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谷 把虚拟世界搬到现实中
郑国谷(邢人俨)
邹胜龙（方迎忠）
郑国谷 把虚拟世界搬到现实中
“愁眉苦脸地做还不如不做，我们要欢天喜地地做，带给人家快乐嘛，多好，而且自己又放松，艺术是让自己和别人放松的事情。你有一个真理，让别人看懂了，有光明在前面，就会很放松。本来有个灯，但是你都灭了，让大家都到黑暗里面，那怎么办呢？”
本刊记者 邢人俨 发自广东阳江
半年前，郑国谷决定戒酒。对于这位喝酒10年、每夜喝得醉醺醺的艺术家来说，坐着看别人喝，看别人醉，是多么难熬的一件事情。以前，他不停地喝酒，昼夜不分，一轮又一轮地打桩(给一桌子人敬酒)。因为醉酒，他的一瓣脚趾甲被掀掉，后脑勺还摔烂过。
在这个无酒不欢的海边小城阳江，郑国谷混迹于各色人等之间，没有人觉得他是艺术家。不喝酒的郑国谷，静静地埋着头大口吃菜。席间，突然有人问，“国谷，给我们说说你的艺术吧。”
这句话产生了奇特的效果，在洋酒和金表闪烁的酒桌上。接着又是一轮打桩。
郑国谷给众人讲了一个段子，说的是70年代，阳江有个木材厂老板，每次喝醉后总爱乱签一堆订单。最后这个老板撂下一句话：酒后签单无效。
喝得最凶的那几年，郑国谷也做过类似的事。他拿着自己画好的图纸让工人去建，建好后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喊来工人拆掉。拆完后又头痛了，哎呀，怎么拆了！工人说，明明是你让我们拆的！
更多时候，他是不需要图纸的。他手下的工人，后来都沾染了那么一点艺术习气——当他们再给别人建房子的时候，发现怎么都建不直了，因为郑国谷的东西总是歪歪斜斜的。
戒酒是为了去除杂质。站在大型作品“帝国时代的风景”现场，郑国谷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浑身荷尔蒙的追风少年了。他指着荷塘对岸、背山朝西的一座建筑得意地说，“如果这里是一个西瓜，那我已经找到了最甜的地方。”——那个位置他专门找风水师来看过。
“帝国时代”是郑国谷迄今为止耗费心力和财力最多的观念作品，他要把游戏中的虚拟世界搬到阳江来。
“我也渐渐觉得魔幻了。”他说。
他还在工作室顶楼的露台上养了一池锦鲤，有人说那些色彩斑斓的锦鲤是他“帝国”里的王妃。郑国谷一边往池里投鱼食，一边像在自言自语，“整个池塘就像个画廊，这些锦鲤就是画廊里的艺术家，总有红的和不红的，争抢鱼食也总有吃得饱的和抢不到的。”
“那你就是画廊老板了？”
“我不是画廊老板，我是旁边欣赏的人。”
2006年，郑国谷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大奖。该奖项旨在鼓励真实反映中国，记录或表现对中国真正重要的东西的艺术创作。
郑国谷至今仍扎根在阳江这个边缘小城。从他的露台放眼望去，是一整片灰蒙蒙的老式商品房，惟有他的顶楼，像一方戏台的布景，生机勃勃。
阳江青年
1980年代，从距离阳江110海里外的香港吹来的港台文化风，催生出内地最早一批时髦青年。黑胶唱片、双卡录音机、手表、子弹头皮带，“当时要是有一双‘多挪’跑鞋，都是很时髦的事情”。
在那个每家每户只有一台收音机的年代，港台流行歌曲从跑船人走私回来的录音机里飘出，“我跟着我妈妈听，一听就觉得很好听。以前都是听广播电台，突然就有了这种声音，觉得生活一下子打开了。”
因为靠近香港，总比内地走先一步，于是就有了不一样的阳江青年，模仿的都是港台录像带里的古惑仔形象，新鲜、时髦、痞气十足。“头发染成银的或者黄的，根本就不像个人。父母就很担心，‘哇，你怎么把头发搞成那个样子，怎么穿得像个飞仔一样！’”
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拉帮结派，游荡在这个受着消费文化冲击的边缘小城。体内过剩的荷尔蒙冲动转化成了街头巷尾的打打杀杀。
“看到一个美女，怎么追求，要想办法，你有很多竞争者嘛，连送花都要想好送什么花。
“怎么打架也需要创造力，要考虑是不是把刀磨钝一点，砍肿就可以了，不要伤到他。”
郑国谷旁观过太多阳江青年的生活，这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他们知道我是学美术的，每次都会叫我一起玩，打架的时候就叫我回去，说‘你不是干这行的’。里面有个叫阿忠的，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就跟我说，‘过一段日子，我想跟你学画画，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
在郑国谷2004年的个展《我家是你的博物馆》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阳江，一个海边小城，一个年轻的暴力中心，或者说，一个受暴力漩涡波及的陆地边缘，依然有恐惧和欢乐，职业和对抗，家庭的乐趣和琐碎的装修思想，那里有游戏，也有真实的微笑——年岁越长，笑得越真。”
那段充斥着物质和欲望的青春期被郑国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下来，做成了他最为人熟知的观念作品《阳江青年的越轨行为》。他用一台傻瓜相机拍下这些阳江青年的光怪陆离的生活常态。
从此，“阳江青年”成为郑国谷身上一枚撕不下的标签，仿佛他再没有从浪漫的青春期里出来。很多年后，连他自己也感叹，怎么都超越不了“阳江青年”。
“在艺术的范畴里，怎样让人记住你是很重要的。比如《我的新娘》(郑国谷与一位少女完成了一组假想的婚纱照)。那时他们说，全世界都有结婚照，就你这张被认可了。因为我这个是假设的。那时我刚好要找我的新娘，真的想结婚，前提是先假设一下，我的假设放到社会里边是怎样的，于是就有了假设的新娘和假设的行动，没有人拿婚姻当儿戏，当艺术嘛。那是1995年的作品，连理论家都说：这个是艺术吗？没有作品性啊。”
中国当代艺术大奖评审团给他的评语是：“郑国谷的意愿是将艺术的表达推到极致，他的作品表现了中国社会和传统的转变……”
“帝国时代的风景”
2000年，郑国谷在阳江郊外买下了5000平米的土地，开始制作宏大的实验作品《帝国时代的风景》，灵感源自他玩过的一款游戏——“帝国时代”。在这款游戏里，玩家通过不断建造新的建筑来强大自己的文明。
郑国谷把这个带有魔幻色彩的构想搬到了现实中。5年时间，他渐渐将土地扩大到4万平米，砌起了围墙，挖凿了荷塘，建起了几座犹如镂空花瓶的巨型高塔。
上个世纪90年代，整个阳江还在热火朝天地搞装修时，钞票都在天上飞，改行做室内设计马上就能赚钱，换来的却是甲方乙方之间的撕扯。“我们要做建筑的革命，哪里都做不了，只有这里才能做。”
在由复杂的空间形态和社会关系构成的“帝国时代里”，挖河造山、植树造房都是一种实验：从花都移植来松树，在挖出的水塘里放入锦鲤鱼苗、栽种荷叶，从工地上花1万块钱运回一方废弃的巨石。
最复杂微妙的还是土地。“一两百户人的自留地，突然有一个人，他拥有这块地方的中间位置。他来找你的目的是要涨价，他一要高价大家都要高价。”
“以前是向外扩张，越活越向内收缩。建筑有空间的尺度，这很难把握。我的建筑总搞得做力学的人很头痛。”好在郑国谷有一个学力学的朋友，既是同学也是包工头，由他来跟工人沟通那些奇形怪状的想法。“我应该是一个实验员吧，这是一个建筑的实验，艺术的实验。”
午后，“帝国时代”里安静异常。借给某社团举办仪式的室内摆满了上千盏金光闪闪的灯，晃得人睁不开眼。另一间散落着几个装置的巨型loft内，几个刚吃完午饭的工人围在一块千年水淹木旁发呆，还有一个工人顶着圆鼓鼓的肚皮直接躺在一尊雕塑上睡着了。
“我也觉得越来越魔幻了。”郑国谷轻声重复着这句话。
人物周刊：你的东西挺欢乐。
郑国谷：对啊。愁眉苦脸地做还不如不做，我们要欢天喜地地做，带给人家快乐嘛，多好，而且自己又放松，艺术是让自己和别人放松的事情。你有一个真理，让别人看懂了，有光明在前面，就会很放松。本来有个灯，但是你都灭了，让大家都到黑暗里面，那怎么办呢？
人物周刊：“帝国时代”这个作品要持续多久？
郑国谷：现在还在继续，也没有设计到什么时候完成，没有目标，只有过程，哪一天觉得没兴趣了，就结束了。如果心不在这里了，那就要投入到下一个目标里。
人物周刊：这件作品投资很大，别人怎么看你这样往艺术里面投钱？
郑国谷：当然不能接受。我爸爸说，啊呀，你干嘛乱做那种东西？我说我是做艺术的，从艺术那里得来的钱应该回到艺术里。这是个银行，我是行长，我是“帝国银行”的行长，我的钱都扔到里面去了，我拿不出来，但是长出的是房子，好在这个钱没有塞在我脑子里。我是世界上惟一这样的行长，没人存钱在这里，只能把自己的钱都存在这里，成了永远拿不出来的定期。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从青春期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郑国谷：以前很浪漫，现在怎么找不到浪漫了？是不是青春期已经过了？“新娘”啊，“阳江青年”啊，这些都很浪漫啊，很刺激。追求新娘肯定很浪漫啦，也有很多神秘性。现在我做的，跟浪漫没什么关系了。身体变化到了现在，自然已经过了浪漫期。
人物周刊：你会怀念以前的日子吗？
郑国谷：不会啊，这个是没办法保留的，这肯定是一种无常吧。浪漫也不是常态，它只是生命中的一个时刻，我很享受那个时刻，还把它做成了作品。
人物周刊：你的艺术方向很清晰吗？
郑国谷：朦朦胧胧的，想这样做，又说不清楚，每做一个事，大家都觉得很搞笑，他们笑得都捂着肚子：怎么会这么奇怪！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在正常人看来的确是很好笑的，就像看我的老师(1993年，郑国谷在阳江街头认识的一个半疯癫的流浪汉)一样，全世界的人都在笑他，但是他有我们常人没有的一面。他把整个世界都看透了，世界就不存在了。他表演给我们看，世界还有另外一种状态。
郑国谷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郑国谷：满意也不满意。走了这么多年，猛一回头，尽管步履蹒跚，但还是走过来了，我就觉得满意。不满意的是前景并不明朗，还有很多未知的结果等待着我们。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
郑国谷：得无所得。得到一个东西并没有实质意义，它只是精神享受。别人从作品里看到了意义，而不是一个东西。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郑国谷：他们的年代有一腔热情，每天都在听国家的号召，我妈妈可以每天走几十里的路去修闸陂的大堤，义务劳动，但是他们很快乐，那是比较纯洁的时代。到我们这里就完全不一样，找不到那个时代的影子了。我理解他们。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郑国谷：没有。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郑国谷：我们这一代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不上不下，刚好在中间。上一代有父母，所有的权力都在父辈那里，你只能做一些有创造力但让父母担忧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郑国谷：人人都有这种气质，只是没有发挥出来而已。想不出来。
人物周刊：责任和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郑国谷：自由。因为我有责任要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郑国谷：《金刚经》。
人物周刊：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郑国谷：重要的我还没找到。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我认为想象力很重要，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人想象出来的。没有想象，就没有社会现在的面貌。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郑国谷：我们阳江拿了幸福城市的称号。幸福是什么？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幸福是什么吗？
最大的担忧是核泄漏。
他精准捕捉到当代中国社会在消费文化背景下呈现出的时代特征及精神气质，以多媒介的艺术实践，在现实之外创造出另一个平行的现实，使艺术成为进入现实的方式。
邹胜龙：下载出的创业家
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很多机遇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深圳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邹胜龙：迅雷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下载等领域甚至可以达到世界领先的地步。但我依然觉得迅雷有能力、也有理由做得比今天更好。今天的迅雷，已不仅仅是一个下载软件或一个高清影视播放平台，我们已打造了中国最大数字内容线上发行平台。我希望未来，迅雷在技术、服务、内容方面，能够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行平台相媲美。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邹胜龙：首先，选择是舍与得的智慧，除了物质上的收获，失去的也会让人得到经验和智慧，只要你懂得反思。
其次，努力不一定都会成功，但是方向正确的努力一定会有所收获。第三，无论从事哪一行，都会遇到很多的竞争对手，做不一样的那一个才有可能成功。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邹胜龙：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父母成长的年代，给了他们那代人特有的经历和信仰。尽管在经历、看法上会有所不同，但我们依然能够互相理解。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邹胜龙：通胀太快，年轻人就业的快乐指数在降低！让社会一起来关心年轻一代的幸福和成长！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邹胜龙：我相信，数字发行领域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行业，迅雷技术、品牌、客户端等方面已经有了很深的积累。这些积累不是竞争对手短期内能够达到的，只要市场有需求，迅雷就有信心为网友提供更好的服务。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邹胜龙：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很多机遇，但是机遇让人充实，却也会让人迷茫。把握好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至关重要。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邹胜龙：勇敢、智慧、有责任心。我个人比较喜欢乔布斯。很多人，包括我和合伙人程浩、UCWEB的俞永福、多玩网络的李学凌、凤凰网的刘爽等。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邹胜龙：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军人、医生，特定场合下必须以责任为第一要务。对我个人来说，迅雷是中国的数字内容发行平台，我的责任要更重一些。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邹胜龙：《美丽心灵》，根据经济学家纳什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一个人在80岁时凭自己20岁的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需要的不仅仅是天赋，更是一种信念和勇气。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何不安？ 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邹胜龙：我算是幸运的人。如果幸福这个词更贴合安逸、健康等，我觉得离它还有些距离；如果幸福是指社会责任、事业等的自我实现，我算是幸福的。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最大的担忧是远虑不够。
(相关报道请见本刊2010年10月第38期)
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里，下载成为最普遍的应用，他的迅雷公司正是中国乃至世界下载行业的领军者。创新是互联网时代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凭借“快速推出、快速修正”的创新原则，迅雷成为中国排名前三的客户端软件，并且坐上了世界下载软件的头把交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