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诗人邵洵美：现代文学大茶馆中的一只壶

　　一把壶可配若干只杯子，就像戏剧舞台上披挂上阵的将军，总少不了前呼后拥的兵卒作陪衬。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座大茶馆，众多的文豪名士各是一把“壶”的话，那么，当史家们提起三四十年代的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壶”们的时候，总会不时提到他们身边邵洵美这只“杯子”。

　　而当我们拂开历史的积尘，去探询它的本来面目时，我们会发现，其实邵洵美也是一把“壶”，且是一把拥有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多种头衔的“多功能壶”！

　　“唯美”诗人邵洵美，已被我们冷落得太久。他只偶尔被当作道具提及，活在他人回忆的夹缝间，有时还免不了因误解而充当尴尬的角色。

　　那么,邵洵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风流倜傥的洋场阔少

　　邵洵美(1906-1968)，祖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祖父邵友濂，同治年间举人，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外祖父盛宣怀(亦即邵妻盛佩玉的祖父)是著名的洋务运动中坚人物，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大实业家，富甲一方。又因邵洵美过继给伯父邵颐的关系，按谱系，李鸿章当是他的叔外祖父。

　　邵、盛两家联姻，以其地位的显赫和富贵荣华，似不逊于《红楼梦》中的荣、宁两府。

　　邵洵美的生父邵恒受岳父盛宣怀的赏拔，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但他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终日沉溺于麻将桌、大烟铺，还喜金屋藏娇，后因连着三个月未上班，气得盛宣怀不得不将其免职。

　　邵洵美，原名邵云龙，五六岁时即入家塾读《诗经》，背唐诗。读完家塾便进圣约翰中学。这所教会学校所授课程除国文外,都用英文教材,教师不少为洋人。良好的教育环境,日渐把邵云龙熏陶成一个颇具才情、温文尔雅的青年。

　　邵云龙16岁时恋上了表姐盛佩玉。他喜欢古诗，当读到《诗经》中《郑风·有女同车》一节时，一眼瞥见“佩玉锵锵”四个字，又见另外一句里有“洵美且都”四字，不禁拍案叫绝。“洵美”两个字意为“实在美”，“且都”意为“而且漂亮”。以“洵美”对“佩玉”贴切极了。于是他决定正式改名为“洵美”，以名寄情。

　　17岁时邵洵美便学会了开汽车。暑假期间，他经常开着福特车到处兜风，还带着家仆到戏院里邵家的长期包厢看戏。一次，经表兄弟介绍，邵洵美在包厢里认识了一位交际花。当他与这位交际花及她的朋友们一起吃饭聊天时，那伙人中有个自称姓邵的家伙滋事寻衅，用枪打伤了别人。警察听说凶手姓邵，不分青红皂白就把邵洵美关进了大牢。虽然最终水落石出，警察局将邵洵美放了出来，但此事风传上海滩，败坏了邵家的名声，祖母柴太夫人气得罚邵洵美在祖宗牌位前长跪悔过。而那位交际花居然又厚颜找上邵府，狠敲了邵家一笔竹杠。

　　事后邵洵美才知道，是交际花与那帮人合伙做了圈套,套住了他这个不谙世事的阔少爷。邵洵美深悔自己的无知和失检，从此再不涉足娱乐场所，并转至南洋路矿学校就读。

　　1925年初，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经济系就读，但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诗。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等朋友。

　　不到两年，因家里遭火灾，经济上吃紧，加之老祖母抱曾孙心切，邵洵美中止学业返国。

　　1927年，邵洵美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震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婚后三朝友人来贺，有江小鹣、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丁悚、刘海粟、钱瘦铁等。他们的结婚照登在《上海画报》(1927.1.21)的封面上，冠以“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还配发了《美玉婚渊记》一文，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时髦话题。

　　此时的邵洵美已立志日后要创出一番自己的事业，不靠祖上余荫度日。“我不能像其他富家子弟，只知将莫名其妙由祖宗传下来的钱一个个用光，而不想去运用天赐给自己因以求生的手和脚。”

　　回国后，邵洵美一直沉浸在读书、写诗、作文章、编杂志办书店的忙碌中。他交友的圈子也越来越广，还与《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结上了忘年交。他们常常晤聚，谈文论艺，研究办书店、搞出版等事宜。邵洵美崇敬徐志摩，两人虽相差11岁，但友情甚笃。他为徐志摩、陆小曼作了一幅一只壶一只杯的画，题字为：“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意为他俩像壶与杯一样亲密，壶不离杯，杯不离壶。一次文艺界朋友在徐志摩家聚会，自然免不了要写诗作画。邵洵美作完画，在另外半张纸上写了两句：“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 洵美”。逗得众人捧腹。

　　邵洵美，就是这样率真、顽皮。

　　1927年4月，老朋友刘纪文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邀请邵洵美去当秘书。他只干了3个月就弃官而回，觉得自己不是块当官的料，并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当官。

　　1935年，邵洵美与美国女作家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第一次见面时，就请她与朋友们到他家做客。他自己在鸦片铺上横下，又叫艾米丽不妨试试，结果艾米丽从此染上阿芙蓉癖。后来，邵洵美为艾米丽取了个十分动听的中文名字“项美丽”，他们在上海滩携手干了一番事业，也演绎了一曲跨国的“惊世恋情”。

　　鲁迅曾数度讥讽：“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此评影响颇大，使得很多人都认为邵是一个靠老婆陪嫁而舞文弄墨的纨绔子弟。今日看来，是一场误会。

　　踌躇满志的诗人、出版家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邵洵美如是说。

　　说是天生的诗人，倒真有点来头。邵洵美周岁那天，家人端来一只盛满各种东西的盘子，有红帽子(官)、金镯子(财)、小喇叭(艺)等，对这花花绿绿的一切，他都没兴趣，却伸手抓了支狼毫笔。祖母说：“唉，小黑是个拿笔杆子的命！”

　　邵洵美果真玩了一辈子笔杆子，写诗、作文、搞翻译、办出版。他青少年时代喜欢写诗，与表姐茶(盛佩玉)初识时便写了首《Z的笑》，以诗定情。赴欧留学前夕，未婚妻为他织了件白色毛背心，他写了首《白绒线马甲》，作为处女作发在《申报》上。在诗集《诗二十五首》的序中他说：“最初的时期尚以为是自己的发现。我写新诗从没有受谁的启示，即连胡适之的《尝试集》也还是过后才见到的。”对他的诗，朋友们众说纷纭：“邵洵美是个很好的诗人。”(郁达夫)“有声，有色，有情，有力。”(柴树铎)“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陈梦家)“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沈从文)因此，邵洵美获了一个“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

　　除去朋友捧场的色彩，实事求是讲，邵洵美的成就与他圈子里的朋友们相较：论诗，他与徐志摩不能同日而语；论文，他与沈从文不在一个量级；论翻译，也不在施蛰存之上；若论出版，邵洵美倒真是一位大出版家！他对出版情有独钟，大概也是“天生”。1918年，12岁的邵洵美便和弟妹们模仿日报的样式，用一张32开纸写《家报》，把当日新闻和好玩的事写在纸上，一式誊写四份，送给祖母、母亲和两个姑姑。在英国留学时，他便有此抱负：效仿英国的北岩爵士办出版事业，出自己的书，也为朋友出书。

　　自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中，邵洵美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先成立“金屋书店”，后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是“第一出版社”。先后办了《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达11种之多。还和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1934年至1935年期间，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

　　邵洵美把开书店、出刊物作为终生事业去追求，娱人悦己，不以谋利为旨，常在亏损累赔的情况之下亦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去经营。妻子盛佩玉晚年回忆说：“洵美办出版无资本，要在银行透支，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洵美毫无收入，我的首饰陆续出笼，投入当店，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可是往往是一去不返。有人笑话他，说他做生意像作诗，目的在抒情，不在乎家产的流失。卞之琳说邵洵美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衣带渐宽终不悔”当算精当。邵洵美的出版思路也随时代的脚步在前进。从“唯美”到“现代”，再到“紧跟时代”，越来越贴近民众，贴近生活。伴随着“一·二八”事件，邵洵美及时创办《时事日报》，反映民众的抗战呼声，唤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

　　邵洵美办出版的辉煌时期，是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他与项美丽的合作默契、愉快、紧张、玩命。他们一起创办了《自由谭》月刊(1938年9月1日创刊)，即Candid comment Chinese Edition(《直言评论》中文版)，旗帜鲜明地提出“追求自由”。为了安全，编辑人、发行人署的都是项美丽的名字，而具体工作全部由邵洵美来完成。封面上“自由谭”三个大字，是邵洵美模仿颜体的手迹。画面是一幅木刻——日本的飞机在轰炸，大地在燃烧，一头牛被炸死在原野上，一个孩子手捂着脸在流泪，一位农民托着自己被日寇炸死的孩子，孩子的伤口还在滴血……这震撼心灵的血泪控诉，具有强烈的宣传效果，也是历史的真实记录。邵洵美以各种化名为《自由谭》写了许多富有战斗气息的短论，揭批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他在一篇文章中呐喊道:“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和平是出卖国家与民族……凭了汪精卫在‘艳电’前后的种种言论与举动，可以相信他也一定做得出卖国卖民的勾当。”他还借《几个卖掉灵魂的律师》揭出自己弟弟“邵式军已就任伪苏淞皖统税局局长”一事，给世人以警示。同时，他又借《自由谭》向读者推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称它是一部“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称赞”的作品。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中共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记者杨刚当时隐蔽在上海霞飞路项美丽家中，使项得以见到《论持久战》。项美丽将该文译成英文后，邵洵美立即将其在《直言评论》(《自由谭》英文版)上连载，并加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在连载的同时，又出版了《论持久战》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专门为英文版《论持久战》写了名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的序：“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邵洵美又亲自将这篇序译成英文(以前误认为是杨刚译)，列在单行本前面。《论持久战》英文版共印了500本，一部分由杨刚通过中共地下渠道发行；另一部分由邵洵美在夜间开着汽车，与王永禄一道，将书塞到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里。项美丽的德国朋友——时为德国驻沪实习领事的Peter Wolf也参与过投送。干着这种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事情,为了安全,邵洵美特地买了一支手枪防身；一度避居在项美丽的寓所时,还请了一位法国保镖。

　　《自由谭》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自然也受到日本人的“关注”。一个自称是日本某通讯社记者的人约见项美丽，询问《自由谭》的编辑、出版情况，并警告她要改变办刊方针，对日本要“友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自由谭》被迫停刊。

　　抗战胜利后，邵洵美仍致力于出版业，曾出任《见闻》时事周报总编。复办《论语》半月刊时，尽管经济拮据，他仍咬牙负债经营，直至1949年5月终刊。

　　全国解放后，他搞出版、办书店的热情不减，但终因资金不足及其他原因，没撑多久即关门大吉。

　　邵洵美曾有自己的印刷厂，还有台从德国进口的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全国只此一台。刚解放时，北京要成立新华印刷厂，因出版《人民画报》缺少设备，夏衍亲自登门拜访邵洵美，希望他“割爱”。尽管邵洵美很舍不得，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邵洵美当年办出版的初衷是为自己出书，为朋友出书。他没有食言，他的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及第一出版社，为徐志摩、郁达夫、胡适、沈从文、巴金、老舍、潘光旦、施蛰存、陶亢德、章克标、张若谷、滕固、朱维基以及夏衍等一大批朋友出了书。当然也有遗憾，他的《自传丛书》和《新诗库》计划没有全部实现。

　　邵洵美散尽万金，出版了诸多的报刊和书籍，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无人可与匹敌的。

　　仗义潇洒的“孟尝君”

　　“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这是邵洵美的一句名言。

　　邵洵美为人热情、坦诚、仗义。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情况下，邵洵美拥有一大批左、中、右的朋友：胡适、叶公超，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方令孺，闻一多、夏衍、邹韬奋、徐悲鸿、刘海粟、张光宇、丁悚、鲁少飞，以及张道藩、谢寿康、刘纪文等等。真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郁达夫说得有趣——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幅《文坛茶话图》(载《六艺》月刊)，称邵洵美是“孟尝君”。

　　邵洵美扮演孟尝君一角由来已久。他刚到剑桥读书时，老祖母令账房按月汇款。那时邵洵美不吸烟(对未婚妻承诺过)，不跳舞，手头宽裕，友人手头拮据时只要张口，他马上慷慨解囊，而且散金不骄人，从不要人还。那时徐悲鸿、蒋碧微夫妇两人合用一份留学经费，常闹经济危机，邵洵美总是适时施以援手。

　　一天大清早，有一青年敲邵洵美的门，先说了一番恭维话，然后表示想借钱，并说是大使馆介绍的。邵洵美也没多想，顺手送他200法郎。此后，留学生们风传他是“活银行”。

　　1927年邵洵美回国时与张道藩及另一同学同行，他特意将自己的头等舱船票退掉，换了三张三等舱的。回国后，他住在上海，徐悲鸿、谢寿康、滕固、唐槐秋等朋友一到沪上，必在他家落脚，他食宿全包。

　　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时，有位朋友送来沈端先的一叠译稿，是日本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朋友说译者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希望帮他出本书接济一下。邵洵美连稿子都没看，马上拿出500元。沈氏即夏衍，那时他还是文坛刚出道的新人。

　　“新月派”到上海开设“新月书店”，两年下来因亏空太多，要招新股。邵洵美关闭自己的金屋书店，加入“新月”，后来又不得不一人独资。《生活》杂志与“创造社”的善后事务，邵洵美都出过力。

　　如果说这些都算出于“礼”的话，那么，下述几例“孟尝君”的作为就纯属出于“义”了。

　　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

　　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他恨之入骨。邵式军派人送来5000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严词拒绝。1944年上海宪兵队长冈村适三通过投日的熊剑东多次游说邵洵美，企图利用他与他在重庆的中国政府部门的老友联系，谋求“中日议和”。“邵洵美依然故我，出淤泥而不染”，(《辛报》记者陈福愉文)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坚守着民族气节和做人的尊严。

　　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是一对革命夫妻。1931年共产党员胡也频突然被捕。丁玲、沈从文四方打听无果，于是沈从文来找邵洵美帮忙。邵当即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刘健群打电话，要求保释胡也频。刘不同意，两人争执了起来。刘是C.C(即陈立夫、陈果夫)的人，邵洵美的拜把兄弟张道藩也是C.C的干将。况且邵毕竟是知名人士，是有影响的人物，刘不敢得罪，再三思考后向邵说出了真相：胡也频已于几天前被枪决。邵不信,刘便将处决胡的照片给邵看。邵又通知沈从文也来看照片。国民党秘密枪杀胡也频的消息由此公诸于世。

　　当时胡、丁刚有小婴，丁玲的生活处于绝境。她想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托给母亲照应，但身无分文。尽管沈从文筹到了一点款子，急公好义的徐志摩又帮丁玲把一部分书稿介绍给中华书局，但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邵洵美慷慨解囊，送了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须还。沈从文这才得以陪丁玲回到湖南。

　　1933年5月，国民党又秘密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邵洵美与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等二十几位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当局以示抗议。6月，邵洵美又和蔡元培、柳亚子、郁达夫、鲁迅等19人联名发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稍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邵洵美把这则凶讯和追悼会照片刊在《时代画报》上，以示抗议……

　　在对外文化交流上，邵洵美也做出过不小的贡献。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由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接待。当时邵洵美是分会的会计。分会没有经济来源，平时的花销往往是邵洵美自掏腰包。那次在宋庆龄寓所设素宴招待萧伯纳(萧不吃荤)，就是邵在功德林要的一桌素菜。席上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和邵洵美。所费46元大洋是邵洵美埋单的。

　　这是邵洵美第一次见鲁迅。会后，正遇下雨，很冷，邵洵美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脸冻得发青。便立即邀请鲁迅上他的车，一直把鲁迅送回寓所。

　　说邵洵美是现代文坛的孟尝君，他受之无愧。

　　凄凉无言的晚年

　　1949年春，国民党败局已定，达官贵人纷纷卷着细软出逃。邵洵美利用《论语》发表了《逃亦有道(复友人书)》，讥讽国民党政府。文章刊出后，邵洵美受到了当局的警告。有一期《论语》中有篇文章更尖锐，在刊物已印好的情况下，为免遭灭顶之祸，邵洵美发动家人一起动手撕去那几页，再由时代书局发行。然而到第177期，《论语》终未逃脱被勒令停刊之厄运。

　　其时，胡适曾拜访过邵洵美，并已为其定了两张赴台机票。邵以不忍离开家人与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叶公超得悉，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邵也谢绝了。这其中当然另有隐情。此前好友罗隆基已约见过邵洵美，并与他作了一席深谈。罗向他细述了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使邵洵美感到释然。他相信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共产党来了，他也会有出路的，因此他静等上海解放。

　　5月24日，上海解放。划成分时，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

　　解放时，夏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为邵曾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而造访过他。夏对邵的胆识很是欣赏，当然他们亦有旧谊。不久，夏衍和周扬问邵有何打算，邵说想到复旦大学教书。政府代为联系，学校表示欢迎，但根据邵的学历，在复旦只能任二级教授。邵觉得自己在高校的朋友都是一级，他撂不下面子，不愿屈就，遂把心思锁定在写作、出版上。

　　夏衍代国家征购了邵洵美的那台德国印刷机，邵洵美得了一大笔款，这又激起了他扩大书店的愿望。1950年元旦，邵洵美全家移居北京，他想在京开设时代书局分店。

　　但不久，《人民日报》一连7天以每天半个版面的篇幅批判上海时代书局的出版物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新华书店的大量退货。因资金严重亏损，再也无法运营，邵洵美的出版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

　　好在邵洵美兴趣广泛，百无聊赖之时，沉浸在方寸之间，成了集邮迷。他收藏有不少十分珍贵的邮品。因喜篆刻，邵洵美把自己的头像篆成藏书票，别具一格。著名篆刻家钱瘦铁还为他刻了一方“洵美常幸”的印章。

　　然而现实对邵洵美是残酷的。1958年，他遭了一场无妄之灾，蹲了大狱。邵洵美在历史上的人际关系确实复杂:与杜月笙有往来;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有过从；与陈立夫、陈果夫以及张道藩、刘纪文等有交情。还有鲁迅对他的讥讽、批评，一直是他一块心病。而他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一封信，一封写给项美丽的信。

　　事出有因。1958年，邵洵美经济上陷于困境，吴昌硕为邵友濂刻的一方“姚江邵氏图书收藏之章”是他的传家宝，是“祖宗”，也只以20元的价钱转让给了钱君 ,为的是宴请陆小曼为她祝寿。屋漏偏逢连阴雨，邵在香港的小弟邵云骧又患重病，住院急需资金。正愁肠百结时，老友叶灵凤由港来沪，邵洵美请他吃饭。席间叶灵凤说起项美丽在美国的近况。邵洵美于是想起1946年他去纽约，项美丽曾向他借过1000美金。本来他借给友人钱，是向来不要还的。但此时非彼时，弟弟病重，他不得不做“小人”了，他想让项美丽将那1000美金用支票转账到香港给弟弟救命。邵向叶索要项的地址，叶说不在手边。邵便写了一封信，署名用英文笔名Pen Heaven，托叶到香港后代发……

　　结果信被有关方面截获，有人暗示邵洵美向组织交待历史。邵洵美当时正在赶译一本书，再加上他觉得过去的事太复杂，牵涉朋友太多，须认真，他想等译完《一个理想的丈夫》一书后再向组织说明。孰料两天后他便被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

　　在提篮桥监狱，邵洵美与因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成了“狱友”。他私下对贾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这两件事，一是1933年，邵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招待来访的萧伯纳，其费用46块银元是由他付的，但在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报道中，却独没有他的名字，“使我一直耿耿于怀”，他希望贾将来能写文章“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二是，邵说自己写的文章虽不好，但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贾植芳未负邵托，于1989年发表了《提篮桥难友邵洵美》。

　　上世纪60年代初，邵洵美尚未出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与译文出版社的周煦良进京开会，时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向周煦良问起邵洵美的近况。周煦良说邵仍在狱中。那时党正在调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周扬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必了。”

　　1962年4月，邵洵美被释放。可是，他已没有自己的家了。16岁的儿子小马在他被捕后到青海支边去了。原来的三间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了两间，妻子盛佩玉与小儿子小罗和一个老保姆挤在一间房里。后来，不得已盛佩玉又打发了老保姆，带着小罗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儿邵绡红……邵洵美出狱后住在已离婚的大儿子家，四年的无妄之灾已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头白发,极其瘦削。他患上了肺原性心脏病，唇、脸紫得发黑，牙齿也掉了几颗，一动就喘，整日坐在床上，用两床厚被垫在身后……家人问他狱中情况，邵洵美只字不提，只说“我是无罪释放的。”

　　此后，幸得有关方面照顾，安排他为出版社译书，以稿费维持生计。可是“文革”一来，他的生计又成了问题。不得已，他只好将祖父邵友濂的日记、翁同 作批注的李鸿章、曾纪泽、盛宣怀给邵友濂的两大本手札，全部廉价卖掉……这一时期，他与妻子盛佩玉分住在沪、宁两地，由儿子、女儿分别赡养。邵洵美在1967年5月3日致妻子的信中写道：

　　……你为我买了两只香肚，好极了，我立刻便感到馋涎欲滴。我想有机会再尝尝真正的南京鸭肫肝，也只要几只，放在口里嚼嚼鲜味。

　　当年上海“一品香”的常客邵洵美，此时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幻想烤炉和火鸡。

　　再读一封他致妻子的信：

　　今日是23日，这二十三天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可是依然要付两元，因为要吃到半个月才不送。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

　　我不是“叹穷经”，是好在空闲着，所以多谈谈心。

　　他在地狱门前徘徊，但仍常念想自己的诗句：“诗还不能就这样地结束”。他仍然热爱生活，不泯爱美的天性。邵洵美的老友秦鹤皋在忆文中写道：“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碗‘刨花水’(浸着薄木片的水)。见洵美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

　　“文革”中，邵洵美家中一件珍贵的北宋官窑烧制的桃形笔洗被抄走了。“文革”前，他让盛佩玉携带一件小古玩越窑鸟形盒进京托在故宫工作的朋友帮忙，看能否被收购(结果被拒绝了)。他再三叮嘱妻子此行务必代他去拜访沈从文与陈梦家，他为他们之间因久未通讯而可能酿成的一点小误会而深感不安，要妻子去当面向他们解释、道歉。诚如施蛰存所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肺原性心脏病把邵洵美折磨得死去活来，几番进出医院后，他因受不了医院的压抑，决意回家养病。此时的他感慨万千，作诗抒怀：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1968年5月5日，唯美诗人潇洒地抽身飘去，不仅给妻子留下了揪心的悲伤，也留下了一堆麻烦和债务：欠医院400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的房租600多元，还欠私人和乡下人民公社五六百元……

　　诗人闭目17年后，1985年2月，邵洵美的“历史反革命案”正式平反：

　　沪公落办字第26811号

　　上海市公安局

　　决定书

　　1958年10月邵洵美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逮捕，1962年4月教育释放。

　　经复查，邵洵美历史上的问题不属反革命，1958年10月将其以反革命逮捕不当，予以纠正。

　　问题是如此复杂，又是如此简单。

　　不论有人称邵洵美是“唯美派诗人”、“作家”、“出版家”或“孟尝君”，也不论有人称他是“自称‘诗人’”、“邵公子”、“纨绔子弟”，仅凭他当年在孤岛时期胆敢印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文版，敢在月黑风高的深夜开车将该书投进上海滩外国人的信箱这一条，就足以证明邵洵美是炎黄子孙，是七尺的热血男儿！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茶馆中应有他一席。他是一只“壶”。

　　壶碎了，诗还在。

　　诗人走了，白纸黑字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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