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文古玺急待鉴定续：“肖形玺”是元押

这是武川县赵学文提供的八思巴文“肖形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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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先生提供的元押图样

　　内蒙古晨报报道(记者 武峰) 本报7月20日刊发了武川县赵学文收藏八思巴文“肖形玺”(左上图)期待行内人士“揭秘”的文章后，社会各界学者、专家、收藏界名人及爱好者纷纷来信来电，各抒己见欲揭开这枚小小印章的面纱。一位在呼市收藏界非常有名的李先生致信本报谈了自己的看法：

　　近日，友人推荐《内蒙古晨报》关于武川县赵学文先生收藏八思巴文“肖形玺”的报

道。仔细拜读，稍有心得。笔者作为古印玺收藏爱好者，愿将一知半解交流与赵学文先生，并求教于方家。

　　判别一方印章的历史及其价值，至少应掌握四个要素。(一)质地：金、银、铜、铁、玉、松石……；(二)纽制：人物纽、动物纽、瓦纽、鼻纽、坛纽……；(三)印面内容：官印、私印、肖形印(字体：大篆、小篆、隶书……文字：汉字、契丹字、西夏字、八思巴文……)(四)印面的规格：尺寸大小。

　　赵先生收藏的这方印章从照片上看，质地为青铜，纽制为鼻纽，印面为八思巴文，是铸印而非凿印。初步辨识上面一行是印文，左边一字是八思巴文常见的“记”字；左边一字依稀看出像是“张”字。下面一行亦是元押中常见的几何图案，与印文无实际关联。印面的规格为1×３厘米，从印面整体看，印的左边上下读作“张记”，其余部分皆为装饰，装饰的目的大概是印章的主人为了区别此“张记”而非彼“张记”吧……

　　一般说来，元代的印章可分为三类，即官印、私印和花押，收藏界、学术界往往把私印和花押统称为元押。赵先生收藏的这方印章是元代八思巴文“张记”私印，准确地讲“她”就是一方元押，因为“她”具备了普通元押的一切特征，右上图的三例拓片足以佐证。

　　元代是一个非常盛行使用印押的朝代，而八思巴文作为当时的官方文字广泛被运用，八思巴印押便成为当时使用最持久，数量、内容更丰富的印押。因而目前存世量也极多，自治区境内的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及呼和浩特市多有出土。如果把呼和浩特市及鄂尔多斯市收藏家手中的元押集中起来，恐怕有数千之巨，其中，印面为“×记”的元押所占比例应在60%以上。

　　另，赵先生推测这方印章极有可能是迄今国内首次发现的人物肖形玺。可以肯定地说，此推测是错误的，早在战国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创制了肖形印，当然包括人物，实物例证比比皆是，至于肖形玺这个概念更是错上加错，战国、汉唐时期的肖形印章一般称为肖形印，宋元的肖形印则称为花押。战国时皇帝、皇后及达到一定官位的人所用的印章才能称作玺，以后专指皇帝所用之印。而赵先生收藏这方元押与玺无关。

　　★多方佐证“肖形玺”为元押

　　记者采访李先生时，又有了一个意外发现，他给记者拿出一枚刚刚收藏到的元押，这是一枚铜质、鼻纽、长2.5厘米宽1厘米的元押。印面内容为“孔子”二字，“生于战国时孔子距离元代有千年历史，而在元代竟然出现孔子的印，这只能说明元代也崇拜孔子。或者是某个人恰巧叫作孔子故而刻此章。反佐赵先生那枚图章虽从拓片上可以看出是人物背影肖像，头戴官帽，身穿官服……但印面内容是‘张记’，人物肖像只能说明该章主人制作时用心独到，装修华丽而已，任何主观臆想，自我陶醉都是违背科学的。”李先生同时告诉记者，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如《常熟博物馆印集》、《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别》等，从中寻找答案，发现同样的“张记”有不同的印面表现。在得出赵先生这枚图章为元押的结论后又在业内广泛征询，得到认同，并求教于自治区大收藏家杨鲁安先生，杨先生也赞同这种鉴定。

　　★八思巴文权威对印章的看法

　　记者在文章刊发后采访了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专门研究蒙古文古文字的专家包祥教授。他告诉记者：“八思巴文是元朝皇帝忽必烈的老师八思巴于1269年创造的。忽必烈认为统一后的元朝各种文字并存，非常繁琐，让其老师八思巴创造统一文字。八思巴用了9年时间以藏文为基础，结合汉、蒙文用41个字母组成，把蒙文的音节分开形成了八思巴文，并强行形成了官方文字，广泛运用在印章、行政文书、碑文上。

　　包教授肯定了赵先生印章上的字为八思文的两个音节，第二个音节肯定地说是“记”，而第一个音节在元代的《蒙文音韵》一书中相应的汉字挺多，大致同“盏”或“詹”。如同“盏”，可解释为此章的用途也许是盖在酒会请柬上的一种以示郑重的印记，如同“詹”，因为八思巴字《百家姓》没有“zhan”发音的姓氏，只能同“张记”了。包教授说，此物是个稀罕物，但不一定如赵先生所说的那么神秘、重要。

　　记者多方查证，找到了一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照那斯图教授致赵学文老师的信，信中说：“小印的两个八思巴字中，第二个是“记”没问题，而第一个字我认为是“张”或“章”，从八思巴文译过来汉字应是“张(章)记”，这两个汉字姓氏在八思巴字译音里是同音字，因为无可靠文献记载，无从继续考证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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