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白人作家J.M.库切：抓住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2003年10月，瑞典文学院以“小说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的评语，一致同意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南非白人作家J.M.库切。评奖委员认为，库切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作家“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真诚和富有反思精神的库切，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瑞典文学院认为，库切是一位值得讨论和分析的作家，他的文学贡献具有经久不衰的价值，理应属于我们的文学遗产。这一殊荣使库切成为继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埃及作家马哈福兹和南非的另一位女作家纳丁·戈迪默之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这也使得在此之前曾两获英国小说布克奖的库切走上了自己文学事业的顶峰。

　　一

　　1940年2月9日，J.M.库切出生于南非开普敦的一个荷兰裔家庭。库切的父亲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代，

　　虽然库切的父母都不是英国血统，但是在家里大家却都说英语，这使库切从小就浸润在英语文化中，为作家以后用英语写作埋下了伏笔。1957年，库切从一所天主教中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南非开普敦大学，并于1960年和1961年分别获得英语和数学的学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盛行。由于不满于国内混乱的状况，再加上对英国文化的热爱，毕业后库切来到英国，寻求别样的人们和别样的生活。到英国后，凭借自己扎实的数学知识，库切进入IBM公司，成了一名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但是，枯燥的职员生活并不是库切所追求的，在工作之余，库切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文学研究中。在发表于2002年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青春》中，库切以略带伤感的笔调，记述了自己从南非到英国的心路历程和在英国的生活经历与思想变化。库切写道，那时“我整晚整晚地泡在大英图书馆里阅读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并用其余的时间踏遍了伦敦寒冷的街道，寻求生活的意义。”

　　在英国的生活经历给了库切一种深切的文化体验，即虽然他自己如此热爱英国文化，但是英国却并不那么热爱他——至少英国的女孩子不是那么喜欢他——他和英国之间甚至有点格格不入。在小说《青春》中，库切以一种青年男性特有的敏锐写道，“在英国，女孩子对他根本不予注意，也许是因为他身上仍然残留着一丝殖民地的傻气(南非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也许仅仅因为他衣服穿得不对”。傻气固然是无法消除的，但是衣服和发型却可以改变一下。于是，他开始注意伦敦的时尚，那尖头的皮鞋、有许多钮扣的盒子形的紧身上衣、垂到前额和耳朵上的长发，使他开始为自己只有从开普敦带来的灰色法兰绒长裤和绿粗呢上衣感到窘迫，为自己那仍旧是童年时代乡镇理发师留下的有着整齐分缝的发型感到害羞。但当他为自己装备了一套同样的行头的时候，他却感到了一种未曾经验过的抵触情绪。库切写道：“他不能这样，这像是自己甘愿去做骗人的把戏，去做戏。”一颗忠实于自己的坦诚心灵，永远无法成为流行、虚伪和矫揉造作的俘虏。这种经历和体验让库切有恍然大悟之感：原来自己并不是一个英国人。欧洲的血统、欧洲的文化认同并不能保证他在欧洲的生活如鱼得水。祖辈的历史和自己二十多年的南非生活经历，已经在他身上打下了太多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段英国生活，让库切第一次在精神上深刻感受到自己与多灾多难的非洲大地的血肉联系，也预示了库切以后的文学将徘徊在南非和西方之间这一基本价值取向。

　　1965年，凭借优秀的研究成果，25岁的库切获得美国德州大学的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在读期间，库切的研究兴趣转向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1969年，库切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萨缪尔·贝克特的英语小说: 风格分析评论》，并顺利获得德州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之后的几年，库切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讲授文学。

　　在库切的一部分意识里，西方不仅是他血缘上的故乡，更是他精神文化上的故乡。但是，英国的不愉快经历背后似乎隐隐暗含着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如幽灵般一直伴随着库切。如果说当年英国是从精神上拒绝了库切的话，那么这次美国则从物质上拒绝了库切。1972年，由于未能获得绿卡，本打算继续在美教学的库切不得不离开美国。回到南非后，库切在母校开普敦大学继续讲授文学。期间，库切虽然多次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或做访问学者，但是英国和美国的这段心路历程，还是加深了库切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隔膜。这一方面让库切对自己的身份有了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库切的一份困惑：我是谁？

　　2002年，库切移居澳大利亚的美丽城市阿德莱德，并加入阿德莱德大学，继续从事文学研究。同时，库切还在芝加哥大学授课，并成为该校“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负责帮助培养博士研究生。在获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库切几乎成了阿德莱德和整个澳大利亚的英雄。在澳大利亚的著名报纸《澳大利亚人》上，我们总能看到关于库切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虽然天性喜欢宁静和沉默，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过多露面，甚至被戏称为患有“媒体恐惧症”，库切还是尽量利用自己的声望，对澳大利亚的一些重大事件发表评论，以尽一名公众人物的责任。比如2005年，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提出“反恐怖主义法案”，法案涉及警方可以对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人进行审查的细节，就遭到了库切的反对。库切认为，这种法案涉嫌侵犯人权，让他想到了种族隔离制度下弱势群体的悲惨遭遇。另外，库切还支持了一些旨在提高澳大利亚人文学欣赏和写作水平的杂志的出版工作，并在大学中发表演说，呼吁重视大学中的人文知识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2006年3月，库切向澳大利亚移民部门提出申请，并顺利加入了澳大利亚籍。在就此事发表的一个简短书面说明中，库切解释说，他之所以选择澳大利亚，是因为“他1991年第一次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就被这里人民的自由和慷慨精神所吸引，并对这块土地上优美的风光流连忘返”。库切也强调，他来澳大利亚，并不是为了脱离南非。库切说，当他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仍然和南非保持着强烈的情感联系。我相信，在移民问题上，库切之所以选择一个在西方经济、文化和历史上都处于边缘位置的澳大利亚，绝不是偶然的。澳大利亚在西方社会中的处境，或许正是库切对自己文化身份认识的一个绝妙隐喻。

　　二

　　库切所归属的荷兰裔移民在南非被称为阿非利加人或布尔人，是南非社会中一个具有非常独特的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群体。1652年4月7日，一小批荷兰殖民者在扬·范·里贝克的率领下，在特尔布湾定居下来，为途经此地的东印度船只提供药草、肉类和淡水等生活必需品。到30年后的1682年，大约有700个欧洲人在这里生活。此后的几百年里，他们不断驱逐南非土著的科萨人、祖鲁人等，成为南非社会的新主人。这些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正是库切的祖先。

　　阿非利加人的身份在种族隔离制度成为国家立法的南非显得非常刺目和充满悖论色彩。一方面，他们是殖民浪潮和帝国时代的遗迹，在种族和文化上都和前殖民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先辈数代的殖民地生活经历又使得他们和这块前殖民地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情愫。他们仿佛既属于这里，又不属于这里，其种族身份和文化身份之间发生了严重断裂。这是一个族群的历史宿命，也是库切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作为殖民者的后代，自己究竟属于什么人？自己和南非是什么关系？自己究竟是属于白色的欧洲还是黑色的非洲？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是什么关系？历史、种族、殖民、压迫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的纠结和现实的冲突一直是库切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使得思想敏感且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库切，不得不时常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反思殖民、种族、暴力和压迫等问题。正是带着这份困惑和反思，库切踏上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之旅。

　　对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越南战争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事件。当时正在美国教学的库切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场侵略战争。在库切眼中，越南的命运似乎是南非那古老历史的现代投射。现在的美国，昔日的荷兰殖民者；现在的越南，昔日的南非。历史和现实竟是如此的相似，这一切都如梦境般重叠投射到库切的脑海中。带着对阿非利加人历史的反思和对越南现实的关注，1971年的某一天，库切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1974年，库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幽暗之地》由《越南计划》和《雅格布·库切的叙事》两个故事组成。前者讲述了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心理战专家尤金·道恩设计了一个宣传政策，希图以此瓦解越南的文化，迫使北越向美国不战而降的故事。后者则将背景拉到18世纪的非洲，小说以荷兰殖民者雅格布·库切的手记的形式出现。在小说中，殖民者雅格布记述了自己在非洲大陆的探险历程，记述了他和当地土人发生冲突并对土著进行屠杀的故事。《幽暗之地》中这两个表面上互不相干的故事，实际上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它们关注和反思的都是关于“殖民”和“压迫”的问题。正如库切研究专家大卫·阿特维尔教授所说，在小说中，“库切无法避免将发生在越南的轰炸和自己极力想要摆脱的南非人遗产联系在一起”。以今比古，以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反思荷兰人对南非的殖民侵略，进而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是贯穿在这两个故事中的共同主题。

　　1977年，库切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内陆深处》。小说背景设置在非洲，作家以意识流的手法，记述了具有顽固的种族主义思想的白人女性玛格达因为认为父亲背叛了自己的种族而将其杀死的故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玛格达却在内心深处存有对一位黑人男性的强烈渴望。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库切对行将就木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继《内陆深处》之后，1980年，库切发表了自己的第三部重要小说《等待野蛮人》。《等待野蛮人》延续了库切在《幽暗之地》中对殖民、压迫和帝国主义问题的思考。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帝国殖民地的一个边境小镇上。由于有报告说这里经常有野蛮人出现，侵扰小镇的安宁，帝国派来了军官乔尔上校希望通过武力剿灭野蛮人。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乔尔在这里既没有发现野蛮人，也没有发现任何侵扰和骚乱事件发生。于是，颐指气使的乔尔上校，一方面在小镇内大行恐怖统治，草木皆兵；另一方面对小镇外的游牧民族大肆屠杀。殖民者和当地的土著，谁是野蛮人？读完这部小说，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等待野蛮人》的题目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哪里有什么野蛮人？有的不过是殖民者永不满足的欲望而已。

　　《等待野蛮人》获1980年南非最高文学奖CNA奖，为库切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是真正奠定库切在世界文坛地位的却是他发表于1983年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此书获得英国小说布克奖。《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是一部具有经典品格的伟大小说，小说全文以一种卡夫卡式的寓言风格写就。故事发生在南非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天生兔唇的K在已近垂暮的母亲的要求下，决定带母亲从开普敦到她小时候居住的乡下农场去。在还乡途中，K的母亲不幸去世，K只得带着母亲的骨灰继续行走在返乡之路上。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之后，K终于到了母亲的故乡阿尔伯特王子城。但是在这里，K却怎么也找不到母亲生前所说的那个农场。在被作为流浪汉、革命者的同党等角色而不断投入各种禁闭营之后，K只得无奈地结束了自己的旅程，又逃回了开普敦。通过对一个人、一段旅程、一种命运的叙述，库切不仅回到了对种族隔离罪恶批判和反思这个主题，更远远超越了这个主题，深深体现出作家对渺小个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库切笔下的迈克尔·K将和果戈里、契诃夫、卡夫卡等世界文学巨匠笔下那些敏感、犹豫、悲伤而又无奈的小人物一起永载世界文学的人物长廊。

　　1986年，库切推出了又一部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小说《福》。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苏珊·巴顿的一次海外旅程。为了寻找被绑架的女儿，苏珊从欧洲前往巴西，在返回途中遭遇变故流落荒岛，并在那里遇到了鲁滨逊和星期五。获救回到英国后，希望将这段经历写成小说但又缺乏写作才能的苏珊找到了小说家福。苏珊希望福能够按自己的要求，写出既符合事实，又具有吸引力的小说。但是，福却对苏珊的经历进行了粗暴的篡改。

　　《福》是库切对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的戏仿。在西方学术界，《鲁滨逊漂流记》向来被认为是早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海外扩张行为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背景参照下，库切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改写就具有了明显的政治解构含义。通过小说《福》，库切打破了笛福所代表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叙事的垄断，揭示了笛福的鲁滨逊故事背后可能掩盖的真相，使《鲁滨逊漂流记》中被帝国叙事所压抑的声音重新浮出了历史的地表。虽然小说采用了后现代的叙述方式，但是反思“殖民”和“压迫”的主题，仍然鲜明可见。

　　1989年，库切的大儿子尼古拉斯意外丧生，中年丧子给库切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内心痛苦。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加深了库切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压迫、暴力的厌恶。1994年，通过小说《彼得堡的大师》库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了共鸣。

　　在小说《彼得堡的大师》中，库切将历史事实与想象虚构紧密结合起来，叙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彼得堡调查继子巴维尔突然去世的原因的故事。在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巴维尔生前与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之间关系密切，传闻是自杀的巴维尔很可能是被涅恰耶夫或警察机构谋害的。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涅恰耶夫和警察当局各执一词，互相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相信任何一方，也拒绝参与到无政府主义者或警察的暴力活动中。在小说中，库切以略带宣泄的伤感笔调，描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丧子之痛和他对暴力、暗杀等极端活动的痛苦反思。或许是受到早年在南非从事非暴力运动的圣雄甘地的影响，在这部小说中，库切表现出强烈的非暴力观念，这种观念甚至形成了库切的“非暴力哲学”。

　　1994年南非独立，曼德拉当选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殖民时期南非的主仆关系发生了逆转，以前的奴隶变成了现在的主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南非白人沦为南非政治和文化上的边缘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1999年库切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获布克奖的小说《耻》。这也是库切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

　　《耻》的情节非常简单，讲述了因绯闻而被学校辞退的白人教授卢里来到乡间和女儿露茜同住，但是露茜却被三个黑人轮奸的故事。小说的题目包含双重含义，一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丑恶现象给后代白人所带来的深刻耻辱感，二是黑人在南非独立后对白人进行暴力报复所带来的深刻耻辱。在小说中，库切不仅谴责白人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也谴责后革命时代南非黑人对白人实施的暴力。在库切的非暴力哲学中，暴力是无色的，是跨越种族和肤色界限的，暴力行为所带来的“耻”不仅仅属于南非白人，也同样属于南非黑人。

　　除了善于通过小说反思殖民、压迫、种族、人性等严肃问题外，库切更是一位小说艺术的大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以来，库切几乎每两到三年就能推出一部力作。这些作品不仅内容上没有重复，艺术手法也各不相同，且都几近完美。早期的一些小说如《幽暗之地》、《福》等，具有浓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作家喜欢通过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故事，以期尽可能祛除蒙蔽，将真相展现在人们面前。《等待野蛮人》展现了作家安排情节、设置悬念的高超叙事技巧。《彼得堡的大师》笔端常带感情，让我们在阅读中触摸到作家痛苦而敏感的内心世界。《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是作家最富才情、最具经典气质的作品。小说结构顺畅、内涵丰富，不仅具有卡夫卡式的寓言风格，更有卡夫卡式的简洁笔调、犀利思想，和贝克特式的黑色荒诞韵味。小说《耻》则展现了库切深厚的现实主义功力，作品的写实风格沉稳敦厚，将叙事的舒缓从容与紧张急迫 于一炉，如丝如钢，天衣无缝。

　　进入21世纪，已经年过花甲的库切仍然笔耕不辍。2002年，库切出版了自己的半自传体小说《青春》。2003年，库切又将自己多年来的一些论文或演讲的内容加以改造，变为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出版。前者讲述了库切早年留学英国的一段心路历程，后者则借一位澳大利亚女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演讲，讨论了现实主义、非洲的小说、人与动物的关系、非洲的人文科学、邪恶和爱欲等从现实到终极的种种问题，展现了库切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渊博和深切的现世关怀。2005年，库切再次给了全世界一个惊喜，他的新小说《迟钝的人》出版。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在意外事故中失去腿的人，在残疾后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的故事。

　　今年，库切已经66岁了，作为一名异国的读者和研究者，笔者仅以此文向库切致敬，并遥祝库切为我们奉献更多的文学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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