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小鲁
如果不展开对话和主动交流，国际和国内的社会都不会自动和谐，我们也许仅成为别人发展规划里的一个棋子，或者只是一个受动者
王小鲁我有一个河南朋友在北京打工，后来呆不下去了，就回了河南老家。“在北
京工作，身边几乎没有人肯帮我，所以干不下去了。”除了特殊的工种，许多工作是需要群体合作的，如果陷入无名的孤立和孤独，不仅肉身劳累，而且精神虚弱。这个朋友选择了离开，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变坏。在身份理论里面，“建构主义”在河南人现象上最为有用，当所有人都在说“河南人坏”并亏待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一奇特的意识形态的召唤，那么河南人真的就被塑造成了坏人。不是他们具有坏的禀赋，而是人们需要坏人，一个社会或群体如果没有坏人，那么他们也要塑造出一个来。这句话不是戏言，我们可以借助我身边的经验：不论在学校还是在一个单位，人们总会将某个人贬低，并赋予它本质主义的评价。因为人们需要人为制造自己的优越感，而且还要实现与“非坏人”的联合，在非坏人之间互相进行身份认同，这一联合更将加强其归属感，实现某种凝聚力。
这现象十分普遍，乃至国际化。“9·11”后，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著书证明“美国需要敌人”正是如此。他在《我们是谁》（《whoarewe》）这本书里强调要加强美国的国家特性，反对解构美国特性的行为。“这场解构美国与反解构之战的成果如何，将直接取决于美国本土是否反复遭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以及美国是否在海外继续与敌人斗争。”如果没有对外斗争，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分裂，无法强调其美国信念、英语及其核心文化。加强白人核心文化，不仅靠对外作战，还可以强调内部的战争，那就是加强对于移民的文化控制，反对文化多元，否定移民携带来的文化价值，这可不是仅仅在民间/舆论上否定，而是已经进入美国的政治、公共生活，如今新教信仰日益引入国家行为之中。
这其实违背了一个重要原则，这曾是英美与欧陆政治哲学的重要分别：政治不可涉及人的信仰和文化。密尔反对教育中对信仰的干预，而认为信仰只可停留在私人领域。更遑论进行政治干预？亨廷顿的极端做法也许可以看做是一种计策，那就是在不顾一切地挑起排外情绪，以磨砺美国的自性，强化民族一体感。“9·11”可能会让亨廷顿之流感到兴奋，因为他发现了促进社会团结的有效途径。
亨廷顿的恐惧其来有自：大量移民进入美国后，带来美国的身份危机。尤其是墨西哥移民势力越来越大，双语化的呼声逐渐浩大，这将使美国有拉丁化的危险。他特别以洛杉矶为例，这里拉美裔人的比例远远大于非拉美裔的白人，而且这里移民居住集中，有韩国村镇，有越南移民集聚区，而移民的聚居曾被认为是一大忌讳，因为这不利于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同化。今年获奥斯卡最佳电影的《撞车》（《Crash》的背景就设置在洛杉矶。我们在此可以看到美国人面对移民的文化心态。
亨廷顿的说法冷酷，很少有道德色彩，是政客的思维。《撞车》是电影，所以有人性化的感性评价，而且美国电影里的商业计算，使他们在电影中对于移民的态度变化巨大。虽然片子里还是有一些对于移民尤其是对于亚裔移民的“阴损”，但还是因为电影有积极的对话企图，所以可对此置以幽默的一笑。《撞车》在去年放映时，被媒体报道为是一部sleeper（冷门片）。看表面意思，sleeper有使人睡觉的含义，联想到美国影院里的青少年观众及与以前的好莱坞大制作的比较，这个电影的确是够冷门的。所以报纸分析，使本片获奖的大部分选票来自于洛杉矶人们，他们尤其认同片中对于各种肤色的人互相发泄怨恨的描写。但这个片子技术处理本身十分圆润光滑，符合奥斯卡的技术标准。比如剪辑，很多镜头间是以门为剪辑点，开始显得凌乱的故事以此统一，于是具有强烈的观点性，因为门有交流和隔绝的意味。而剧本编排上，散点、多线条叙事在最后都得到了圆满交代而无生硬感，因为这种结构本身就表达一种让人点头称是的观念：每个伤害都是一股作用力，它在大街上寻找对象，它在一个人身上逗留，并再次被这个受害者发射出去。这种设计加强了个人的自省和人类一体同在感。这使我想起寒烟的一句诗：“受雇于记忆的严厉：血的精确性/一只带着箭镞逃离的猎物/会回来，把箭镞还给猎人。”
《撞车》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洛杉矶没有人会碰到你的身体……我们太怀念那种触感，以致需要通过剧烈碰撞才能体会那种感觉。”这其实是导演的意图。电影中所有的负面碰撞，有的走向更大的失败，但大部分都实现了正面的价值，因为当他们走进对方仔细看时，才发现对方是一个有情感的人，而非想象中冰冷怪物。阿伦特说“孤独是极权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封闭起来，将失去判断能力，并陷入一种被别人攻击的幻觉。这容易使自己受伤，也容易伤害别人，这正是《撞车》里人物的特点。
现在哈贝马斯的行为交往理论在中国得到重视，其实他的“主体间性”是阿伦特早已探讨过。交往理性要求以语言为中介，进入主体间的互动状态。可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话的重要，去年年底华裔学者杜维明来北师大做“文明对话”的主题演讲，很多人觉得乏味和平淡，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撞车》这种语境。如果不展开对话和主动交流，国际和国内的社会都不会自动和谐，我们也许仅成为别人发展规划里的一个棋子，或者只是一个被动者———在物质上受损失，在文化上又被视做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