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主要编纂者朱成山访谈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日韩三国版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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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索引

　　历经3年，11次会议，6遍初稿，3国文字，《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在中、日、韩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于2005年6月9日终于在中国亮相了。读本甫一上市就在三国掀起了抢购热潮，在我国市场上，这本权威读本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上周五，此书的中方主要编纂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朱成山研究员(主要负责第三章

，有关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南师附中举行了该历史读本的报告会，主题是“让历史告诉现在和未来。”会后，他接受了快报记者的专访，就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作了详细的解答。

　　回击日本右翼势力

　　“当初，三国学者决定编写这本书，是针对日本右翼出版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为正确认知东亚历史而作！”朱成山说。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了由日本右翼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引起了中国、韩国和日本爱好和平、正义人士的强烈抗议。“尽管这本教科书作为日本中学校教材的入选率，并没有达到右翼编写者预期的15%的比例，而只占有0.28%，因为在日本，什么书作为教材并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校方自己选择。但这一事件还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在教科书问题上应当如何应对。”

　　2001年12月，朱成山与中国抗日战争杂志社副主编荣维木应韩国邀请，在汉城大学与日本、韩国几位学者一起讨论该问题。“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共同结论：统一历史问题的认知非常重要，因此决定举办一个‘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问题论坛，地点选在南京。”据朱成山介绍，2002年3月，第一届论坛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三国共有148位学者参加，韩国、日本各来了40多位学者。会议期间，日本学者提出，光是坐而论道还不够，应当编写一本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历史读本。后来，三国分别组织了历史读本的编写委员会，2002年8月，在韩国的汉城召开了第一次关于编写工作的国际会议，编写工作由此启动。

　　三国学者自掏腰包

　　历经三年，《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才最终得以出版。谈及其中的不易，朱成山感慨不已。据了解，此次编辑这本教科书完全是一种民间行为，这也意味着所有的经费都得与会者自理。“大家每一次国内外开会的路费、食宿费都是自己掏腰包，基本上是三国学者轮流坐庄。但每次开会讨论时大家总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时候在来回机场的路上，还在讨论修改书稿的问题……”朱成山还告诉记者，在这三年中，他们先后在东京、汉城、北京等地共开了11次会议。

　　编书期间争议不断

　　既然要共同编一本书，肯定会碰到很难回避的敏感问题。据了解，三国学者在编写此书时曾有过很多争议，昨天，朱成山在谈到这一话题时也很坦然：“有争论、争议其实是很正常的，争议过程实际上是三国学者的民族感和历史观冲撞的过程。每个学者最初都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我是中国人，我当然要维护我们的史观，日本人、韩国人都是这样的。不过大家的基本史观是一致的，对一些实质性问题的定性上给予了清晰的解答：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朱成山还告诉记者，三方在毒气弹、性暴力、屠杀数字等方面的争论是最多的。

　　“比如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到底有多少，被强奸妇女的人数是多少，这些敏感的数字有的学者提出用东京法庭审判的数字，有人则提出要用南京法庭审判的数字，再有就是用中国人知晓的30万这个数字。一开始中方比较坚持30万这个数字，因为30万这个数字，在中国来讲，它不仅是一个刻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的，而且是一个符号，就表明日本在侵略战争期间，非常典型的一种暴行，在史书记载上就是要用30万这个数字。但日本学者不同意，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这个问题在日本是非常敏感的。在日本基本可以分成三种观点，一个就是被称作大屠杀派，就是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遇难的中国人非常多，在日本一般最高的数字是20万以上。这个数字来源是东京审判，但引用的不全面。东京法庭的判决书在认定“20万”数字后还有一句话，“这个数字(指20万)不包括抛尸长江，挖坑掩埋和以其它方式处理的尸体在内(约15万)。还有少数派，就是说有屠杀事件，但是人数没有这么多，仅几万人、几千人；还有就是像右翼教科书里描述的虚构派，即认为根本就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

　　“经过讨论，我们尊重了日方学者的意见，在书中没有直接写出30万这个数字，而是采用了南京审判的两组数字，一个是集体屠杀19万，另一个是零散屠杀15万，加起来还是有30多万。”朱成山说，书中也写出了东京审判判决书的内容，让三个国家的读者可以看到历史全貌。“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两个法庭的判决并不矛盾，只是直接和间接地说了30多万人的数字”。

　　将有利于东亚和平

　　目前，这本书在三国都很畅销。日文版从6月份开始发行，首发20000册，现在又开始加印15000册。韩文版首发20000册日前全部售完，本月将再版20000册。据悉，这在韩国历史书籍出版中是相当可观的。而中文版售出的最多，达11万册，现在还在加印。

　　朱成山说，该书的出版是中日韩三国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上零的突破，在某种意义上使三国对历史方面的看法初步得到统一，该书出版的意义远大于书本身，它代表了未来东亚地区合作交流的姿态，树立了解决国家间历史分歧的一个范例，即通过讨论的方式求得共同认识。另外，他觉得此书的出版有力地打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的嚣张气焰，更为关键的是它为三国青少年以及东亚人民认知东亚近代以来的历史，提供了权威读本。这对实现东亚和平乃至世界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在尝试进入学校

　　“虽然这本书不是教科书，但无论是内容质量，还是体现的以史为鉴、面向东亚三国未来的思想，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广大青少年甚至所有中国人的”，朱成山认为此书很适合走进学校。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省市的学校，包括教育主管部门表示过希望可以将这本书当作教辅书籍。那南京众校会不会率先引进此书呢？朱成山表示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他透露，已有学校与他进行联系。而他此次百忙之中现身南师附中为学生演讲也必然加快了此书进军南京学校的步伐。“目前虽然还没有与江苏省教委联系，但这本书出来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学校的历史老师，现在南师附中历史教研组已对此书进行了专题研究。有望把此书当作一种自学的教材，也就是当作教辅书，培养学生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开拓学生的视野”。

　　三国版本基本一样

　　一本书，同时在三国面世。其中内容是否完全一样呢？就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朱成山作了解答：基本一样，小有区别。“这三种版本的书稍微有一些区别，但主要是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问题。就开本来说，韩文版最大，是16开的，中文版居中，日文版比较小；就价格来说，日文版最贵，中文版最便宜；在内容方面，日文版多了一个历史年表，另外有几张图片没有收入，这是因为日文字数多、版面排不下做的技术处理，韩文版和中文版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读本可读性比较强

　　谈及这本书与国内目前的历史读本有何不同时，朱成山笑了：“在编排上，注意把握阅读节奏，将略显沉闷的主题化解为数个篇幅有限、角度不同的话题；利用亲历者的回忆、相关文献，形式丰富、内容生动的历史图片和直观的图表给读者感性认识；严格控制篇章长度，一点都不显得干巴，可读性较强”。

　　据了解，书中一些中国图片是中韩学者珍藏的，国内还是第一次有机会看到。

　　接着，朱成山向记者谈起了此书与其他历史读本最大的不同：以前国内的历史读本都是从中国一国的角度出发的，而此书着重的则是三国的互动，借助彼此之间的关系来考察这段历史。国内过去对日本和韩国的历史关注还不是很多，比如在中国编写的世界史中，关于朝鲜半岛历史的部分非常少，甚至连编写历史的人都不够熟悉，而这本书则给读者提供了有关日本、朝鲜半岛历史的内容，这将大大开阔中国读者的视野和知识面。(快报记者毛丽萍)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即将出版

　　快报讯 (记者赵守成) 江苏人民出版社目前正加紧印刷出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全书共30册，其中前8册将赶在8月份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出版发行。

　　据参加此书编纂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介绍，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大多散见于各档案馆、资料馆的报刊杂志，使用查找不太方便，有的还不太准确。此次编辑出版的资料集历时近5年，首次全面、系统而又准确地对散落的资料进行整理、校勘，结集出版。课题组还派人赴日、英、德、美等国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搜集第一手资料。书中收入了大量照片、日记、回忆录、原始档案等，不少是首次公开披露。

　　历史读本出版过程

　　2001年，日本扶桑社出版了右翼教科书，遭到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

　　2002年3月，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在南京举行亚太和平论坛，日本学者提出了三国共同编写历史书的建议，得到响应。

　　2002年3月，三方开始编纂工作。

　　2005年5月26日，合编历史书在韩国正式出版。

　　2005年5月27日，合编历史书在日本正式出版。

　　2005年6月9日，合编历史书在中国举行首发式。

　　内容摘要

　　南京大屠杀问题南京大屠杀是1937年12月日本军在占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后，对中国军人、平民进行杀害、放火、强奸和掠夺等暴力行为的总称。

　　“慰安妇”问题名义上，“慰安妇”制度是为防止日军大肆强暴妇女引起性病的泛滥，是统治层期望让军人们在“合法”、卫生的条件下，安全进出军队控制下的强奸中心——慰安所，但实际上由于日军军纪松懈，尽管设立了“慰安所”，日军强暴妇女事件的数量并没有减少。“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政府与军队的集体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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