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移植器官资源奇缺却被滥用

　　器官资源奇缺却被滥用 医院资质不够盲目操作

　　特邀专家

　　陈忠华：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执行主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石炳毅：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

　　管德林：著名肾移植专家、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中心主任

　　今年7月1日起，我国首部对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准入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文件《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实施。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必须经过审核批准。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业务的医院，原则上应为三级甲等医院。从9月30日以后，医疗机构未经批准和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一律不得开展人体器官移植。

　　随着《规定》的颁布，全国上下开始对器官移植“收网”，各项管理措施不断出台。上海于上月出台规定，将器官移植、血液透析、医用高压氧等10项医疗技术纳入专项技术准入管理。河南省专门成立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委员会，负责评估医疗机构申请的器官移植诊疗科目。

　　无疑，我国的器官移植管理更严格了，正向着一个良好的方向发展。然而这种种措施究竟为何要出台？对我国的器官移植来说，最终必须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就此，《生命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执行主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石炳毅教授，以及著名肾移植专家、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中心主任管德林教授。

　　中国是器官移植第二大国

　　记者了解到，本次《规定》主要解决了几个问题：明确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实行准入制度，想开展移植的医疗机构必须通过申报获得资格，原则上为三甲医院，存活率不高的要被淘汰；对实行移植手术的医生进行资格审核；医院必须设立移植伦理委员会，论证其可行性；移植前须有捐赠者书面同意等。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规定？陈忠华教授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因为 目前中国是器官移植第二大国。美国每年要做2万例左右的移植手术，我国也近万例，其中开展最早、数量最多的是肾移植，大约为每年5000例。他指出，我国的移植水平，从近期存活率来看可谓不错，但远期存活率相对要差些。

　　显然，像我们这样一个移植大国，直到今年7月1日才实行一个暂行的《规定》，不能不说有点晚。

　　“《规定》的实行，是给了全国医疗机构一个公平竞争机会，建立了自然淘汰机制。”陈教授告诉记者，我国移植手术量的合理范围是5000—1万例，8000例左右比较准确。

　　器官移植何以受“青睐”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对媒体指出，实行准入制度，主要针对的就是“目前器官移植的无序竞争状态”，以适应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从三位专家那里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的“乱象”，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顾实际纷纷上马，“遍地开花”。

　　黄洁夫曾指出，目前我国有500多家医疗机构在开展移植手术，而在美国，能做肾移植的总共就200家，肝移植不过100家。

　　陈忠华教授认为，就他了解，真正有规模的只有100—150家，很多医院仅仅属于“做过”手术，并不能说明它们真的拥有这个实力，不少甚至在虚报、重复上报移植案例。具体过程可能是这样的：没有开展移植手术实力的医院，请其他医院有手术资格的医生到自己这里来做。完成后，将其作为自身“成绩”上报，而操刀医生所属的医院也理所当然地把手术算到自己头上。这样一来，一个手术就成了两个，小医院的身价也由此哄抬起来。

　　这样热衷器官移植有何好处？主要还是“形象”和评级考虑。石炳毅教授指出，以前我国曾规定，医院想评上三级甲等，必须开展移植手术，所以他们“拼命”上马移植手术。

　　另外，医疗领域注重“高技术含量”，这也推动一些小医院为了提升知名度和经济效益，纷纷请专家来自己医院做移植。管德林教授指出，目前光北京就有39家医疗机构开展器官移植，“但真正够水平的就五六家，70%都不过关”。

　　不顾实力纷纷开展移植手术，首先造成的隐患就是存活率不高。陈教授告诉记者，有些医院虚夸存活率高达95%，“其实，85%都已经是极其高的数字了”。移植不是把器官接好就完了，更重要的还有后期用药、观察，看是否有排异反应。

　　其次，器官移植在各医院间的恶性竞争，还会造成本来就异常珍贵的器官资源被极大浪费。

　　器官缺口高达50万

　　每年我国的器官缺口达50万，很多患者等不到移植就过世了，如此珍贵的资源，自然得用到“刀刃”上。然而有些医院却应患者家属要求，为一些晚期癌症患者做移植手术，最终仍未挽留其生命。管教授告诉记者，逝者固然可惜，但作为一名晚期癌症患者，“做移植已经没有意义”。在美国，这样的手术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

　　石教授指出，美国有专门的器官移植管理机构“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负责调配器官资源。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年龄、对社会可能的贡献价值来给全国的病人排队，最需要的先接受移植，以保证每一个器官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但在我国，器官移植完全是医院自行其是，只要和当事人商量好，有资源就可以上。石教授认为，这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手术“硬做”、暗箱操作等问题，使得不少器官被“浪费”，而患者家庭付出大量金钱代价，也换不回亲人的健康。

　　陈忠华教授表示，在很多人看来，器官移植可以解决最终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正确的”，但是，当病人患有恶性肿瘤、肿瘤转移、有严重传染病时，就最好不要选择移植，患有严重心血管疾病、无法承受手术影响的年纪较大的患者，也尽量不要选择器官移植。“器官移植是有限资源面对无限需求的问题。”陈教授说，因此，必须建立保证器官资源合理分配的有效机制。

　　如何解决器官资源短缺

　　器官资源不足是全球性问题。作为国内著名的移植专家，陈忠华教授多年来一直在为器官资源想办法。他向记者表示，目前他们正从几方面想办法：一、家庭自救。在陈教授所在的同济医院，亲属捐肾率已从1%增加到目前的33%，而全国不过2.5%；二、无心跳尸体器官捐献。这也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三、脑死亡患者的无偿器官捐献。

　　在这几种办法里，脑死亡无偿捐献无疑是受到最多关注的，陈教授和石教授为此奔走多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石教授还两次提出为脑死亡立法。陈教授说，美国1980年就承认“包括脑干功能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和永久性丧失”属于脑死亡。最近5年的研究表明，智能化呼吸机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时，就是国家对脑死亡进行规范的时候。他做了120多例死亡的研究，发现有80%的人在还可以抢救时就被放弃了，还有20%是脑死亡后，该停的没有停，继续进行无意义的抢救。

　　石教授指出，临床上很多花在脑死亡病人身上的钱，比他们脑死亡前还多，“重症监护室一天就要上万”，但最后却肯定救不过来，造成了家庭财富和医疗资源的双重浪费。

　　为脑死亡立法不仅能解决器官的缺口，是现代急救医学和医疗模式改变的需要，也是人类对死亡认识的一大进步——在三位专家看来，脑死亡立法的意义非常重大。陈忠华教授做了23位脑死亡器官无偿捐赠，成功捐出了100多个器官，共救治了92位病人，其意义不言而喻。

　　器官移植需要立法

　　“最终我们要有一部专门的器官移植法，对这一领域进行管理。”面对器官移植规范化问题，三位教授都这样说。

　　陈教授希望，以后50%—70%的器官捐赠能来自脑死亡，30%—35%来自亲属捐赠，其余来自其他途径。“没有对脑死亡进行任何表述的器官移植规定是不完善的”，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器官移植法规中，对这一块都有详细规定。

　　对于合格医院的硬件要求和手术量要求，陈教授认为目前《规定》中的描述不够明确，只要有资金就可以办到。“一个很好的主任，每年做几个可能效果都很好；如果非要做够上百个，死亡率自然会上去”。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术后护理的保障能力。

　　今年6月份，陈教授参与主办了一场移植受者运动会。来自大陆、港台和德、英等地区和国家的移植受者进行了跑步、跳高等比赛。一位一年前做过心脏移植的14岁小姑娘以1分46秒的成绩获得了400米冠军。“可见，器官移植做好了，可以让患者健康生活下去。”▲

　　本报记者 吴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