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木心:中国目前缺少的不是国学大师而是诗人

　　国内读书界最近的大事之一是发现木心，其简体版本的著作正在陆续推出。陈丹青说，木心先生可能超越了鲁迅构建的写作境界，是我们时代唯一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

　　木心 本名孙璞，1927年生，浙江桐乡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1982年移居纽约，从事美术及文学创作。著有《散文一集》、《琼美卡随想录》、《即兴判断》、《温莎墓园日记》、《素履之往》、《巴珑》、《会吾中》等。

　　文/胡赳赳

　　木心是谁？谁是木心？

　　阅读木心的过程是一种异端的阅

　　读体验。

　　木心是“右脑派”，他说之所以取“木心”为笔名，“取的是形象”，“木”是集中笔划的，“心”是笔划分散。

　　木心适合“浅阅读”，他的文字散淡而篇幅不长，反而应合了当代人的阅读口味。

　　木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知道分子”，跨越文艺和中西。他保持着与流行文化的谨慎距离，却又做过当代最重要城市里的居民。

　　近期重返故里，定居乌镇，又成一时佳话。

　　不读木心的理由有10个：他不是必读科目；他的语法有些隔；他以遗老的面目出现；他没有烟火气；他的幽默不可笑；他不涉及时政；他目空一切；他惜墨如金；他没有八卦；以及他仿佛没有不高尚之处，这多少显得不可爱。

　　可是，仍然兴起了一股“木心热”。木心的书让人有了一些新的知觉和触动，读之那才叫如沐春风——这就是读木心的唯一理由。

　　在陈丹青先生的协助下，木心先生接受了本刊的书面采访，从他的语气中能够感受到，他对文字上的来访者和后辈多有期许与鼓励。

　　《新周刊》:此次你回国定居，为什么选择乌镇，仅仅因为它是你的家乡吗?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木心:我15岁离开乌镇，赴上海杭州学画，寒暑假也不归故里，原因是背叛家庭，自谋独立。1982年出国，也没有想到再回来，所以直至1995年才勉强返回上海，把住房退租，结束国内的人事因缘，以备终老海外了——在《美国文学史》(英文版，童明教授著)中，“木心”篇章是列入“飞散作家”群的。本世纪初，乌镇方面来函邀请我回乡观光，情词诚笃，礼仪备至，深深感动了我，就此保持通信联系，逐步议及“还乡定居”的可能性，迟至2005年，终于落实了这件“终身大事”。

　　你问得好，我之回国并非单纯为了安度晚年，而是想实现艺术创造的最后志愿，现在不是宣告计划的时候，以免“雷声大，雨点小”之讥。故乡乌镇是凤凰涅 ，烬中重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乌镇已经是一堆灰了，现在俨然举世瞩目，这不是地灵人杰而是人杰地灵。他们邀请我归来定居是对一个艺术家的礼遇，更是知遇，我自当有所报效，不敢蹉跎。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国内读者中兴起的“木心热”？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字具有保鲜的特点，它并不因时因势而失去活力，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创作？

　　木心:“木心热”是民间的、自发的。这以前(1980年代)台湾曾“人人争问木心是谁”(《联合文学》编者按)。21世纪初，童明教授著《美国文学史》“木心”篇章中，有称“从前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现在是新大陆发现哥伦布”，所以，大陆的“木心热”是情理中的事。你的提问中已包含着答复：“它并不因时因势而失去活力”，这就是“文字具有保鲜的特点”。法国的纪德说：“艺术是沉睡因素的唤醒”，“木心热”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件事。纪德又说：“别人比成功，我愿比永久”，他说得多么恳切，他做到了，永久了。

　　我们这个时代收获的是科技，失落的是文化；收获的是物质，失落的是精神；收获的是性欲，失落的是爱情。狄更斯《双城记》开头的几句，借来形容我们当下的状况，都用得上。爱因斯坦写给五千年后的人类的信中说，我们仅只在交通、讯息的传递上有胜于前人，而在人文道德上是愧对前人和后来者的——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照理美国总统应该委托一位文学家来写这封信的，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家对此是当仁不让的。

　　《新周刊》:许多人都在谈论：假如没有木心，假如没有读到木心会如何如何。没有发现木心是木心的损失，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损失？

　　木心:陶渊明“损失”了一百多年呢，幸亏昭明太子托了他一把，大红特红到今天，法国诗人梵莱利也为之倾倒：“陶渊明的朴素，是一个大富翁的朴素”，噢，其实个人的损失可以同时是时代的损失，时代埋没诗人，是时代倒霉，诗人总有出头之日的。

　　《新周刊》:在我们看来，你的人生也是一个三段论：去国、远游、还乡。那么，在这三个阶段中，什么样的因素或机缘促使你作出这样的选择？你在世界各地所遭遇的中国人的共性和不同分别是什么？当年离开时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有哪些不同，能举例说说吗？

　　木心:你把我的人生历程一分为三，可以呀，这是从小就有的“立志”。中国人在外国普遍显示了求生意志之强，而过的还是中国式的生活，新一代比老一代更精明泼辣。过去讲“斗争”，现在讲“和谐”，至少在说法上有进步，你说呢。比如中国人在古代是非常幽默的，全面失传了，变得那么的不知情识趣，他们把俏皮话当作老实话听，你谦逊，他看不起你。

　　《新周刊》:你最近一个月的花销与数目是多少？你如何看待在上行社会中中国人的创富需求？物质消费主义的盛行是全球性的行为吗？

　　木心:尘埃尚未落定，不能预算，可告慰的是我不致有物质上的困乏。“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我认同陶潜的这种人生观，在消费至上的世代，我一贯俭朴，也算是“看破红尘”吧。

　　《新周刊》:许多人认为，中国人缺少信仰基础，你在不同国度出入不同文化的经验是什么？

　　木心:信仰事大，谬误的信仰为害尤烈，我不欲贸然发声，或请读者参阅《哥伦比亚的倒影》。世上现存的宗教都已古旧，宗教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形态学规律。中美文化之比较，那是美国比中国高明，但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美国只有两百多年历史，我们的文化遗产假如发扬光大起来，那是不得了了不得的。我认为目前中国缺少的不是国学大师，不是学贯中西的大家，而是创造者、诗人，试看西方的“文艺复兴”，哪里是学者们的事，完全是特立独行的创造艺术的天才伟人的能事。

　　《新周刊》:在与你来往的过程中，哪些人对你的影响或者是帮助最大？

　　木心:我想了又想，好像没有谁影响过我，只是我认同别人而已。帮助我的人很多，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外亦然。

　　《新周刊》: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化的复兴，或者说，有这种可能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木心:中国当代的文化复兴，我天天都在想，天天都茫然，但不放弃希望。如果要谈论孔子，他的人格极复杂，故能适应各方面的要求，我看取的是他的文学素养和语言技巧，《论语》是世界所有的哲学名著中最有文学价值的一部，而且非常之摩登。

　　《新周刊》:最后，想知道你对一些城市的评价：上海、北京、东京、纽约等等，它们分别呈现什么样的城市生态？什么是城市的落后与进步？

　　木心:上海——我不好意思说，因为它是我的第二故乡。北京——从前的北京印象很深，二十多年不见，说不上。东京——密度太高，令人窒息。纽约——像个健壮的小伙子，有点傻乎乎。

　　请允许我再说几句：文学，第一要义是世界性和永久性，如果往这个空间时间的交错点上着眼着手，而终于有所成功，可能希望永久，凡自审不济者，立刻废置，义无反顾。最后，仍然是纪德的祝福：“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这是一个好公式，谨此奉赠于你，以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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