尔迪南在流亡中去世。

　　费尔迪南和妻子没有留下孩子，只有几个亲近侄辈。在他最后的两份遗嘱中，前一份是宣布废除在此之前的遗嘱的全部内容，后一份是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三个侄辈。这时，他几乎已失去一切。

　　为掠夺费尔迪南庞大的艺术收藏，纳粹曾特地派了一个专家小组进驻他家。费尔迪南收藏品中著名的400件一套的瓷器被拍卖，一部分艺术精品被送到维也纳博物馆，以及送给希特勒和戈林。纳粹的律师也乘机留下几件作为个人收藏。还有一部分留给希特勒筹备中的博物馆。

　　二战结束后，盟军将所没收的被纳粹掠夺的犹太艺术品交还给各国政府，由他们负责归还自己的国民。但当时的奥地利总统在归还犹太人财产问题上态度相当傲慢，他宣称，“总的来说，不能让我们整个民族为犹太人的损失负什么责任。”这位总统曾经是阿德列的朋友。

　　费尔迪南遗嘱的继承人是三兄妹，玛利亚·阿尔特曼和她的哥哥罗伯特，姐姐路易斯。1937年，21岁的玛利亚成婚时，费尔迪南把亡妻的钻石首饰作为贺礼送给了这个侄女。婚礼后仅仅几个月，费尔迪南就开始了流亡生涯。玛利亚的新婚丈夫则被关入达豪集中营。纳粹抓他是为了侵吞其财产。交出财产之后，玛利亚的丈夫从达豪集中营出来，但他们一直受到软禁。费尔迪南送给玛利亚的钻石首饰也被盖世太保拿走，其中的钻石项链被当作礼物送给了纳粹头子戈林的夫人。后来，玛利亚和丈夫冒险逃离，辗转来到美国。

　　1945年费尔迪南去世的时候，玛利亚和丈夫已经是美国公民。罗伯特和另外两个弟弟一起逃到加拿大，路易斯逃到南斯拉夫，她的丈夫在战后被当作“资产阶级分子”枪毙。

　　以国家的名义侵吞

　　流亡国外的玛利亚三兄妹后来委托奥地利律师黎奈克帮助追回财产。

　　经过艰难的追索，黎奈克律师先从纳粹分子手里要回了一件克里姆特风景画。当他与维也纳市政府交涉，希望要回另一幅克里姆特风景画时，维也纳市政府虽然表示同意，但却要向原主索要市价。另一方面，这幅画在纳粹期间就已经交由奥地利画廊收藏，画廊坚称，根据阿德列1923年的遗嘱，这幅画早已是捐赠品了。

　　阿德列遗嘱和法律文件据称都在画廊手里，因此，黎奈克律师无从考证这一说法的合法性。但当时的奥地利画廊主任冈萨洛里则完全清楚，画廊对这幅画是违法占有。1948年3月8日，冈萨洛里私下写信给在纳粹时期的他的前任，明确表示，“布洛赫-鲍尔收藏”中的克里姆特画作找不到任何合法的捐赠文件，所以他自己的处境变得“极为尴尬”。但冈萨洛里也清楚地知道，劫后余生的犹太人无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他并不想归还非法占有的画作。

　　1948年4月，奥地利国家纪念馆办公室负责人蒂姆斯致电黎奈克律师，称假如费尔迪南的继承人坚持他们对克里姆特画作的拥有权而不“捐献”出来的话，他们家的其他东西都休想得到出口许可。在这样的压力下，黎奈克律师同意以“捐献”换出口的交易，但他没有就此征求玛利亚兄妹的意见，只是在一份给蒂姆斯的文件中写道：“我依赖于你对公正的判断。”

　　但是，在捐出“克里姆特画作收藏”之后，玛利亚兄妹的财物仍然被扣留，于是，只能继续不断地“捐献”艺术收藏。不仅是艺术品，对于费尔迪南留下的大型糖业工厂，奥地利政府也只给了60万美元作为补偿，外加条件是继承人捐出已经成为奥地利铁道部的费尔迪南豪华私宅。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只发生在这一家人身上。当时的犹太人幸存者大多流亡在国外。奥地利政府就利用了盟军转交给他们的权利和一些出口法规，扣住属于犹太人的私人财产，并且以国家的名义，要求犹太人捐出大量属于自己的艺术品，以换取将其他私人财产“出口”居住国的许可。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费尔迪南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私产，全数都被扣下。历经种族屠杀和完全没有法治的时期，犹太人的生存状态降到最低点，能捡回一条命已是幸运。战后索回私产的经验，让他们再次体会了被歧视和被掠夺的命运。

　　捐赠者是阿道夫·希特勒

　　就这样，整整50年过去了。

　　1998年春，纽约现代美术馆租展了来自奥地利国家支持的基金会的两张埃贡·席勒的作品。真是很巧，席勒的画风最初就是受了克里姆特的影响。席勒和克里姆特见面的那年，就是克里姆特为阿德列画肖像的1907年，那一年，席勒还是个17岁的少年。

　　当时，欧洲的排犹和二战中的迫害屠杀，致使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数量激增。席勒画作的展出，重新唤起人们对当年纳粹掠夺艺术品的记忆，以及对奥地利政府战后处理犹太人艺术收藏的种种争议。时任奥地利文化教育部长的伊丽莎白·盖尔女士显然对这段历史不明就里，为了平息人们对奥地利国家形象的非议，她大方地宣布将公开历史档案，容许公众查询，以证明奥地利国家拥有的艺术收藏中，已经没有非法掠夺侵占的东西了。

　　结果，一位奥地利作家兼记者胡博特斯·扎宁利用公开的旧档案作研究，写成系列文章，把下令公布档案的盖尔部长吓了一大跳。扎宁在文章里揭露，奥地利国家博物馆在战后控制纳粹掠夺的犹太人收藏品，从中大为获益。这些收藏品主要来自三大家族，其中包括“布洛赫-鲍尔收藏”。文章还特别指出，著名的《阿德列·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在博物馆的宣传品中，一向被说成是1936年接受的捐赠，但实际上，文件却显示博物馆是在1941年接受这张画，依据的是希特勒的律师写的一封信，信的署名是“阿道夫·希特勒”。

　　盖尔部长立即下令停止开放旧档案，同时任命一个叫巴赫的官员带领一个专家组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基本肯定了扎宁的研究。1998年9月，盖尔部长提出新的立法提案：博物馆中凡是因战后以禁止出口胁迫原主捐赠的艺术品，一律归还原主。同年12月，奥地利国会全票通过立法，由总统签署通过。同时，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具体操作。

　　1999年1月，经政府准许扎宁对博物馆的“布洛赫-鲍尔收藏”文件作了拷贝。他把拷贝交给玛利亚的律师。这时，“金色克里姆特”的继承人才知道，当初政府对其委托人提到的阿德列遗嘱根本不是事实。同年2月，盖尔部长在一份报告中确认，克里姆特画作属于受胁迫捐赠之列。奥地利媒体于是纷纷报道，克里姆特画作要归还原主了。

　　可是，历史在这里又拐了一个弯。

　　遭遇极右派回潮

　　由于“布洛赫-鲍尔收藏”中的克里姆特是克里姆特作品的核心之一，也是奥地利画廊的镇馆之宝，因此，委员会以乌朗为首的几个人，仍然试图阻挡这批克里姆特画作归还私人。

　　关键是对1923年阿德列遗嘱的判定。假如遗嘱具备法律强制的效力，那么在她的丈夫费尔迪南去世时，不论他是否愿意，他都必须按照阿德列遗嘱捐出克里姆特画作，也就是说，捐赠在1923年遗嘱中已经确定；假如阿德列遗嘱不具备法律强制的效力，那么，这只是阿德列对丈夫表达的一个请求，他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

　　假如判定是前者，那么，继承人就失去权利。因为捐赠在战前就被确定，也就谈不上“战后强制捐献”了。但是，由于画作本身并不是阿德列的财产，而是她的丈夫费尔迪南的财产，因此，这个判断在法律上应该说并不是非常困惑的事情。

　　费尔迪南继承人的律师舒伯格认为，从法律上来说，1923年的阿德列遗嘱只是一个请求而已。但乌朗拒绝和他讨论案情，拒绝他的书面解释进入委员会成员阅读的文件，也拒绝律师在委员会投票之前作出自己的陈述。在拖到1999年6月表决的时候，由于乌朗的一些暗中活动，最终投票的结果是：不归还那5张著名的克里姆特画作，只归还16张克里姆特素描和19套瓷器。这些也都是50年前为了换取其他物品出口而被迫“捐献”的。

　　这一年年底，委员会成员之一伊莎贝尔辞职并发表声明说，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对归还犹太人艺术收藏缺乏诚意，对“布洛赫-鲍尔收藏”的投票，更是预设立场的结果。

　　舒伯格律师对这一投票结果感到非常震惊。他在给盖尔的信中指出，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严重违反了程序公正的原则。他请求对阿德列遗嘱进行司法仲裁，但这个请求遭到盖尔的拒绝。她在回信中建议：你们不服，可以去法院告。而奥地利的民事法庭则要求预先缴纳巨额诉讼费用。由于争议的是名画，在申请部分减免后，诉讼费仍然高达35万美元，差不多是3位继承人的全部积蓄。假如输了官司，他们还必须另外缴纳对方的50万诉讼费。与此同时奥地利政府宣布，在计算价值的时候还必须把判定归还的素描和瓷器的价钱全都算进去。3位继承人这才意识到，奥地利政府根本不想将东西归还给他们。

　　这时的奥地利社会和政坛，正出现战后第一次极右派回潮。由于即将举行大选，盖尔所属的右翼政党还居于落后的第3位，不是因为“太右”，而是“还不够右”。排名在前的极右派自由党首脑，公然发表言论赞扬当年的纳粹党卫军官，并宣称所谓犹太人死亡营，只不过是“刑事犯的监狱”罢了。在这样的潮流下，关心自己政治前程的盖尔也加入了否认“浩劫”历史的行列。而费尔迪南继承人在奥地利无法寻求公正，也就是很自然的结果了。

　　玛利亚的律师舒伯格认为，在奥地利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惟一的出路是根据奥地利政府在1955年签署的一项国际条约，通过美国政府为本国公民寻求公正的干预来解决这个问题。据这项国际条约第26条表明，自1938年3月13日以来，有许多被侵占的私人财产归还没有执行，奥地利政府同意将这些财产归还原主。

　　跨国诉讼，奥地利政府成被告

　　于是，这个原本发生在欧洲的故事，在世纪之交成为美国加州联邦地区法庭的一个案子。被告是奥地利政府和奥地利画廊，原告玛利亚。奥地利政府提出“主权豁免”的动议，要求美国联邦法庭驳回诉讼，也就是说，奥地利政府即使是违法侵占，美国法庭也未必有审理这个案子的司法管辖权。

　　加州地区法庭否决了奥地利政府的豁免要求。奥地利政府又提起上诉，但美国联邦上诉法庭支持地区法庭的裁决。奥地利政府随之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理由还是“主权豁免”。2004年7月7日，最高法院根据奥地利政府违反国际法等一系列理由，以6比3的裁决，否定了奥地利政府在此案中的豁免权，支持玛利亚拥有提起诉讼、要求归还被非法侵占私产的权利。此后，继承人的律师和奥地利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最终同意由奥地利的一个仲裁法庭来作出裁决。

　　2006年1月17日，仲裁法庭的3位法官作出一致裁决，宣布奥地利应该将5幅克里姆特画作归还费尔迪南的继承人。此裁决撼动了整个的犹太人群体。此时，继承人中惟一在世的玛利亚，已是90岁高龄。

　　于是，在裁决半年之后，有了这次创世界纪录的拍卖。“金色克里姆特”的买主，纽约

　　站在这张画前，为这个结果整整奋斗了9年的律师舒伯格说：“有一件事我们一直想做，就是说出玛利亚和她的家人的故事，说出犹太人在浩劫中的遭遇。现在，通过挂在墙上的这幅画，这个故事被说出来了，它还会一遍又一遍地被人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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