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魅影

　　红楼魅影

　　著名作家端木蕻良曾经说过：“我国第一部诉诸视觉的长篇小说，是《红楼梦》。”

　　端木的意思是，红楼之前的中国小说，如《三国》《水浒》等，大抵是用来听的。无论是章回的形式，还是写的方法，都适合给说书人做底本。《金瓶梅》对写人情细事有所发展，但标明“词话”，还是说唱文字的继续。唯独《红楼梦》画面感、立体感极强，读之好像置身在全景电影中一般。

　　越剧电影：颠倒众生“小红楼”

　　“情”与“美”是60年代红楼影像的基本主题，是那个年代的难得之物

　　★ 本刊记者/曹红蓓

　　1962年，正值1959～1961三年苦日子刚过，却出现了这么一部耗资70余万元、美仑美奂、集分上下的大片——越剧电影《红楼梦》，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很快，用现在的话讲，影片还在点映的阶段，就接到雪藏令，直到15年后方重见天日，这番周折为影片又平添了神秘色彩。而1978年影片复映时的壮观场景，使它终成两代人心中的银幕传奇。

　　放大了的“情”与“美”

　　1978年盛夏，在复映的首轮地上海，36家电影院24小时连放。每场快要结束时，影院的后门前门同时打开，观众同时出进，几分钟后下一场就开始。有时候散场因为过于拥堵，满地都是观众遗落的鞋子。

　　影片从上海到杭州，再到下辖的县城，一路放映下来，竟有很多人从上海一站站追随至偏远的山沟。很快，越剧电影《红楼梦》旋风一样席卷了全国。在黑龙江的农场，知青们为了看一场《红楼梦》，分成几班轮番赶20里路去放映点。

　　为什么观影史上会出现如此罕有的一幕？是什么让这部电影颠倒众生？

　　把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舞台越剧《红楼梦》搬上银幕，最初是香港电影人的主意。内地方面则认为影片只能由“自己人”拍摄。最终，越剧电影《红楼梦》，由上影厂和上海越剧二团出人，香港金声影业公司出物联合摄制。因同期开机的还有香港邵氏电影公司乐蒂版的《红楼梦》，就又有个打擂台的意思在里边。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影片的胶片、摄影设备、布景材料，甚至演员用的化妆品都是从香港邮寄过来的，室内摆饰的都是博物馆支援的真古董。如此一来，影片场面的华美精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内地自是无与伦比。

　　影片拍摄时，徐玉兰41岁，王文娟36岁，两位“角儿”艺术上正在巅峰，把一对碧人演得风华绝代。尤其王饰演的黛玉，自然美好，宝光流动又毫不外溢，真正是“玉精神，花模样”。

　　“我叫它‘小红楼’，因为它和真正有容乃大的巨作《红楼梦》毕竟不能相提并论，但它微观而精致，煽情而秀美”，生于70年代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研究者胡贞对徐进的剧本也极其推崇，认为它“抓住了一个‘情’字，因此深得原著神韵”；同时，此版词藻之美不亚于昆曲台词，结构之美，已到增一寸则嫌多，减一寸则嫌少的地步。

　　空乏年代的“秘密知音”

　　在封杀这部戏时，江青曾定性它为“资产阶级的秘密知音”。凡有幸在那个年代跟这个“秘密知音”晤面者，一生都怀着一份红楼情结。这对1974年之后出生的人们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

　　上海籍退休教师周乃萌初次看这个版本的越剧，是在1959年国庆，在永安公司后面的人民大舞台，那年她19岁，正上高三。已熟读原作的她，惊叹于剧中人与书中人的贴切，即把此剧引为心中知己。在后来漫长的隔绝里，周乃萌从来没有放弃过等待。突然有一天，收音机里传来熟悉的唱段，周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口里喊着“快了！快了！”不久，她带着爱人、7岁的女儿和自己的母亲，汇入了壮观的观影人群，和大家一起，在酷热的电影院里痛快地洒泪。

　　对很多今天三十四五岁的人来说，他们的“小红楼”情结不亚于父辈。像周乃萌的女儿一样，“小红楼”可能是他们懵懂初开的精神世界中第一件美好的礼物。

　　1973年出生的杭州人胡贞回忆，电影还没解禁之前，年历画已经出了不同角度的“宝黛读西厢”，还有印着剧照的饼干桶，这些东西到现在她都好好地收藏着。1979年在杭州，妈妈带着胡贞看了第一场电影版《红楼梦》。此后的一两年中她一共看了7遍。然后她就可以一个人在家唱堂会，从头到尾把所有的角色唱下来，整本地默写台词了。

　　幸亏有这一部“小红楼”，给人们补了一个“情”与“美”的念想、一个空乏年代的“秘密知音”。

　　胡贞对“小红楼”情结的剧烈发作是在2000年她初到德国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