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青年领袖
南方人物周刊201116期封面
蒋兴宇（姜晓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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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
老实说，一年一度的青年领袖评选，对本刊并非易事。其难度首先在于，“青年”一词与“领袖”一词之间，似乎天然横亘着时间这条隧道——青年虽然崭露头角，却还没有经过岁月的锻造和打磨；而领袖，则意味着时间的积淀和验证。现实中，风骚一时，甚至昙花一现的“英雄”太多了。“青年”如何“领袖”？如何甄别他们是一时的，还是可续的？
更重要的是，“领袖”们当下遭遇的挑战、面临的困境，前所未有。今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们，从接受万众顶礼膜拜到众叛亲离，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昔日的“领袖救星”今天被视为“民贼独夫”。民心向背不是骤变，而是渐变。这种渐变——民间力量挑战威权势力，民有民治民享挑战王有王治王享，公民的自我教育挑战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教育，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各领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风向之变。
百度总裁李彦宏曾是风光无限的IT领袖，作为一个创业成功并影响巨大的年轻人、知本家，曾被青年们、大学生们崇拜有加，但其企业接连暴露出商业欺诈、信息屏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后，李彦宏也走下了领袖神坛，名望大跌，甚至被直斥为“骗子、小偷”，虽然，他还领导着一家市值数百亿美金的企业，他还是中国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
再观互联网上专家、学者、名流、官员形象的嬗变，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曾是各领域的大小意见领袖，是“纵做鬼也幸福”的成功人士，而今，他们的论点、论据、逻辑、品位、情操、人文科学素养、思考的方式与深度，无一不逐人逐条地被各方检视，正是在这种来自民间的、海量的、巨细靡遗的挑剔中，大小领袖们、成功者们暴露出了知识的短板、人格的缺陷、品位的低陋……凡此种种，在微博世界表现得尤为明显。
有互联网文化研究者说，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民都是平等的个体，大家具有平等的话语权。传统时代的尊卑贵贱，被互联网拒之门外。任谁想借助现实世界的身份在网络上继续高人一等、威风八面，都是痴心妄想。
这似乎是一个领袖失势的时代，一呼万应的时代已然逝去，取而代之的是众声喧哗，甚至，关于领袖、成功的定义本身也众说纷纭，意义与价值被重新评估。价值与利益的日益多元，辩论的相对自由充分，客观上带来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这个时代，领袖与专家失势，民众地位上升，但同时也有人发出清醒的声音：群众成为群氓的危险，丝毫不小于专家成为“砖家”、领袖成为阶下囚的危险。
回到青年的话题，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与宣传口号中，青年都代表着活力、激情与进步。但青年学者、本届青年领袖当选人刘瑜在反思五四运动时却提醒我们：“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的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无疑，这个“退步”青年的群体，还包括中国“文革”时的“红卫兵”——原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年轻时的身份之一。这位曾经的红卫兵改革开放后成了大型国企的掌门人——普通人眼中的权贵阶层，现在却热衷于启蒙价值的宣扬和民主社会的推动。
秦晓的转变来自两次大惑，其中一次是他21岁插队的时候，“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好人都给打下去，我再怎样崇拜毛泽东，也不能接受了。”他经常引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的一段话，“我们从小到现在被各种谎言灌满了，当他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要呕吐，重新用理性去认识世界。”
看来，“青年”并非一个天然正面、美好、进步的褒义词。客观地说，青年是一个充满着纠结、试错、自省的人生阶段。今天的中国，也是一个价值多元意见纷呈的社会，要求青年的统一、社会价值观的统一无益有害，也是徒劳的。
但与此同时，一个美好的社会也是全体民众的共同期望，这样的一个社会要和谐永续地发展，必须要有社会共识——社会各界意见、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这个共识、最大公约数的建立，除了从美好社会的原点开始探讨外，别无二途。秦晓思考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价值的正当性？这个价值正当性，表现在对每一个中国人权利、自由和理性的认同。”
任何人都是教育的结果，无论这种教育是否在书本，是否在学校。同为青少年，有年方十三就官习甚重的武汉“五道杠”少先队副总队黄艺博，也有广州举牌抗议地铁公司翻修计划伤财毁忆的高中生陈逸华。
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不同，父母学校社会价值之差异，培养出的孩子是如何天壤有别。而这些年轻者年少者，未来必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坚，梦想美好社会的我们，希望哪种教育下培养出的孩子主导我们的社会呢？
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在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任教于美国大学的学者徐贲曾问学生：什么是美国公民应有的基本美德？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说是“诚实”。又问，什么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美德？回答还是一样：诚实。
道德，诚实，还是诚实，无法再朴素的词语，却是一个美好社会的根基，无论青年老年，无论领袖民众。
蒋兴宇和他的纳米世界
本刊记者 李珊珊 发自北京
看上去，蒋兴宇并没有照片上那么意气风发，带了顶棒球帽坐在办公室，这位1977年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更像一个高年级博士生。
今年夏天到来之前，他剃了个光头，因为“凉快”。光头也是种减压方式，这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化学博士，已经在中国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偶尔，蒋也会抱怨“压力大”，实验室有十几个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学生要毕业；另外，已成为父亲的他，“生活压力也大”。
不过，一进实验室，这些压力都不见了。他随手拿起第一排支架上的一支尖底试管，指着里面透明的玫瑰红色液体介绍：“这就是我们用的金。”
液体里的黄金颗粒是纳米尺度，即十亿分之一米。因为与可见光的波长相比，这些纳米颗粒实在太小了，呈现谜一样的玫瑰红色。
目前，蒋兴宇和他的团队正尝试用这种金颗粒去攻击革兰氏阴性菌。那类细菌经革兰氏染色反应后呈红色，不仅有坚固的细胞外膜能抵挡大多数抗生素，而且在其外膜上还有流出泵，可以将进入菌体内的药物分子泵出体外，从而产生耐药性。革兰氏阴性菌中著名的成员之一就是“超级耐药菌”，而人类当前正在使用的抗生素对超级细菌束手无策。而金的纳米颗粒可以穿过革兰氏阴性菌坚固的外壳防线。
蒋带领学生把纳米金颗粒和药物前体小分子搭对，去攻击革兰氏阴性菌，“效果还不错”。他们在《美国化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被认为“具有潜在的药物应用价值”。
那是间颇像写字楼格子间的大实验室，高高低低的显微镜，瓶瓶罐罐，看似颇为杂乱。钢盘上的烧杯里，悬浮的小短棒正在一圈圈转着，那是磁力搅拌装置；迎门放置的一人高的蓝灰色方盒子是恒温摇床；机器旁边格外白净可爱的白瓷桶上贴着“生物垃圾专用”。
几件挂了姓名牌的白大褂挂在屋里，那不是必须要穿的；眼镜却一定要戴。一个并不近视的男生戴了副很有现代感的蓝框平光镜正在干活，他说，这是为了避免眼睛受到意外伤害，“国外出过事，有人眼睛被溅出的溶液烧了。”
生于成都，蒋兴宇小时擅长画画，一度想过专门学画，但怕荒废了文化课而作罢。受身为化学老师的妈妈影响，中学毕业时选择了南京大学化学系。读大学第二年，转学去了美国一所并不知名的大学，第三年转到了芝加哥大学。
“那时中国的大学基本上还是高中的继续，主要还是跟老师学习。而美国的大学会鼓励学生产生新鲜想法，高年级学生就可以到顶尖的实验室去做些工作。”他说。
芝加哥大学承认之前两所学校的学分，蒋兴宇在芝加哥大学读了两年，1999年本科毕业后进了哈佛的研究生院。最初，他很想申请一个研究有机化学和生命起源的实验室，但申请的人实在太多了。很偶然，蒋兴宇听了一场讲座，喜欢上了怀特斯德教授(GeorgeM. Whitesides)的研究方向——用纯粹的物质结构，解释细胞的各种生物学特性。
根据2010年的一项统计，目前在世的化学家中，怀特斯德的H值世界第一——H值是目前综合评价科研工作者影响力最标准的方法，含金量很高，在物理学界的H值榜单上，世界上排名前8的物理学家中，有4个是诺奖得主。
怀特斯德的研究兴趣极其广泛，而蒋兴宇在怀特斯德实验室中的关注领域，是与生物相关的物质结构的研究。2005年博士毕业后，他又做了一段短暂的博士后研究，看到北京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招聘，他就回来了。“是新成立的机构，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做出些东西来。”
如今，除了那个杂乱的大实验室，蒋还有一个超净实验室和一个生物安全实验室，关于超级细菌的那些实验，必须在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
纳米科学中心很新，纳米也很新，而且发展迅速。
1982年，可以直接观察到单个原子的电子显微镜(STM)问世，4年后，STM的两位发明者就拿到了物理学诺贝尔奖。STM的出现被认为是纳米时代开始的标志。
最初，人们以为，通过对纳米尺度的了解，可以在原子水平上进行设计，制造出越来越小、越来越精确的物质和技术产品，1959年，费曼曾提出过关于纳米小世界的两个悬赏：做个塞在边长为1/64英寸的小盒子里还能转动的马达；把一本普通大小的书的一页纸，缩小到它的1/25000。
然而，纳米时代真正到来后，物理学家们吃惊地发现，纳米尺度的威力远超过他们最乐观的想象。纳米材料因为体积小，表面积就变得很大，接触面积增大无疑可以提高很多反应的效率。甚至，作为微小颗粒，它穿透细胞如入无人之境，还可能对生物体产生毒性。有人猜测：恐怖分子可以利用纳米微粒进行恐怖袭击。
而在蒋兴宇看来：“成为恐怖武器的可能性较小，但这些颗粒小到某个程度，确实有可能会对生物体产生损害。”纳米材料的生物安全，目前也是他们的一个研究方向。
问他对广告中无所不能的纳米涂层、纳米织物怎么看？他略有些尴尬：“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估计是加了一层纳米涂层，因为纳米的表面效应，能够如荷叶一样保持光洁……不过，那个涂层是很脆弱的，很容易磨损，效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他显然不喜欢这样把纳米当作噱头，“日子长了，大家以为纳米没多大用呢。”
纳米涂层的用途其实很大。蒋和他的团队目前的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芯片上的实验室——将试剂纳米材料涂在芯片表面，把芯片做成高效的检测“试纸”。他说，“芯片上的实验室将非常有用”，然后开了个玩笑：“甚至可以用来检测奶粉里的三聚氰胺。”
婴儿奶粉的安全性，是纳米科学之外，这位科学家关心的少数社会问题之一。办公室大门上，他高高兴兴地贴上了儿子几个月大时的照片。他的业余时间，大多花在刚过1周岁的儿子身上：中午尽量回家，跟儿子一起吃饭；晚上陪儿子吃完晚饭后，再回实验室：他赶得很辛苦，不过也没办法，儿子的成长就这么几年，而他又工作忙碌。
蒋兴宇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蒋兴宇：满意。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和他人分享？
蒋兴宇：成就谈不上。不过，对我的学生，或者更年轻的学者，我可以说一句：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一定要全身心投入，要勇于追求梦想。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那代人和他们成长的时代，你了解吗？你们之间有代沟吗？
蒋兴宇：我父母那一代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很多想得到的东西都没得到，于是他们的很多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寄托体现。我们交流很多，没有代沟。
人物周刊：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蒋兴宇：这个时代太浮躁，对所有的东西都求之过急。中国现在正高速成长，这没错，但不该过度追求名利。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蒋兴宇：我觉得是生活压力比较大，主要是医疗、住房、小孩教育等生活上的压力。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蒋兴宇：能够影响他人的生活工作，对他人带来正面影响。我在哈佛的导师GeorgeM. Whitesides，不光在科学上有巨大贡献，对工业界也有正面影响。他亲自帮助成立了很多公司，或帮科学家把技术变成产品，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就业，还为创新社会提供了动力。这一点，我做得很差。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蒋兴宇：我觉得当代中国社会，权利最重要，尤其是个人权利。在行使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可以体现责任；个人权利有了保障，个人自由也就有了保障。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
蒋兴宇：《西游记》。人生就像唐僧去西天取经，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要找到合适的人帮助自己，百折不挠地追求目标，总还是可以成功。电影？没想出来。
人物周刊：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蒋兴宇：家庭。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蒋兴宇：幸福。还是有些不安和担忧。主要是担忧基础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他比他80后的学生们大不了几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不会有太多的金钱和权力，他甚至毫不讳言“生活压力”，但这些压力并不妨碍他投入自己选定的纳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