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蓝色农业的先驱(图)

“蓝色农业”的先驱，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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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曾呈奎在美国斯格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潜水做海藻栽培试验

　　上世纪50年代，对中国的普通家庭来说，海带还属稀罕之物。那时我国的食用海带主要靠从日本等国进口。

　　为了“给老百姓的餐桌上添几道菜”，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用一生76年的时间，实现着他的蓝色农业的梦想。

　　“我要用科学救国、强国”

　　1909年6月18日，曾呈奎降生在厦门灌口镇的一个华侨世家。

　　曾呈奎两岁时，父母携全家去缅甸仰光投靠经商的外祖父。后来，受舅父林振宗的委托，父亲担任了厦门宗记轮船公司的经理。于是，曾呈奎又随父亲返回厦门定居在鼓浪屿。

　　20世纪初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荒频繁，八闽大地一片凄凉，破产的农民纷纷背井离乡下南洋。青少年时代的曾呈奎耳闻目睹了一幕幕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情景，中学毕业时便下决心，考上大学后研习农业科学，让农业增产丰收，使人民温饱、国家强盛。1926年夏，17岁的曾呈奎如愿以偿地考入福州协和大学，并为自己取号“泽农”，以明心志。

　　1927年夏，曾呈奎转入厦门大学植物系学习。在厦门海滨，他看到人们采集紫菜、礁膜等海藻，便向群众了解它们的用途。海藻可以吃，为什么不能种？既然能够在陆地上种庄稼，那么也应该能够在海上种海藻！他萌生了“海洋农业”的想法，从此开始了“沧海桑田”的远征。

　　大学毕业后,为致力于海藻研究,1932年曾呈奎进入岭南大学研究院，1934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厦门大学植物系任讲师。1935年到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被聘为副教授。此后，他受邀回岭南大学生物系任教授，直到1940年8月。

　　那个年代，我国海藻资源状况没有文献资料可查，教材全部从国外舶来。说起专家，甭说国内，就连国外也寥寥无几。为了摸清海藻资源的“家底”，他决定自己动手干。这期间，他南从海南岛、东沙岛，沿着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北到山东、河北、辽宁等省，对中国沿海海藻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

　　在采集地，他的生活起居完全服从采集需要，只要适合采集时间，不管烈日当空还是水寒刺骨，不管黎明还是傍晚，他的那支采集桶天天不离肩。

　　一次，他在海南新港村租了一条小船去采集标本。因风浪大，又是逆行船，他在波峰浪谷里漂泊了两天两夜，就是接近不了目的地。后来，他干脆弃船上岸，徒步前行。他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饿了就啃自己带的干粮，有人烟的地方向村民讨水喝，没人烟的地方就喝几口溪水。经过几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采集到了所需标本。

　　“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

　　为了掌握更多的海洋科学知识，在基本摸清了中国海藻资源的“家底”后， 1940年，31岁的曾呈奎漂洋过海去了美国，求学于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两年后，他获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博士后奖学金。1943年6月，当他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博士后工作结束后，在“泽农”志愿的驱使下，他决定立即回国建立“中国的水生植物研究所”。

　　遗憾的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中美民间交通的断绝，曾呈奎无法成行。为实现“沧海桑田”的理想，他不得不选择了美国最有名气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进修物理海洋学和海洋化学，同时继续他的海藻资源及其利用研究。由于才华出众，37岁他就成为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密执安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多所大学、研究机构都希望他能留下。

　　优厚的生活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没有冲淡他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曾呈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来到在青岛复校的山东大学任教。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回国后，曾呈奎一面教书育人，一面从事海洋科学研究。但热情与现实相差甚远，当时的

　　青岛解放前夕，曾呈奎是国民党政府所要争取到台湾去的科学家之一，当时他远在福建厦门的家人及子女也已经去了台湾，日夜盼望着他也能到台湾去与家人团聚。一头是家庭，一头是事业；一边是国民党，一边是共产党。何去何从，曾呈奎面临着第二次选择，并且是人生的艰难选择。

　　“我相信共产党，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和国民党一样，不重视国家的科学和教育事业。我绝不跟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去！”曾呈奎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充满了期待，毅然放弃了赴台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从此，他与家人天各一方，也从此遭到了家人的误解。直到1975年，他担任新中国第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副团长访问美国，在美国与分别数十载的家人相见后，误解才得以消除。

　　1995年，他的次子、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研究员曾云骥来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并代表美国藻类学会给曾呈奎颁奖。20年后，这对父子在祖国大陆又一次紧紧拥抱在一起，场面之感人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子女们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生活在加拿大的大儿子曾云鹏，经常回国看望他；生活在台湾的女儿曾珍丽说：“父亲不仅是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生活在美国的养女王绍麟说：“父亲在我的心目中是顶天立地的。”

　　“我要给老百姓的餐桌上添几道菜”

　　中国原本不产海带，这是因为海带是一种喜欢低温的孢子植物，我国海区由于夏天水温高，又加上北方海区是少氮的瘦水区，海带自然无法生存。曾呈奎和一些海洋生物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海带能否在中国进行人工栽培的自主科学研究上。

　　1955年以前，我国养殖海带都是秋天采孢子和培育幼苗。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海带生长期短，长不大，海带小、含水量大、产量低，还大部分中途夭折，生产力很低。针对秋苗培育法的缺点，曾呈奎和他的合作者细心地观察海带在初夏的变化情况，发现海带初夏也放孢子，思路一下子打开了。能不能用夏苗代替秋苗？曾呈奎一改前规，“秋苗”改“夏苗”、海上改室内，这既延长了海带的生长期，又避开了当地杂藻的威胁，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一倍多，大面积生产增产30%-50%。“秋苗”改“夏苗”大获成功，由此带来海带人工栽培的一场“革命”，人们称其为“夏苗培育法”。

　　育苗问题解决了，可我国北方多数沿海区栽培的海带还是很小，达不到产品标准。到底是什么原因，大家一时迷惑不解。曾呈奎数次采集标本，研究、试验，最终发明了“陶罐海上施肥法”。用特制陶罐盛肥料以控制它的扩散速度，大大减少了流动海水造成的肥料流失，从而保证了海带有充足的肥料供应。1954年和1955年的实验证明，陶罐施肥法可使海带增产3倍多，而且产品符合一等或二等海带的标准。这一方法，使北方海区海带栽培面积迅速扩大。

　　北方解决了，南方怎么办？作为寒带和亚寒带的植物，海带产地能否南移？曾呈奎带领实验生态组数次南下，长期驻留，对海带孢子体生长发育同温度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海带南移栽培法”终于诞生了。在温暖的浙江、福建省海区栽培海带本来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今天这些地方却已变成海带主产区。福建省连江县的农民在栽培海带富起来后，请曾呈奎题词“海带之乡”，4个大字如今镌刻在高高耸立的石碑上。

　　从诞生到推广应用，海带养殖中的育苗、施肥和南移三大技术历经10年。这三大技术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生产海带最多的国家。2002年产量已达到84万吨干品，占世界海带总产量的90%以上，自足之外已经大量出口。

　　1978年，“海带养殖原理研究”荣获年度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的海带培育成功，这一事实震惊了世界，国外藻类学专家纷纷赶来一探虚实，看到如此规模宏大的养殖场面都惊呆了，“中国栽培海带的

　　受海带人工养殖成功的鼓舞，曾呈奎与他的合作者又开辟了紫菜、裙带菜和龙须菜等其他海藻栽培技术的研究。

　　在上世纪50年代，紫菜不能进行人工栽培，但它却是人们喜爱的一种传统食用海藻。为了搞清紫菜生活史，曾呈奎带着他的助手，展开紫菜人工培育技术攻关。他们终于找到了“种子”的来源——紫菜“壳孢子”，再从野生种苗到开展“紫菜种苗工程”，取得重大进展，推动了我国和世界紫菜栽培业的建立和发展。

　　“壳孢子”一词，经过数年的考验之后，得到了当时世界上所有权威藻类学家的一致认定和接纳，并沿用至今。澳大利亚的国际知名藻类学家、亚太地区应用藻类学会的乔安娜·琼斯博士评价：“曾呈奎是一位藻类学界的巨人。”

　　海带、紫菜等大型海藻人工栽培取得的成功，直接推动了我国海水养殖第一次“浪潮”的兴起。

　　“仅就海洋而言，中国人也能养活自己”

　　中国沿海海域，潮来是海，潮去是滩。在曾呈奎眼里，这是片富有的蓝色国土。

　　几千年来，人类的海洋水产业，主要是依靠海上捕捞获得水产品。曾呈奎根据海藻人工栽培成功的经验，认定发展养殖业是增加海洋生物资源的唯一出路，率先提出“海洋水产生产必须走农牧化的道路”。

　　早在1953年9月，曾呈奎就在《生物学通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应在海底营造“海底森林”，或者叫“海底藻林”。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对海藻日益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藻林”可以形成“海洋牧场”，给经济海产动物以“必要的保护和食物”。

　　60年代初，曾呈奎提出“耕海”口号。1962年，在他主编的《海带养殖学》中，他明确提出“浅海农业”的概念。1966年初，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组织了“耕海队”。1977年初，他在《海洋科学》上发表文章指出，海洋水产生产农牧化研究是海洋科学的新动向，是我国海洋生物学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海洋水产生产农牧化立足于改造自然，使水产生产摆脱“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为稳产高产奠定基础。同年，他又在中国水产学会全国性大会上，提出了海洋水产生产必须走农牧化道路的建议。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十多篇文章阐述和宣传海洋水产生产农牧化的构想。

　　1980年，“耕海牧渔”试验在胶州湾拉开帷幕，他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作为基点，亲自领导和部署了胶州湾的耕海试验。三年的鱼、虾种苗放流，成效显著。

　　1998年，曾呈奎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蓝色农业”课题，再次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海上山东”、“海上浙江”等规划纷纷出台，并付诸实施。沿海其他各省不甘落后，相继提出科技兴海、建设海上强省等口号。

　　由此，在曾呈奎的直接组织、推动和引领下，以虾类、贝类为代表的海水养殖“第二次浪潮”、“第三次浪潮”相继涌起，并影响到海洋药物、食品浪潮的兴起。到2000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水养殖大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水产养殖产量超过水产捕捞产量的国家。

　　曾呈奎有关“海洋农牧化和蓝色农业”的远见卓识，不但在中国获得了普遍的承认，而且也得到了世界范围水产界的承认，世界水产学会授予曾呈奎院士“世界水产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的殊荣。2002年4月，世界水产养殖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这既是对中国海洋农牧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的接受和认定，也向世界做出了响亮的回答：仅就海洋而言，中国人也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美国加州大学科学史研究专家彼得·纽肖博士在他专门以曾呈奎为例子撰写的科学史研究论文中写道：曾呈奎教授实现了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独特道路，使他从孩提时期就产生的理想——以海洋农业来造福百姓终于变为现实。他有关海洋农业的思想在中国推动创建了一批新的海洋产业，他的成功使中国处于世界海水养殖业的前沿，鼓舞了全球范围“蓝色革命”的不断发展。

　　海洋战略科学家

　　战术家制定解决局部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战略家则是制定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曾呈奎既是一位海洋战术科学家，又是一位海洋战略科学家。

　　每当关键时刻，曾呈奎总是站在海洋科学乃至整个海洋事业的最前沿，总揽全局，把握方向，为中国海洋科学乃至整个海洋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促成中国海洋事业许多重大决策，推动和引领了中国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了大规模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

　　60年代初，他和29名科学家一起联名上书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70年代以来，他和其他科学家积极向国家建议开展南极调查研究，也被国家采纳，使我国成为在国际上能够独立进行极地研究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80年代，曾呈奎密切关注正在兴起的海洋生物技术，提出了中国发展海洋生物技术的设想。在他的倡导下，国家科委启动了以他为首席科学家的国家攀登计划项目“海水增养殖生物优良种质和抗病力的基础研究”，该项目以丰硕的研究成果使我国海洋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跻身于国际领先行列，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向生产的转化。

　　90年代，针对我国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他提出了开发我国300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的科技战略构想。1992年，他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提交了题为《增强海洋意识，建设海上强国》的报告，建议国家攀登计划B中应增加有关海洋高技术的项目，海洋生物技术应成为国家863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该建议被采纳后延续至今。

　　《寄语21世纪的中国海洋科技》，这是已经94岁高龄的曾呈奎的力作。他提出“蓝色农业——向海洋要更多的蛋白质类食物”，“生物技术对蓝色农业实行质的技术改造”，以及向海洋要

　　76年来，他独立撰写或与他人合作先后发表了400余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出版了14部学术专著；

　　76年来，他奔波在国外的海边、实验室、学术殿堂——先后50余次出国考察、访问、参加国际会议，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洋研究机构、组织及大学建立了联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76年来，他获得的荣誉、头衔如星星一般多——他的杰出贡献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赞誉和认可……　

　　曾呈奎身兼中科院海洋所所长、民盟青岛市委主委等30多项职务，每天工作都在十二三个小时以上。1980年，他出差200天，亲自率队前往西沙群岛进行考察，每天和年轻的科考队员一样紧张工作；1981年，他出差309天……直到2002年，他还出差41天。

　　1980年曾呈奎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先后多次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省(部委)奖。1995年被授予太平洋地区科学大会奖；1996年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奖”；1997年9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2001年获美国藻类学会杰出贡献奖；2002年又获山东省首次设立的科学技术最高奖。

　　他先后担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藻类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世界水产养殖学会终身荣誉会员；国际藻类学会主席、国际藻类学会终身荣誉会员。

　　留给人间的感动

　　在曾呈奎的人生辞典里，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旧房子，他一住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来，受到过曾呈奎接济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数不清。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散财童子”。

　　“文革”时期，海洋所图书馆馆长王璧增被遣送回老家当农民。他爱人带着3个孩子在青岛靠每月50元的工资生活，非常艰难。曾呈奎知道后，不顾自己当时也在落难之际，在每天挨批斗的情况下，悄悄在经济上给予资助。

　　上世纪50年代初，山东大学水产系一名学生毕业后想留校继续学习海藻学，但因没有经济来源，难以如愿。曾呈奎知道后，便每月供给他生活费，使这位学生又留校学习两年，如愿以偿。

　　曾呈奎一生获奖无数，他最后的奖项却不是来自科研领域。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躺在病榻上的曾呈奎获得了民政部授予的“2004年度全国爱心捐助奖”。人们这才知道，近几年，他从自己的工资、稿费和奖金中累计拿出了近30万元用于公益事业，捐助给困难学生和社会群体。

　　国家民政部部长说，大企业家可能比他捐的钱数要多得多，但曾老的钱是最珍贵的，因为他是从工资、稿费和奖金中挤出来的，这是很难能可贵的。曾呈奎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1996年，曾呈奎将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发的“中国生物志集体奖”12.5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中国孢子植物编委会，用于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2004年12月10日，曾呈奎各脏器功能衰竭，经过抢救苏醒过来的他，第一件事就是表示要向慈善总会再捐款2万元。

　　当得知印度洋地区发生海啸灾难时，曾呈奎特意委托中科院海洋所胡敦欣院士，代他捐上1000元。6天之后，2005年1月20日，中国传统节气“大寒”。曾呈奎，这位96岁高龄的海洋科学界泰斗，停止了心跳和呼吸，带着他76年来对海洋科研事业深深的眷恋，走了……

　　他与大海打了一辈子交道,他说,“我是大海的儿子”。1月26日，美丽的青岛汇泉湾。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附近的海面，按照曾呈奎的遗愿，人们将他的骨灰撒入他一生挚爱的大海。

　　“我去世后，遗体根据医疗需要将有用器官取出来治病救人，其他部分火化；将骨灰撒进大海，为我多年提倡的‘蓝色农业’服务；我在家里和办公室的图书资料全部捐给我多年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生也奉献，死也奉献。这就是一位人民科学家的海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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