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坤：我们的时代到了
陈坤
陈坤 我们的时代到了
最大的担忧，是失去一颗感恩的心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陈坤：很满意。我得到的已超出我想要的，所以现在非常感恩。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陈坤：可能在别人看来我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认为还称不上。我想把超出想要得到的那部分回馈给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对我来说是更大的成就。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陈坤：我非常理解他们，包括他们的爱情、生活以及他们面对世界的态度。我从他们身上继承了一些优良的传统，这让我得以在这个不停变化的时代，坚守住了内心。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陈坤：很多看不惯的事情，我不会让它们来影响我。我会从其他角度看世界的美好，也希望能用我的力量将美好放大。这样不好的就会变小。我希望能看到更多正面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陈坤：我把自己定义为“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悲观是因为我设想了很多，却还没有做到。能力上的不完满，有时会带给我情绪上的起伏。总体来说，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现在，内地的电影业蓬勃发展，给我们这一代电影从业者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和机遇，就如2010年我拿到“百花奖”以后所感叹的——我们的时代到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坤：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生存，摔倒了再爬起来，他们都比较积极向上。我相信在未来的10到20年，这些人会成为支撑社会的主要力量，我对我们充满期望。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陈坤：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领袖。只要你有才华，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拥有话语权、成为领袖。要成为社会层面的领袖，除了才华，还要有回馈社会的心，也就是社会责任感。
我钦佩内心坚强、有智慧的人。比如《新周刊》的创办者孙冕，他的坚强、乐观和洒脱是我特别欣赏的。比如王石，他有很强的魅力，并有“战胜不可战胜的目标”的品质。
我特别敬佩徐克导演对热爱的事物百分之百投入的精神。还有很多具有先锋思想的年轻人，比如韩寒，以及很多上进的年轻人。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陈坤：这两者都很重要。我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更看重男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不只对家庭，也是对朋友、对社会的。个人自由，我觉得在允许范围内可以存在，也需要存在。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进步，需要凝聚更多有责任感的人，他们会对社会的进步产生更大的推动力。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陈坤：《西藏生死书》和《沉思录》对我的影响很大。影响最大的是《曾国藩家书》。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陈坤：我现在非常幸福——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感受到所有的不安、恐惧、害怕等情绪，就是最幸福的；能拥有所有普通人的情绪，并很好地面对它们，就是幸福。我庆幸自己是身体健康、情绪正常的人。最大的担忧是失去一颗感恩的心。
姜文曾评价他：喜剧感和力量感兼备，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这个实力派却不甘于只是演戏、赚钱。由他发起的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将于8月底拉开帷幕。他说：“越有成就的人，越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我愿意‘作秀’，只要能帮到别人。”
谢安琪 香港乐坛的异数
她不是玉女，不是少女，不是欲女，不是烈女，香港人叫她“平民天后”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上海
在香港乐坛，谢安琪从来都是个异数。
她不是玉女，不是少女，不是欲女，不是烈女，她和香港这座城市善于打造的或风风火火、或柔媚无骨、或跳脱随性的模子都不对板。漂亮、唱得好、亲切温柔又认真，乐迷和合作过的工作人员多半如是评价她。她和那些贵为天后的前辈又有着千丝万缕的不一样：她们是艳冠群芳的玫瑰或带刺的蔷薇，谢安琪就是株百合，她不是最好看或者唱得最好的那个，但就是让人感觉舒服，还能入药。她踏实、勤勉、认真、知足，有意无意地拒绝那些围绕小情小爱的歌曲，拒绝“为了伤悲而伤悲”，歌词里时不时甩出一两句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这样的她，竟然红了。
香港人叫她“平民天后”，好事的fans私下叫她“Kay妈”。她的英文名是Kay，她也是继王菲之后，第二个敢在刚刚大红的时间点就结婚、大着肚子在台上唱歌的女歌手。复出第二年，她拿到“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殊荣。
谢安琪2005年才出道，那年她已经29岁，刚开始想找家肯为她做发行的唱片公司都困难。“那年流行KTV音乐，唱片公司做音乐只想卖钱，流行的歌旋律都比较简单，歌词也浅，容易接受。可我想做的音乐是投射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女孩儿对社会的一些看法，唱片公司担心题材流行度不高，也担心我很难红起来。”
幸好她遇到贵人。2002年她和周博贤、夏森美相遇，他们为她创立了Ban Ban Music，一手挖掘和打造她，靠打工维持生计。周博贤做律师，夏森美做广告，而她做钢琴老师。一直坚持了3年。2005年她的首支单曲《姿色份子》派台，她还箍着牙套，公司不让她露面，单靠声音吸引别人。这首歌不讲爱情，讽刺香港惟外貌至上的现状——没想到，真的成了。她一炮而红，年中就出了第一张专辑，《KayOne》。
人们厌倦了甜得发腻或者痛得莫名其妙的情歌，谢安琪给了他们想要的。《愁人节》把眼光投射到佳节中落寞的失业者和露宿者；《开卷快乐》痛斥香港八卦传媒；《亡命之徒》反思香港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快。为她亲手打造这些歌、和她一起选定这条路的周博贤功不可没。
直到后来她签了大唱片公司，Ban Ban Music的3人还是一致决定，音乐的主导权要握在自己手里。
所以，才有了后面几年的《喜帖街》留住一条利东街的故事；有了《祝英台》高唱男女平等；有了《字里行奸》再度向无良八卦媒体开火。2006年底她宣布结婚，休息几个月，生了儿子再复出，轻松平常得不像是刚刚出道两年、事业蒸蒸日上的新人。别的女歌手闪避不及的恋爱、结婚，她却张开双臂，以自然的姿态欢迎。
她的理想人生是“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家庭、梦想、事业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她自信满满，“如果你这个心愿很强，别人也会愿意去帮你达成。”
2009年《喜帖街》红遍香江，她成了当之无愧的新一代天后。大红之后，各种杂事扑面而来。她的肺不好，港媒说她唱歌走音；她和陈奕迅是好朋友，港媒说他们婚外情；她努力参加公益活动，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却没多少人关注。谢安琪说，“我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她不愿意再回应那些无聊的传闻，经纪公司也抗拒一切无谓的炒作。她想默默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采访的两天前，她刚刚从四川探访地震灾区回来。一路上都是和NGO合作，没多少报道，更不会有出场费。
这样的谢安琪，比之前更接近她自己的理想状态。
人物周刊：你歌曲选择的题材和其他主流女歌手不太一样，有人说你是个很有“态度”的女歌手，你怎么看？
谢安琪：我很喜欢“态度”这个词。繁体字的态上面是“能”，下面是“心”。有态度的人是有能力又有心的。音乐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载体，我们这个时代大家的喜怒哀乐都会通过音乐这样的艺术方式流传下来。我的态度就是用爱，去面对社会。
人物周刊：你的歌词中有很多都在针砭香港社会时弊，为什么会选择对社会发声，唱这些带有批判意味的歌呢？
谢安琪：我不是想用音乐作为工具来挑战谁，只是想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值得重视的部分。《字里行奸》讲香港很坏的传媒风气，大家可能觉得很平常，花几块钱买本杂志，聊聊八卦，没有负担。传媒也希望读者喜欢看，所以就去捏造故事。这种行为破坏了很多社会责任。八卦杂志的人听见我的歌，想，这个谢安琪，故意来挑战我。这也没问题。我不用取悦所有人，总有些人不会接受我。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个典型的“港女”吗？
谢安琪：很多人一听见“港女”，就觉得她们很多意见，有点凶。这好像是个标签。我心目中的港女有很多元素，郑秀文很勇敢、很时尚，走在时代尖端；杨千桦比较随性、爱笑爱哭，自然地表露自己的感情；我呢，很明确自己的生活方向，很坚强，能够承担很多压力。我们3个都是“港女”，却很不同。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可贵的特质是什么？
谢安琪：包容的心。我喜欢那句话：我可以不认同你所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很多人害怕遇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我一直都觉得，每个人想法都一样，世界就不会有进步。有自由的意志和思考空间，大家才能有碰撞，只要能找到互相尊重的方式就好。
人物周刊：你很热衷参加公益活动，身为歌手，你认为自己参与这些活动的最大意义在哪里？当下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身为一个母亲，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后面对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谢安琪：在音乐里我能把美好的东西传递出去，参与公益活动也是一样，每次我都能看到，我付出一点点小小的努力就能给别人的人生带来改变。所以无论这些活动有没有赞助，有没有传媒来报道，我都会去。
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把生存看成一场竞技，考虑问题会从金钱的角度出发，对金钱非常依赖。我希望儿子长大后，这个世界的经济体系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人类的存在是为了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