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宁人才辈出 武侠大师金庸最具影响力

　　从杭州出发，沿沪杭铁路东行五十公里，便到了面积不足七百平方公里、人口仅六十多万的县级市海宁。这里地处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南翼，土地肥沃，河湖交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境内遍布的良渚文化遗址，是新石器时期先民繁衍生息的见证。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当地耕读传家的民风绵延不绝。近代西风东渐，海宁学子勇立潮头，脱颖而出，他们的影响宛如奔腾不息的钱塘江潮音，不断激荡着浙江乃至古老的神州大地。

　　海宁市区硖石镇有两座相对耸立的山峰，分别叫东山和西山。1811年1月2日，东山脚下李姓人家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父亲为他取名李善兰。与大多数同时代的小孩一样，李善兰从小学习之乎者也、诗词歌赋，期望将来金榜题名，入仕做官。直到有一天，在私塾的书架上看到一部《九章算术》的古算书，他的人生轨迹随之而发生改变。新奇的算学知识令他陶醉，竟无师自通地将全书246道应用题一一解答出来。以后凡是能找到的中外数学著作，他都悉心研读，数学造诣日趋精深。30岁后开始著书立说，先后完成了《方圆阐幽》、《对数探源》等13部专著。创造了组合数学里著名的恒等式——“李善兰恒等式”，这是国际数学界第一个以中国学者名字命名的数学公式。他曾到上海墨海书馆与英国传教士探讨学术，对方拿西方最深奥的算题向他求证，都在他这里得到满意的解答，他因此赢得了尊重和敬佩。遂与传教士合作，用8年时间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多种西方数学名著，独创代数、常数、函数等几十个至今还在使用的数学术语，被时人赞为“小李将军算法奇”、“步算中西独绝伦”。

　　作为近代首屈一指的学者，李善兰的成就不仅仅限于数学。鸦片战争的惨痛事实，大大激发了他的科学救国思想。中年以后，他尤致力于翻译自己并不擅长的力学、天文学、植物学论著。在译著《重学》的序言里开宗明义：欧洲各国日益强盛，正成为中国的外患，主要是他们的武器和机械制造技术先进，而真正的原因则是数学水平比较高。因此，期望中国“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晚年出任京师同文馆算学总教习，主持编撰我国第一部高等数学讲义《算学课艺》。任职10多年，授徒百余人，成就卓著。

　　李善兰诞生半个多世纪后，海宁又出了一位文化巨匠，他就是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的王国维。王家原住在盐官镇双仁巷，王国维10岁时，全家搬到镇西周家兜一所两进三间的大庭院。父亲王乃誉是个自学成材的店铺伙计，爱好金石书画、古文诗词，曾在家中亲自指导儿女读书。耳濡目染，王国维从小酷爱读书，广泛涉猎古文楚辞、唐诗宋词，把家里的五六箱藏书读得滚瓜烂熟。晚年在清华研究院师生同乐会上，梁启超脱口而出吟咏他精心校注过的孔尚任《桃花扇》名段，王国维则随口背诵《文选》卷首的张衡《西京赋》，这般功夫与童年时的刻苦用功是分不开的。

　　1898年，22岁的王国维离开家乡，进入上海《时务报》做事，工作之余到著名学者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他生性内向，不善言辞，听力和口语未能过关，按学社规定，将被勒令退学。有一次，罗振玉到东文学社巡视，发现一名同学的折扇上有一首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诗歌借古人开发边疆的故事，抒发远大抱负。罗振玉赞不绝口，忙问作者是谁，王国维站起来点头承认。罗振玉立即与他单独会面，详细询问学识家世，不仅同意他继续读书，还当场拍板免除学习费用，后来又让他参与学社的管理，发给一份薪水，使他无后顾之忧，专心于学。此后，王国维随罗振玉辗转京沪，远走日本，潜心钻研国学，在哲学、教育、文学、史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和《流沙坠简序》、《殷墟书契考释序》、《宋代金文著录表》，均为划时代之作。一个出生偏僻乡镇，没有家学渊源的青年，靠自己的勤勉和不懈追求，在多学科领域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成为20世纪学术界绕不开的里程碑。

　　1925年春，应胡适之邀，王国维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他头戴瓜皮帽，脑后拖着辫子，身着蓝布长衫，说话带有浓厚的海宁腔，被学生视为“怪人”。但他做事严肃认真，上课从不迟到早退，讲学言简意赅。同学质疑请益，必竭诚相告。遇到不知道的，就直说“弗晓得咯”，从不掩饰，是公认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极受学生尊重。当时，他对古器物特别感兴趣，不仅从文字学、考古学角度进行考察，而且从历史学角度予以阐述，丰富了金石学的学术品位。又将自己独创的治史方法——两重证据法贯穿到教学中，指导学生将历史文献与出土材料密切参证，全面、多元地考察历史。“两重证据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至今仍是史学研究之圭臬。50岁寿辰时，众弟子纷纷到王宅庆贺。为答谢诸生，他在清华园工字厅设茶话会招待。其间，别出心裁地将自己精心收藏的汉魏唐宋石经拓本陈列出来，供学生参观。大家就拓本提出问题，王国维详细解答。茶话会演变成生动有趣的古史新证课，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问做得好好的，王国维却在51岁的盛年，突然跑到京郊颐和园投水自尽。遗书开头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其真正死因，社会上众说纷纭，有殉清说、逼债说、因病厌世说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在正直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文化巨人。

　　1926年10月3日，一场轰动北京城的婚礼在北海公园如期举行，婚礼的主角分别是著名诗人、北大教授徐志摩和京城名媛陆小曼。4年前，在英国伦敦徐志摩迷恋上清纯少女林徽因，与原配夫人张幼仪协议离婚。回国后，又和有夫之妇陆小曼坠入情网，遭到包括父母在内的亲朋好友的反对，社会舆论也是一片指责声。他的老师梁启超对得意门生的这桩婚姻也十分反感。经不住胡适反复游说，才勉强答应做证婚人。在婚礼致辞中，梁任公以严师的身份，当着一百多位来宾的面，滔滔不绝地训起话来，使两位新人十分尴尬。“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新结婚的，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这个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此生最后一次结婚。”

　　一个月后，诗人偕新妇回到老家海宁硖石，住进镇中心干河街父亲为他新建的一幢楼房。公婆与新媳妇共同生活的时间不长，感情的裂痕却渐渐加深。不久，军阀战起，夫妇俩匆匆告别新居，移家上海。过了两年，徐志摩夫妇特地带一个戏班子回乡唱戏三天，庆贺父亲57岁生日。小两口想讨父母的欢心，弥补彼此的裂痕。陆小曼自告奋勇，亲自登台表演。老人认为唱戏是低贱活，结果不欢而散。回到上海后，诗人潜心创作诗文、编辑杂志，又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1931年徐志摩遇难，陆小曼悲痛欲绝，挥泪写下挽联一副：

　　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

　　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缈缈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徐志摩故居附近的吴家廊下，有一座带天井和厢房的五开间木结构平房，名唤“怀萱堂”，是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故居。它是蒋百里为纪念母亲，于1923年出资建造的。蒋百里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感情十分深厚。1901年东渡扶桑，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由于成绩优异，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回国后投身革命活动，于1912年冬出任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国民政府重要将领的陈铭枢、唐生智、刘文岛、龚浩、张治中、陈诚等。

　　1929年秋，唐生智欲起兵反对蒋介石，密电老师征询意见。蒋百里回电中有“东不如西”一语，其意劝他仿效清代名将左宗棠向西北地区发展。唐生智并未采纳这一颇具战略眼光的建议，而是联合部分地方将领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下野”，同时出兵进逼南京。上海军警立即查抄唐生智驻沪总部，发现蒋百里的电报。蒋介石误认为“东不如西”是针对他的，便派便衣跟在蒋百里身边，名为“保护”，实则监视。门生刘文岛登门拜访，劝老师出国暂避。蒋百里怒目圆睁道：“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刘文岛说：“听说上海当局答应发给您路费5万元。”蒋百里鄙夷地说：“别人的钱我不要，我没有犯法，不会离开上海的，看他蒋介石怎么办！”

　　西安事变前，蒋百里刚从国外考察军事回来，赴西安向蒋介石复命。不料，次日事变爆发，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蒋系军政大员同被扣留。由于蒋介石顽固抗拒，不肯在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抗日主张上签字，谈判陷入僵局。此时亲日派何应钦调兵遣将，欲派飞机轰炸西安。大战一触即发，张学良、杨虎城异常焦急，情急之中想到了蒋百里，认为他威望高，又是无党派人士，是出面调停的理想人选。听了张学良的请求，主张抗日的蒋百里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可以照办。”在张学良的安排下，蒋百里两次面见老蒋，从历史上的亡国之痛，谈到日本的侵略野心，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接着转入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提醒道：中央军若轰炸西安，将危及他的生命。和平解决，方为上策。面对抗日大趋势，加上各方的努力，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来，老蒋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述了蒋百里在事变中的活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百里功不可没。

　　受中日甲午之战的刺激，蒋百里一直关注日本的动向。1923年3月，他回海宁治母丧，返京时与门生龚浩同行。两人谈到时局，蒋百里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车过江苏徐州，他手指窗外道：“一旦开战，津浦、京汉两路必然被日军占领，中国国防应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为根据地。”龚浩对老师的这番宏论不以为然，觉得是杞人忧天。14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日寇沿津浦、京汉线大举南侵。回忆起当年老师的预言，龚浩感慨万千。当时他任第一战区参谋长，驻防南阳，特地在卧龙岗诸葛武侯祠中，立碑镌刻老师的预言，以志纪念。淞沪战役时，住在上海的蒋百里经常给十九路军将领出谋划策。2月1日，他在寓所与曹聚仁等几位朋友喝茶聊天，看到当天上海版《每日新闻》上头条新闻《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神色变得十分凝重，沉思了一会儿说：“2月5日早晨，会有一个师团的日军到达上海参战。”曹聚仁惊问其故，对日本了如指掌的蒋百里回答，陆相见天皇必定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按当时日本的运输能力，3天之内可将一个师团4万人及其装备运到上海，5日即可投入作战。他立即将预测告知蔡廷锴将军。果然，日军从2月5日起，对十九路军发起了第二次进攻。

　　抗战初期，蒋百里把自己的军事著作选编成洋洋10万言的《国防论》。针对国民党阵营内的恐日心理，开篇就说：“……千言万语，只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国防论》的影响远及海外，“二战”时期，名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其中的有些论断来阐述战局。

　　徐志摩的表兄弟金庸出生在海宁东部的袁花镇查家，原名查良镛。查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历史上出过史学家查继佐、诗人查慎行，现代曾任台湾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 和内地饮誉文坛的诗人穆旦(查良铮)，都是查良镛兄弟辈的名人。查良镛的祖父是晚清进士，父亲和兄长均大学毕业，家里藏书宏富，声闻浙东。查家在镇上拥有一座庞大的五进复合式庭院，前厅“澹远堂”三字匾为康熙皇帝手迹。出身书香门第的金庸从小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解放前,上海《大公报》在全国选聘两名译电员，他在三千多名报考者中一路过关斩将，笑到最后。不久，随报馆迁往香港。

　　1955年，不懂武术的查良镛以“金庸”作笔名，初试身手，以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炮打响。此后的15年里，连续写了14部想象奇特、情节曲折的武侠小说，风靡海内外。不仅在华人社会广为流传，而且影响及于越南、韩国、日本等国家。内地年轻人中，用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称呼朋友，一度成为时尚。许多人以被人呼为郭靖、杨过，或者黄蓉、小龙女而沾沾自喜。更有意思的是，金庸现在的夫人也被其香港报馆的同事背后称作小龙女。据说，70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笑傲江湖》里的人物在当时的南越差不多家喻户晓。日本、韩国很久以前就出版了金庸小说的译本，而《鹿鼎记》的英文版本面世后，读者群迅速扩大。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金庸迷”的范围异常广泛，从普通市民、青年学生和初通文墨的农民，到大量高学历的专业人员、大学教授、政府官员。邓小平大概是内地较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他在70年代末自江西返回北京,托人从境外买来一套金庸小说,闲暇时读得津津有味。1981年7月18日,他接见金庸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透露,国民党前“中央”主席蒋经国，生前也是金庸的拥趸,他的床头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

　　以写武侠小说闻名于世的金庸，年轻时有过跻身政界的念头。1950年，他突然辞去《大公报》副刊编辑职务，匆匆北上，欲借自己精通国际法的背景，进入外交部工作。有关部门以非中共党员和缺少外交实践为由，一口回绝。如今回过头去看金庸这次千里上京、毛遂自荐的经历，用得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古老的成语。多亏他未能成为外交官,否则中国就会失去一名新派武侠小说宗师，毕竟偌大的中国从来都不缺做官的人。80年代初，身为香港《明报》主人的金庸，多次撰文支持邓小平的务实政策。后来，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被任命为“政治体制”小组召集人。许多人相信，过不了多久，作家金庸将会变成政界名人。可是，正如当年武侠小说如日中天时，他突然宣布“封笔”一样。待基本法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他又一次急流勇退，毅然辞去一切政治头衔，恢复了往日的寓公生活。适可而止，这大概是一贯崇尚“中庸”的金庸的立身之本。不过，这样的气魄，常人是难以企及的。

　　1994年，北师大部分教师想起为中国现代作家排座次，金庸赫然位列第四；同年10月，他被聘为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在北大的演讲会听众云集；5年后，他又被聘为家乡

　　感谢造就千千万万个“金庸谜”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也感谢孕育大师的故乡海宁。

　　相关专题：《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