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小片海外大赢

　　在大片一枝独秀的电影版图中，贾樟柯却以另一种电影模式确立起自己的地位，并引发人们对中国电影工业现状及未来的思考　　

　　“我从来都是在拍商业电影，不拒绝我的电影在商业渠道里流通。”在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工作室里，贾樟柯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这样说。

　　近年来，贾樟柯的电影模式已引起国际电影界众多专注，有评论认为这可能是中国电影产业化之路最重要的方式。

　　《三峡好人》海外发行赚了五倍

　　“在海外，《三峡好人》一天内放五至六场，纪录片一至两场。赢利方面不成问题，按合同盈利额，平均一个国家有10万欧元，在海外也算是中档价钱，30多个国家就有300多万欧元，折合人民币3000多万。”贾樟柯告诉记者，《三峡好人》目前在30多个国家同步发行，和纪录片《东》捆绑在一起。

　　很显然，他的电影收益还不错，因为《三峡好人》投资只有600万，加上纪录片《东》，投资也就800万。

　　“人们长期有一个误会，以为艺术电影跟商业无关。其实艺术电影也是一个工业，跟拍商业电影一样。”贾樟柯说，在日本有特别多的小公司，他们一年做两三部电影，有自己销售的渠道和资金积累的渠道，在商业运作上很成功。他的下一部电影《刺青时代》是由日本导演北野武的工作室投资的。

　　1998年，贾樟柯第一个长片《小武》在国外各个电影节上获了六七个奖，直接回报就是让他赢得了海外片商的青睐。

　　当年，在柏林，贾樟柯遇到了日本北野武工作室的制片人市山尚三，市三很喜欢《小武》，表示很想跟贾樟柯合作。回到日本后，市三把片子拿给北野武看。看完后，北野武对市三说：“这个电影很好，你看看他接下来要拍什么，我们跟他合作。”

　　“那时候我正准备拍《站台》，很多欧美制片人都跟过来了，法国有三四家，英国有一家，我很犹豫，不知道该和哪家合作。后来，北野武来了，我上学的时候看过他的电影《那年夏天》、《寂静的海》。而市三也是很有名的制片人，以前在日本百年松竹公司做制片，和台湾导演侯孝贤合作过三部电影，做得都很好。于是，我马上决定和他们合作。”贾樟柯说。

　　接下来，他和北野武一口气合作了三部——《站台》、《任逍遥》和《世界》。《站台》投了600万，《世界》比较多，达到了1200万。从此，贾樟柯不再为影片的投资和营销担心了。

　　北野武的营销能力帮助贾樟柯走向了国际。柏林影展结束后，《小武》开始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发行，而在《小武》之后，《站台》发行到了十几个国家。

　　“这三个片子，他们都是主导投资人，操盘也都由他们来做。”贾樟柯告诉记者，在日本，北野武结合日本本土情况发行，包括电视台广告和DVD，同时他们的海外销售渠道也很广，三个片子都赚了钱。

　　年轻人都被商业俘虏

　　1995年，贾樟柯和一帮同学组织了一个青年试验电影小组。十几个人，都是摄影系、录音系的学生。当时他们都能赚点外快。贾樟柯说他靠的是给别人写电视剧剧本、当枪手，此外还有做广告，做电视台栏目片头等等。大家凑了两万元，拍摄《小山回家》。

　　“虽然是一个短片，但我们还是把它当作一个成熟的作品来做。那时候我们力所能及的推广就是把片子拿到各个高校去放，然后去参加影展。我们参加了香港的独立短片展，结果片子得了奖，获奖的奖金已经收回了投资。通过这个短片，我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到拍《小武》的时候，贾樟柯的朋友、画家刘小东也参与进来，两人凑了十多万元。那段经历至今让他难忘，也让他感慨，“我们差不多天天都在喝酒，片子是就着酒出来的。”

　　“每个时代的艺术都应该有反叛的成分，这是年轻人的天性，是一种青年文化，这在美国和日本完全能感觉到，但中国的情况很奇怪，年轻人都被商业文化俘虏了，扩展自己的能力也消退了。”

　　贾樟柯觉得，国内的电影环境确实有很多不利于青年文化发展的因素，这也是现在电影面临的最大问题。

　　比起电影“青年文化”的丧失，电影制片人同样很匮乏，贾樟柯认为，“在韩国，很多人一开始就有理想在电影制片方面，所以他们每个导演旁边都有头脑清醒、有创造力的年轻制片人。”

　　在他看来，制片人是一个大问题，否则，中国的年轻导演在融资方面不会那么难。

　　中国电影缺少责任

　　香港导演尔东升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表示，要健全中国电影市场更需要有贾樟柯而不是张艺谋。“贾樟柯不仅让老板赚了钱，在各大影展拿奖也提高了公司形象，他同时在栽培新人，这才是电影的良性发展。”

　　他同时提到，香港最鼎盛的时候也是艺术片最多的时候，只要它能有小众观众看，我觉得就应该支持，不能完全看它的票房。这些电影有很多哲学和思想在里面，如果一味追求商业，反而会失去市场。

　　对于现在的“大片现象”，贾樟柯也极力抨击。他说：“艺术电影不是按投资大小来分，十几万是，一两亿也是。”他觉得，中国大陆没有艺术的生存空间。

　　“香港台湾都有一个简单的机制。香港艺术发展局每年都接受一些申报，你要拍什么，怎么拍，他们认定需要资助的就给一些资助，包括制作，影评，出版书，在大陆这个体制是没有的。”

　　最近，北京新影联已经向国家广电总局申报，建一条艺术院线。贾樟柯对此表示担忧：“法国的发行公司引进大量的海外影片，本土电影顶多占1/4，所以他们的艺术院线能支撑下去。中国的艺术电影的产量又远远不够。支持不了这个院线一年的放映。”

　　他认为，建艺术院线的首要问题是解决进口影片的结构。“进口电影基本上由中影控制，每年一二十个好莱坞电影，其他体现多元文化的电影基本上看不到。”

　　“《世界》得奖后，瑞士有一个政府背景的片商来跟我买片子，我就问，你们国家有多少人看这个电影，他告诉我顶多一万人。我说，这不是一个好生意。可他说，他们的政府有责任让一万想看这种电影的人看到。”

　　“但是中影没有任何文化责任，只有利益。”他说。

　　而这种只重利益、不重文化责任的电影机制恰恰是不利于产业化发展的方式。也许瑞士的放映模式可以给我们一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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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帅：面向弱势群体作为第六代的中坚力量，从自筹资金拍摄《冬春的日子》开始，王小帅独立电影之路已经坚持14年。然而人毕竟要面对俗常生活，在一番精神苦闷，几番几次的挣扎之后，王小帅开始投入到世俗之中，他的精英化也随之逐渐隐藏了起来。此后的王小帅，镜头面向了更广泛的社会画面，面向了广大弱势群体。

　　虽然王小帅后来的题材转向对一些普通人生活的描述，但其精神性更为强烈。他把特殊社会的社会学视野消化在了普遍人生的个体视野之内，从而升华为一种普遍的人类境遇，能关怀到更多的人。《青红》之所以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也恰巧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影片虽然征服了西方评委，却吸引不了国内观众。《青红》国内票房最终只有300万元。对于这一点，王小帅表示第六代导演的成长还需要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譬如通过院线建设来推动他们的提高，拉近和国内观众的距离。

　　耿军：DV作品是向商业导演的过渡

　　耿军是独立影片《烧烤》的导演，该作品入围了鹿特丹电影节未来电影单元，以及南特电影节新电影单元。这部《烧烤》的总成本只有5000元人民币，演员都是耿军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所有主创都没拿工资。拍摄场景也比较固定，选择在了京郊的一处民房，以该景点为中心、用半个月时间完成拍摄，各方面开支都尽可能压到最低。

　　最终这部片子只在国内卖出了3万元的DVD版权费，以及5000元网络播放版权费。

　　但《烧烤》的问世，却使得有人开始关注耿军和他的作品。一直在关注独立影像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给《烧烤》的评价是：剧情生动，出人意料，生猛鲜活，不乏幽默。

　　让耿军看到一丝曙光的是，他的片子得到了山西一家音像出版社的支持，表示愿意发行他的作品；此后也有人表示愿意出10万元为他的下一部作品投资。

　　李鸿飞：向影视圈靠近

　　拍摄过独立影片《出路》的李鸿飞曾是某广告公司导演。抱着想表达，想叫喊，想让更多的人有点反思的理念，李鸿飞最终选择了独立影像这条路。

　　《出路》是李鸿飞回到老家山村拍摄的一部作品，总成本为4000到5000元人民币。有评论说这部作品生动有活力，情节流畅，自然直接，由心而发，画面和场面都显现出导演和摄像出众的能力。然而同许多独立影片一样，虽然该片曾入围瑞士洛迦诺等多个电影节。但却仍只是叫好不叫座，在国内鲜有市场。(翟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