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西南交大从唐山经湘潭、杨家滩迁到平越

  　现在回想起1937年从唐山到平越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都是流亡学生，依靠不到父母，只能依靠学校，很年轻，十八九岁，也很幼稚，但是抗日的热情很高。

　　七·七事变之前，唐院院长是孙鸿哲，当时唐山属于伪华北自治政府统治下，汉奸殷汝耕不许挂国旗，唯独唐院挂着，听说殷亲临之后才被迫取下的。

　　七·七事变后，孙院长病逝，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在几位年轻的老师的带领下迁到上海，又依靠校友到了南昌。经校友们推荐，请茅以升博士担任民院院长。

　　当时许多大学都要迁校，政府自顾不暇，事没人管，因此茅老答应主持校政，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茅老任校长后，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在武汉、长沙招生，从一年级下学期到各年级的插班生都招，当时正修湘黔铁路及湘江大桥，在湖南聚集了不少有名的工程师如庆承道等，在唐院老教授未来到之前，可以请他们当教授，所以校址暂时选在湘潭钱家巷基督教堂。

　　当时在校学生中有钱东生、郭可詹教授。登报招生后，原唐山的学生纷纷从各地向这里集中，老师们也从香港等地转来，人数逐渐增到一二百人，校舍不够又转移到湘乡的杨家滩，占用了前清云贵总督刘荣的住宅，房子很大，三个大院，每院几百间。一个大院学习，一个学生宿舍，一个办公。大约在这里住了八、九个月。

　　后为武汉沦陷，湘北吃紧，长沙动荡，1938年11月12日火烧长沙，实行焦土抗战，与杨家滩相距只有一百多公里、学校决定紧急后撤，学生以班为单位，分作五个大队，穿草鞋，走小路由杨家滩出发，绕过衡阳，因为那里伤兵太多，常恣肆，而到了洪桥，那是湘桂路上的一个小站，依靠校友帮忙，拨了一辆行李车和一辆客车，走了三天三夜才到桂林，学生相当疲劳。

　　到了桂林，久仰山水甲天下，大家把行李往车站一放都玩去了。想不到碰上日本飞机大轰炸，炸得桂林遍地硝烟，死了不少人，我们一个老师的儿子也被炸身亡。同学们的行李，学校的图书仪器都一扫而光。当时茅院长没有跟我们一起走，教授们也都另外转移了。我们学生组织得很好，非常自觉。八个人一班，五个大队，总领队是1939届学生戴根发，他很有权威，我们都称他为戴小院长，学校的一切人，包括校工等都听他的指挥(戴校友原在隧道局工作，去世不久)。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只好每人发两套军服，40多块钱，再往前走。我们这些流亡学生，不是低着头走路，我们组成了歌咏队、演出队，一路歌声不断，一边走，一边宣传，热热闹闹地迁移。大约走了一天半时间到了广西两江，就是李宗仁的家乡，住了三天，茅院长来了。当日离开杨家滩时，讨论了两个迁移方案，一个是迁至湘西两河口，在溆浦附近，由于靠前线太近，大家不赞成。另一个是云南，云南何处？茅院长也不知道，他必须到处联系，做上层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才走桂林这条路。茅院长鼓励大家要有信心，要团结在一起，并且说“中国不会亡！唐山不会亡！我们要找个地方读书”叫大家继续走下去，走到柳州。这一段都是小路，两边都是很深的茅草，很不好走。可是当时广西地方治安很好，民风淳朴，挑夫都是女将，只要给了钱，她会挑到指定地点等你，这种情况，现在都不会有。

　　我们听了茅院长的讲话后，心情都开朗起来，年青人在一起有好吃的小吃都尽量吃，一路上物价越走越低，最后到达柳州。当时

　　柳州比桂林小，很安静，市区在柳江两岸，有一座浮桥相通，我们住在龙城中学约一个月。这时茅院长已经决定迁校到贵州平越，大家都很兴奋，又继续向西走了一个多月，走到广西和贵州交界处的六寨，正好西南公路局从国外进口了几辆大客车，经茅院长联系把我们运到贵州平越，看到了满街欢迎的标语，于是开始了在这个美丽的小山城中的一段学习过程。

　　通过这一段迁校经历，我个人体会到当时的中国是大难临头，我们的学校是风雨飘摇，幸有茅院长这个中流砥柱，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渡过了难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母校对师长如此爱戴；为什么同学之间有如此情同手足的感情。当时真是困难，同学们嗷嗷待哺，学校一点钱都没有，只有向路局借，靠校友们每人捐出半个月薪水来维持，这都是我们值得纪念的事情。

　　选自唐山交大土木系一九四四级《级有通讯》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