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一生的三个转折点

　　早春的北京春光明媚，2月13日下午，记者如约在人民大会堂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今年71岁的成思危仍然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先打一套太极拳，再学习一个小时的外语。吃完早饭，到大会堂办公室上班。晚上学习到12点。成思危节约时间，看书学习是出了名的。所有的长假对他来说都是写专业论文的时间。他精通7门外语，早年学习化工，后赴

美国学习管理学，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成思危的一生有三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16岁的时候，他从香港回到内地，开始走上报国之路。第二个转折点是1981年，在化工业已颇有建树的成思危改变专业到美国学习管理学。第三个转折点是1995年，已近60岁的成思危本想退休以后去教书，结果是孙起孟老先生动员他参加民建，从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自强不息 报效祖国

　　成思危1935年出生于北平。他的父亲成舍我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报人，一生为创立报业托拉斯而奋斗不息，他创办了《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多份报纸。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日寇已经占领整个东北，并已显露出其侵占全中国的野心，因此，成舍我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思危”，就是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岁的成思危随全家经天津到上海, 最后到达香港。面对破碎的山河，以“天下大任，舍我其谁”自命的成舍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忘对幼年的成思危进行言传身教。成舍我常咏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成思危看着平日表情严肃的父亲一副虔诚的神态，知道这样的事情一定是非常的了不得。

　　如今，成思危在回忆父亲是如何将忧国忧民的情怀深植在他心中时，他说:这种东西就像种子一样种在心灵里了，等你年纪大了，接触的事情多了，这种子就会慢慢地长出来了，你就会觉得原来有这么一种深藏在心里的意识。

　　成思危的父亲曾就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母亲曾留法学法国文学。在家庭浓厚的文化气氛中, 好学聪颖的少年成思危得以饱读诗书。从小就喜爱文学的成思危从4岁开始读唐诗，6岁读《资治通鉴》，鲁迅、巴金、茅盾等著名进步作家的经典著作更是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里觉慧的形象成为少年成思危的榜样和心中的偶像，他曾写下“不羡纨绔逐声色，敢凭愚顽补苍天”的诗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

　　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掀起了建设祖国的热潮，人们怀着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斗志昂扬地投入到这场建设热潮中。这种热潮也传到香港，让追求进步的青年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这时，即将中学毕业的成思危已经秘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州解放后，由于南下的干部很多不懂广东话，难以开展群众工作，所以组织上就从香港动员一批青年回大陆工作。接到组织上的命令，满怀报国理想的成思危只悄悄地和母亲透露了一点想回内地求学的打算，就毅然决然地抛弃优越的家庭生活，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在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带着简单的行装，跨过罗湖桥，回到了内地。

　　成思危再次与家人见面已是20年后的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见到了受父亲委托从美国来到大陆寻亲的妹妹成露茜。得知家人移居台湾后，母亲因为思念儿子已抑郁而终，成思危心里感到非常的难受。

　　成思危到广州以后，进了叶剑英当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了四个月政治理论，被分配到省总工会。省总工会又派他到民船业工作。在民船业工作的一年中，成思危的身心得到了全方位的洗礼。当时，派去的工作队分成四个分队，成思危担任一个分队的队长。这个分队有20多人，大家各司其职，除了几个负责文字材料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随船工作，与船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船民在解放前地位低下，处境悲惨，他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水上。船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深深震撼着成思危年轻的心。成思危也因此深切感到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是多么重要。

　　结束在民船业的工作后，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学习，后又转到华东化工学院学习无机物化工专业，毕业时他获得成绩优秀奖状和奖金，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成思危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从事的工作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根据中苏科技合作协定，由苏联专家进行指导。后来苏联专家撤走，就由中国自己培养的科技人员挑大梁。1960年，年仅25岁的成思危就担任了研究室的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当时，广泛应用于核能、火箭、冶金、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化学元素硼和硼化物被西方国家列入对新中国的禁运名单。刚刚进入科技领域的成思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潜心于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之中。他担任过专题组组长等职务，翻译了大量有关资料和论著。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的硼砂产量已达数万吨，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生产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成思危先后进行硼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主持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等科研项目，还指导了汽车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他翻译和写作了多部相关专著：有译著《硼和硼砂及硼肥制造》、《硼酸盐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无机盐译文集(硼专辑)》等；专著《无机盐工业知识》(合著)等。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成思危成为了我国硼砂工业的科研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我国化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期间，由于有海外关系，成思危被免掉了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从事一般科研工作，还当了几个月的锅炉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不愿浪费宝贵的时间。这期间，他继续攻读数学、化学、锅炉学等书籍，自学了法、德、日3门外语，还巩固和温习了英语和俄语。

　　从学习管理学到走上政治舞台

　　1981年，成思危做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抉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管理学。这一年他46岁。一些好朋友曾劝他说，你现在在化工界已经小有名气，再去美国镀个金回来，将来前途无量。你学管理这玩意，资本主义那一套，学回来以后能用吗？但成思危却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的科技固然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他认为中国要想富强一定要有好的管理。所以他毅然决然选择了管理学。

　　刚到美国时，连股票都没有见过的他，上美国的资本市场课时，常常听得满头雾水。美国学生用两个小时看完的资料，他得抱着字典花几天功夫。更别提那时根本就没摸过的计算机了，常常因为他编制的程序中一个标点的错误，就得在机房里折腾大半天。虽然困难重重，成思危还是坚持着。留学第一年他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赢得美国经济研究及教育基金会奖学金。他用一年三个学季再加上两个假期，念完了六个学季的课。凭着一股韧劲和勇气，成思危两年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当他把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给他从台湾赶来已八十多岁高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三个A一个A＋。 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喜不自禁：没想到你50岁的人了，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小时候父亲亲笔写了“自强不息”4个字送给他做生日礼物。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父子在这样的情景下相见，所有的默契都在相视一笑中，父子俩都深信“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成思危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完成学业，是因为自己有着湖南人的驴子脾气，主意一经拿定，九头牛都拉不转。

　　将近三年的美国生活和学习，奠定了成思危未来工作的基础。当时如果他本人愿意，他完全有条件留在大洋彼岸发展。其间，老父亲也希望他能留在美国，再去台湾继承上亿美元的家产。但成思危向父亲表示：改革开放之初，祖国大陆百废待举，更需要懂得西方先进管理科学的建设者。深明大义的老人颔首应允。

　　1984年成思危学成归国后，先后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其间，他做了大量的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学术报告和讲座，向国人推介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以管理科学学者的身份活跃在刚刚起步的中国软科学的研究领域里。

　　1995年1月成思危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9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成思危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97年，他成为继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之后的第四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在有2944位代表参加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又以2905票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采访中记者问成思危副委员长：“您当初选择改行学经济管理的时候，预计到将来一定会用得上吗？” 成思危回答说，1979年他曾有机会到美国访问，的确看到了美国的强大和富裕、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可是资本主义制度又的确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强国富民是每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愿，所以，他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但真正让他豁然开朗的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邓小平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搞”、为什么要搞、怎样搞的问题。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可以说是富民强国、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路明灯，成思危由衷地赞赏和佩服。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他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也谱写了他事业和人生更加壮丽辉煌的篇章。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成思危在美国学习期间就认识到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美国的硅谷在今天已经成为高科技的代名词，而硅谷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风险投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风险投资家不仅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还提供战略和具体运作建议，为企业招募有经验的经理和寻找客户等。

　　如今，民建中央和科技部每年联合举办一次风险投资论坛，还成立了风险投资研究院，办了风险投资杂志，出版风险投资年鉴，出版风险投资实务丛书，建立网站等等。成思危为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奔走呼号，尽心竭力。

　　以民建中央的一号提案为契机，我国风险投资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北京、上海、深圳三大风险投资“基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目前，中国约有300家风险投资企业，管理着约500亿元资金，投资于2000多个项目，其中八成资金投向高科技企业。

　　正是因为成思危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他本人也因此而被媒体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当新经济浪潮汹涌而来之初，成思危以他渊博的学识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及时为国人解疑释惑。2000年，在一次“新经济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报告中，他指出：新经济的概念应当包含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是新的经济活动模式，网络经济是新的经济运行方式。新经济的到来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七大挑战。这七大挑战包括：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更难消除；知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作用还很弱小；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平等难以避免，将构成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将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攫取高额利润；跨国公司的发展将会导入母国文化，进而影响东道国的政治和经济；社会观念将会发生变化等。

　　面对新经济的挑战，成思危认为可以采取五大对策。这五大对策是：第一要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第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且实现劳动力的战略转移，加快城市化的步伐；第三要发展高新技术，依靠风险投资实现产业化；第四要培养创新人才，加强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第五就是创建以爱国、开放、创新为特点的中国先进文化。这些关于新经济的理性思考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成思危这样描述和总结自己:“我首先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第二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第三是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所谓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就是相信科学、实事求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就是人总是要追求一种理想，可以为理想牺牲一些个人的东西，但这不是空想;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就是说你总是要对生活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正如有人说的，乐观主义者只闻到玫瑰花的香，悲观主义者只看到玫瑰花的刺，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则既闻到它的香又看到它的刺，追求玫瑰的香又要防止被刺伤，就是说不盲目乐观。”

　　学者本色

　　在自己的众多头衔里，成思危说只有学者是永远的。作为学者的成思危积极倡导和主张每项研究成果都要有针对性、及时性和可行性。所提出的建议应当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合理、法律上允许、操作上可执行、进度上可实现、政治上能为有关各方接受的，以尽量减少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阻力。在研究方法上要求尽量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

　　他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期间，感到基金委员会在评审立题方面确实基本做到了公开、公平与公正，但其缺点就是从提出项目到批准的周期较长，一般项目至少九个月，重点项目至少一年半，重大项目要两年以上，这对于支持宏观决策的管理科学研究项目来说，时效性就会受到较大影响。为此，他提出了设立应急研究基金的建议并得到批准。

　　为了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尽可能保证公平与公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设计了相应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首先由成思危通过与国家领导人的接触和根据群众反映捕捉需要进行应急研究的课题。其次，根据专家的推荐及专家数据库的检索选出对此课题做过一定研究工作的学者，邀请他们和部分管理科学部的评委共同研讨。研讨重点是此课题是否有必要作为应急研究课题，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何不足之处，以及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最后由成思危本人参考大家的意见进行总结，明确立题的依据，并提出课题研究框架，包括研究目标、要求、方法以及子课题的划分等。会后由愿意参加竞争承担研究任务的学者们提出申请书，由管理科学部择优选定承担各子课题的研究人员，并与其签定研究合同。

　　应急研究的目的不是代替政府进行决策，而是从探讨理论基础、评介国外经验、完善总体框架、分析实施难点四个主要方面对政府进行决策支持，是对政府工作的“补台”。

　　应急研究基金自1997年下半年建立以来，到2004年成思危两届任期期满离任时，一共启动了35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政府如何管理企业”、“我国境外投资的战略与管理”、“发展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战略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与管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完善”等。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都为我国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为学者，成思危的作风非常的民主，同时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一次有关虚拟经济的座谈会之后，他在给他的学生的一封信中提出：一门学科在初兴之时，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严肃的学术争论也是有益的。目前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方兴未艾，还处在百家争鸣的阶段，我希望能够通过十年左右的潜心研究，逐渐使各种流派殊途同归，形成这一学科的范式。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积极呼吁和推动立法工作有效进行。他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个法治经济,因此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必须包括三个方面: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如公司法、企业法和商业银行法等；规范市场基本关系的法律,如信托法、合同法等；以及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如反不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和反倾销法等。如果不把这三方面的法律制定好,就不能说基本建立健全了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成思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呼吁“让股市恢复本色”。去年他发表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语重心长地谈到“改革初期出台的绝大多数政策大家都拥护，因为大家都能得利。而现在每项深化改革的措施，包括股权分置、税制改革，都会引发争论，因为涉及不同阶层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他在文章中指出：我们从事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个科技、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相互贯通的事业，现代化建设环境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开放的、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巨系统，在深入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效率与公平、政府与人民、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地方与中央等各方面的关系，做出权衡取舍，这就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水平和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成思危的研究方向有三个:复杂科学、虚拟经济、风险投资。在他的直接支持下，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企业战略与决策虚拟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成立了复杂性科学虚拟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成立了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成立了不确定性决策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了虚拟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在支持国内学术界对虚拟经济进行研究的同时，成思危本人也一直对该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他先后研究的问题包括“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虚拟经济与货币市场”、“虚拟经济与风险投资”、“虚拟经济与股票市场”、“虚拟经济与通货紧缩”等。

　　不改学者本色的成思危更寄望科技工作者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更多地从国家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去选择研究课题，成思危说：“不说空话、套话，更不能说大话、假话，一定要讲真话、实话。”

　　谋长远之道

　　作为第四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在继承和发扬民建坚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主义、坚持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在如何发挥民建主要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水平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5年，著名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从重庆来到延安。面对一派清明、团结、向上的新气象,他连声赞叹“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同时他也提出疑问，从历史上看许多新兴力量和团体往往创业时齐心协力，朝气蓬勃,而事业成功后却松懈涣散，终至“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肃然对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记下了这段对话，并写成《延安归来》一书。 不久，黄炎培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联合创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民建一直以参政议政的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十年浩劫中，民建被迫停止活动，很多会员受到迫害，但绝大多数会员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与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协商共事的优良传统，着眼于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多党合作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充分调动了民主党派发挥参政党作用的积极性、创造性，推进了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和发展。作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参政党，民建坚持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自身实际相结合，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在多党合作中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

　　曾有美国朋友问成思危，你们既然是一个独立的党派，为什么还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成思危回答说，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你们的政党制度像打橄榄球，就是两边你争我夺，非要把对方压倒在地才能得分，所以你赞成我就反对，你反对我就赞成。而我们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唱大合唱，尽管有高音、低音，男声、女声，但是整体上要保持和谐。要唱大合唱，首先要有指挥，这个指挥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那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最后还是靠自己内部力量改正了。既然是唱大合唱就要服从指挥，就要突出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唱大合唱最怕“放炮”，因此要防止噪音，你要当中唱错调或不要唱时你偏要唱，就会破坏和谐。交响乐也一样，尽管有弦乐器、管乐器、打击乐器，都应在统一指挥下，突出主旋律，才能演奏好，这就是我国的政党制度。

　　2004年，民建注意发挥整体功能和群体优势，做好重点专题的调研工作，形成了《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问题与对策》、《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统筹发展》、《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和推动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三份建议案向中共中央报送。本着“为国出力、为会增光”的宗旨，民建中央积极整合会内资源，按照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的原则，协助中共地方党委和政府做好扶贫工作。在深入扶贫点考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采取教育扶贫、科技扶贫、项目扶贫、就业扶贫等多种形式，重点落实贵州省黔西县和河北省丰宁县两个扶贫点的脱贫帮困工作。

　　2005年，民建中央按照选准角度、发挥优势、突出重点的要求，经过广泛征集、反复筛选，确定了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发展社区银行3个重点专题，由成思危等民建领导亲自带队赴地方调研，形成了《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快建立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发展社区银行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三份调研报告，积极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献计献策。

　　民建中央的经济委员会、财政金融委员会、科教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还围绕“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效果的评估及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价”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民建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几点建议》，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供中央经济工作决策参考。企业委员会还组织召开了生物医药发展研讨会和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研讨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报送国务院。2005年，民建还在调整

　　采访临近结束时，成思危副委员长动情地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民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赖，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一道经受考验，共创伟业的自觉性。强国富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是我们爱国知识分子始终不渝的追求！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会为人民奋斗不止！至于效果如何，历史和人民自会做出公正的评价。”成思危副委员长的一席话，使我们豁然开朗：其实他在选择人生的每一步时，都怀着满腔热情，这份浓情即是对祖国、对人民始终不渝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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