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琪 香港乐坛的异数
谢安琪
刘瑜（姜晓明 摄）
谢安琪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谢安琪：我的性格令我很少对身边的东西不满意。现在我的工作、梦想和家庭生活都处于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我很满意。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谢安琪：与其说我今天取得了成就，不如说是我很努力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去追求梦想，取得了一些社会和行业认可。这些认可并不是我努力的目标，只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向前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事。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谢安琪：我父母成长的年代是香港很重要的时期，社会经济结构从农业转型为工业，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他们必须从一个安全地带(comfortzone)勇敢踏出来，去配合大时代的变化。他们一直很乐观、感恩、努力。他们教给我很多重要的东西：最好的时候也不要骄傲，最差的时候也要坚守。他们告诉我，人生有时候很努力也会失败。
我从小就看到他们经历的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他们从不抱怨。我觉得我很理解他们。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谢安琪：“不吐不快”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表达方式。大家可能对社会上的某一件事有看法，想要不吐不快，但我觉得有意见也可以用比较平和、容易沟通的方式来表达，一起去面对和解决。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谢安琪：香港乐坛有很多问题，譬如说市场很小，这些从未改变过。以前市场风气比较健康时，港乐在整个东南亚都很有知名度。过去的5到10年，乐坛环境都不太好，但我们还在努力挣扎，不想让乐坛变成夕阳行业。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前只有行内人才能唱歌的现状也会改变，这个年代有了更多的可能。有些东西会打击音乐工业的发展，但也有很多东西会变得更好。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谢安琪：我们这一代是接轨的一代，生活很丰盈，有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也有机会见识整个世界。我们比下一代更了解生活的疾苦，毕竟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父母是如何拼搏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非常快的时代，试想几年前，谁能想到拿着一只手机就能看到世界各地在发生什么呢？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谢安琪：领袖应该是有容人之心，能包容不同看法的人；他自己所做的事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他是个眼光远大的人。
香港有个很有名的运动员，叫李丽珊，是香港第一个拿到奥运金牌的运动员。她的故事是我们香港人一起见证的一个成功。香港地方很小，体育也不出名，她代表香港出赛，被人家看低。拿到金牌时，她讲了一句话，“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这句话激励了我们所有人。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谢安琪：两者都很重要。只看重责任没有自由的人，包袱一定很重，路也不好走；只看重个人自由的人，会成为其他人的麻烦。两者一定要平衡。
我自己是很平衡的。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谢安琪：大一时，学校指定我们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当时我不太明白，但现在一直反复思考书里的内容，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我唱过一首歌，叫《我歌故我在》，也是受这本书的启发。
除书本和电影外，6岁起，爸爸就带我去各种地方。刚开始去发展中国家体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活模式，读书后带我到内地，感受历史，中学后就带我去欧洲、澳洲、美国。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爸爸带我四处游览的经历。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谢安琪：幸福，每一个阶段都希望可以活在当下。最近发生了很多天灾，我去了冰岛、德国、挪威，和当地大学的科学家交流过，了解到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已经非常差，人类存亡几乎接近一个临界点。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担忧。
在喧哗浮躁的流行乐坛，她是绝对的异数：敢于结婚、生子，以妈妈身份勇夺香港歌后之位；她的歌曲绝非只针对爱情的哀婉小调，而是唱出一代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一个不攀附也不讨好的歌手，却收获了万千赞誉。
刘瑜 拒绝谄媚的人最令人欣赏
什么是最重要的？对于一个国家，是正义。对于个人，是尊严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发自北京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刘瑜：基本满意。有不够满意之处一般也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环境的问题。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
刘瑜：没觉得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始终觉得只是释放了自己所能并应该释放的能量的一小半，绝大部分能量被自己的懒散、焦虑、拖延消耗掉了，就像一个政府的财政大多被政府机构运行成本消耗掉了。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刘瑜：对包括父母在内的他人，我都尽量抱“同情性理解”的态度，虽然未必会同意他们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刘瑜：时代又不是一个人，我对它没什么可说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刘瑜：这不一定是我们这代人的问题，但我确实觉得很多同龄人对世界缺乏知识上的好奇心。他们有立场、态度，也不乏同情心甚至斗志，但较少表现出求知的乐趣，以及搁置结论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
这不仅仅是个人趣味问题，一定的政治观念是和一定的知识论相联系的。政治上的宽容以知识上的谦逊为基础。一个无知但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人，可能还不如一个无知但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因为前者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力。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刘瑜：如果“领袖气质”是指“振臂高呼，一呼百应”的气质，那我其实挺讨厌领袖气质的。我还是觉得理性、宽容、敬业、认真、拒绝任何形式谄媚的人最令人欣赏。
非要举例的话，我的同龄人里，我比较爱读郭凯、张宏杰写的东西，他们不立场先行，不杀气腾腾，愿意花很大的功夫去支持一个很小的结论。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刘瑜：每个人都尽到遵守交通规则的责任，才有每个人出行畅通的自由，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大家往往只注意到专制制度下人们缺少自由，其实专制制度的另一个坏处就是，人人都可以过不负责任的生活——因为一切都可以“怪政府”。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刘瑜：每个阶段不一样。最近我发现自己表达观点时，十分频繁地引用RonaldInglehart的《现代化，文化变化和民主》一书。电影方面，《The Road》是我一年多前看的，当时不觉得那么好，但后来始终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大约因为它提醒了我文明的脆弱性。
人物周刊：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刘瑜：对于一个国家，是正义。没有正义基础的和谐、幸福、稳定、发展都只是“统治术”而已。对于个人，是尊严，每个人都应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一头只追求吃好睡好的猪，吃鲍鱼开宝马挎LV的猪它也还是猪。
人物周刊：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刘瑜：由于缺乏沟通渠道，这个国家逐渐从价值观念上分裂为两个板块，各自极端化，最后矛盾只能以动荡、战乱的方式来解决。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0年第34期)
精神上，她也许是个贵族，但不甘做独善其身的精英。生活中，她可能是个平民，却拒绝当随波逐流的庸众。好书未必畅销，正如畅销书未必好。好学者未必出名，正如出名者未必好。恰巧，她成为了一个出名的好学者，写了本畅销的好书。这是她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