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升：“广东文化”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毛升

　　编者按：“地域文化”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它与国家文化又是何种关系？史学界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程美宝教授在她这本考查“广东文化”形成历史的牛津博士论文中，勾勒出了这样一段历史：近代“地域文化”话语的建立，也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从“天下”转移到“国家”的过程，读书人在国家意识和地方关怀的二重奏中，不断加入自己的声音，在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建立起复杂的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无论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问题，国人都试图在文化上找原因。文化决定论者断言，不改造文化，中国没有出路；而制度决定论者则认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关键在于制度。但无论观点如何交锋，他们眼中的中国文化大体是固定的、实在的事物。但真的存在一个有固定内涵与边界的“中国文化”吗？人们所谓的“中国文化”是否只是一套叙述呢？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一书试图挑战我们对于“文化”的刻板印象，作者程美宝在该书中以“广东文化”为例，把晚清以来中国的“地方文化”看做一个命题、一种叙述，探讨在不同的时代，在怎样的权力互动下，不同的内容如何被选取填进某个“地方文化”的框框。

　　本书是作者根据其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写成的。按照学界的惯例，博士论文应该“小题大做”，本书选择的研究题目不能算“小”，但做得不可谓不“大”，其处理的主题包括了地域、文化、知识分子，以及民族主义思潮，足见作者视野之宽，而本书也基本代表了国内青年历史学者的最高水准。

　　定义“文化”

　　如今我们张口就来的“文化”一词，只是到了19世纪末以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理解的涵义。之前虽然古籍里已经出现了“文化”的说法，但意思与今殊为不同。

　　但“文化”的概念始终充满歧义。很多学者都试图去定义它，但他们的努力只是增加了它的含混性。后来学者简又文开始用空间的界限去限定文化，提出“一地域有一地域的文化”，认为中国存在着各种以地域为区分的文化体系，于是 “广东文化”的概念开始浮出水面。但“广东文化”究竟是什么，却经常变化，很大程度上在于粤地士人们的选择。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追寻这样一种文化观念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展现，是很有价值的课题。

　　解构“地域文化”

　　无论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如何聚讼纷纭，如今西方史学的前沿是后现代主义，它也确实为我们开启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后现代主义认为很多事物并不是存在而被发现的，而是被后人发明的，只是一套“话语”，是各种权力关系的表征。这就从“本质论”转向了“建构论”，具体到地域文化，即认为某种“文化”被定义与宣示，实际上经过了一个建构的过程，是统治者、被统治者、中央势力、地方势力、文化人、研究者等各种力量之间的讨价还价。这个定义与再定义的过程是没有休止的对话，深刻地受到了不同时代的知识结构、权力和政治的变动所规范。

　　晚清以来，广东的士人在定位国家与地方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一方面，士人要论证广东虽然地处边缘，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才符合“大一统”的意识，同时证明广东并非蛮荒不文之地，而是接受了国家文化的教化；另一方面，广东之所以是广东，又得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文化。因此，在定义“广东文化”时对分寸的拿捏，让士人们颇费思量。有意思的是，作者发现，广东与中央关系越是疏离，士人就越是积极强调两者的同根同源，这个悖论长期贯穿了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书的研究也让我们看到，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张力，具体而微地体现了清末民初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国家”的文化

　　晚清以来，中国读书人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传统的天下观念开始演化为现代的国家观念，民族主义开始勃兴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士人们自觉地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如何改造文化，以充实现代“国家”的观念，成为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关怀。“国家”这个概念虽然外来，但之所以是“中”国，则必须是独特的，本土的。在当时的士人们看来，中国上层文化已经朽腐，可西洋文化毕竟姓“西”，于是提倡走到群众中去，吸收新鲜的养分，以改造中国文化。因此，在中国士人们重新定义中国文化时，地方文化的定义与改造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国家观念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受建构论的影响，学者们认为“国家”这个概念不是本来就有，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只是通过仪式、教育、历史的写作的各种机制，才逐渐渗透进国民的意识，影响了他们的信念和行为。在本书中，作者也细致地勾勒出了地域文化与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呼应，粤地士人如何通过对“广东文化”的定义与再定义，为民族国家这个理念服务，为民众对于“国家”的想象提供一套似乎合理的解释。

　　史家严耕望尝言治史应“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程著以“建构论”来看地域文化，挑战了既往的旧观点，颇说了一些他人未说过的话，也给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研究框架。但“建构论”的局限在于否定事实过多，容易走向虚无。试想，如果没有那些客观存在的器物与文字，虚构的地方文化，如何能为他人所接受？毕竟文化还是不能无中生有。而程美宝对华人历史学者关于民族主义的学术成果也缺少应有的关注，如孙隆基关于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