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和平是对战争最完美的终结(组图)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伪满统治期间的齐齐哈尔，日军政治犯监狱发生１５０个中国人越狱事件，日军进行血腥镇压，当场射杀了２０人，后又逮捕９０人，于次年１月４日在北大营草原全部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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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９４０年，日俘“仁爱村”运动大会中优胜的一组接受奖旗和奖品。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俘虽然不一定在短时间内改变对侵华战争的认识，但至少感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的温暖，并获得认真思考的心灵空间。

　　在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不幸正遭遇中日政治关系的寒潮，为此我们很想知道，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有多大的影响力？右翼思潮形成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又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在两国知识阶层及至更广泛的层面上构建起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就很难让更多的日本国民了解六十年前那场侵华战争的真相及对中国人民的严重伤害。

　　这个炎热的夏天，因为对六十年前这段悲愤而壮阔历史的频频回顾，使每个人感到了

特别的清凉和警醒。如今，九州方圆，硝烟散尽，屠刀锈蚀为腐土，尸骨滋养着稻花，民族的危亡似乎不再成为问题，但我们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是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地球某个角落对侵略战争的粉饰美化又使和平发展的道路蒙上一层阴影，特别是日本极右翼势力分子屡屡向中国人民亮出螳螂拳的招式，进行鲜廉寡耻的挑衅，妄图为侵略战争翻案，为早已被钉上耻辱柱的战犯招魂。这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对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并由于日本少数政府首脑和政客扮演了不光彩角色，加深了东南亚地区各国人民的深深不安。那么日本右翼分子以及受此影响的少数日本国民为何对历史有意无意地误读？形成这股逆流的文化和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只有从深层次认识六十年前那场人类大悲剧，剖析日本国民在战时及战后的集体心态，认识战后日本因政治体制的构建、经济快速起飞而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才能认清右翼分子产生的复杂原因，才能使我们在回味国耻，缅怀先辈，发愤图强的同时，争取更多爱好和平的日本国民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与我们友好相处。而这，也许是我们纪念抗战六十周年应该达到的预期目的之一。

　　也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台湾史学家秦风这十年来从自己收集的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图片中精选一部分，加上自己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在大陆出版了多种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图书，比如《抗战一瞬间》、《梦回沪江》、《正义与宽容》等，均受到读者高度评价，并为我们认识那段历史增添了集体记忆的素材，为认识抗战增添了另一个视角和解读路径。

　　这些日子，秦风又来到大陆，风尘仆仆地辗转于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漳州搜集资料，在他即将回台前夕，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从《赤月》看日本“美丽新世界”梦想的破灭

　　记者：六十年前的今天，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据当时媒体和现在公开的历史档案记载，日军在占领区还想垂死挣扎，而日本在华侨民却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的梦想破灭了，比如在中国东北三省殖民的日本人，他们当初是怀着黄金梦来“满洲国”企图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而在苏联军队的猛烈攻击下，不可一世的关东军简直如纸老虎一样不堪一击。最近有一部由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赤月》就重现了这段历史。

　　秦风：对于日本人民而言，即使认识到侵略史实者，对他们在中国东北的生活体验也远较中国人复杂。今天的中国人有必要认识它，并找出方法来告别两国人民纠葛不清的恩怨。《赤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的文本。片中主人公举家迁到东北，一心想在这块宽广而富饶的新天地开创灿烂的人生。男主人在关东军的支持下经营酒厂生意，靠着垄断大发利市。然而好景不长，当苏联红军的飞机大炮将这美丽的庄园炸得粉碎时，一向被他们视为守护神的皇军军官丢下百姓逃亡。女主人带着儿女沦为难民，走向艰辛的逃亡之路……最后，在遣送日侨的火车上，有人扔掉已成了废纸的满洲钱币，大骂：“去你的，满洲。”

　　记者：你认为这部电影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

　　秦风：我认为它基本反映了历史，而且抓住了日本民众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心理变化和对战争的看法。

　　其实这个“美丽新世界”在编织的一刻就已注定破灭，因为它的实践手段是邪恶的，邪恶的手段绝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幸福美梦，它只会暂时掩盖真相，但最终必然会破碎的。诚然，人民是善良的，在东北这片饱受创伤的国土上，中国人与日本人也发展出一些自然的友情，但这中间始终存在一层无法冲破的隔膜。

　　记者：东北的日本移民极具戏剧性的命运变化，只是这场残酷战争中的一个碎片，与中国人民所经受的灾难而言，他们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日本民国对那场战争的认识或许是多层面的，有的根据家族的经历，有的根据媒介，有的根据政治势力的宣传。但我相信反思侵略战争，热爱和平应该是日本社会的主流。

　　秦风：没错，绝大部分的日本人都认为那场战争具有侵略性质，是错误的，不过如果论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错误，那么他们的情感陈述就复杂多了，不是那么非黑即白，不少人甚至会出现自我辩护的情况。这意味着，整个民族在情感和行动上都参与了那一段从明治到昭和、从光荣胜利到悲惨失败的历史，过去和今天怎么切割？胜利与失败怎么切割，日本人自己也没最后的定论。我对于日本人的主观情感在时代脉络下的变化过程极感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会深入到对方隐秘的内心世界。

　　日本民族的心灵闭锁

　　记者：了解日本民众的种种心态，对于两国政府与人民正视、解决中日两国历史遗留问题有多大程度上的帮助？

　　秦风：我们今天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但如果不知道右翼思想产生的根源，就不能反击到要害，也不利于最大程度上争取日本人民的理解与感情。

　　上世纪90年代后我每年几乎去日本两三次，我是深入到日本民众的生活圈子里的。我的感觉是，日本的优点是一眼就看得见的，干净的街道、便利的交通，永远挂着笑容的店员，守秩序的行人等等；日本的缺点却是需要生活一段时间才感觉得出来的，包括千篇一律的工作，严明的等级伦理，严重的自我压抑。日本人工作生活的高度规律性是十分惊人的。这意味着高度的自律，本质上也就是强大的自我压抑。

　　很多亲身经历的个案让我认识到，日本右翼的观点根本上即源于日本民族心灵闭锁的一面。

　　记者：为什么日本右翼势力在今天看来有越来越猖狂的态势？难道爱好和平的日本主流社会对他们不具制约作用吗？

　　秦风：经过半世纪多的民主洗礼，日本民众不可能再回到战前那样的社会，他们更具理智了。右翼势力假借日本传统荣誉所发出的煽动性语言有时可以勾起一股莫名的情绪，不过如果事情发展到引发与邻国无休止的纷争，甚至可能流血的地步，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人利益时，那么日本社会的和平力量将会显现。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日本并没有悠久的民主传统，右翼的刺激性言论有其社会土壤，但更多是一种情绪消费，甚至带着商业市场的动机。再者，战后的日本实际上是处于美国保护的状况，这个保护的背后涉及美国在二战中的道德角色以及在战后东亚的战略利益，右翼如果要恢复战前军国主义富国强兵的之路，势必首先要颠覆美国的角色，这种念头必定受到美国的遏止。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迅速强大，对日本右翼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中国可以使用经济力有效地压缩右翼在言论市场上的消费行为。

　　以德报怨的中国人民

　　记者：最近日本政府中的某些官员还无端指责中国进行反日宣传，而中国政府予以反击：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完全正常的。据我了解，恰恰在日本本国，有些出版物除了歪曲历史真相之外，还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并视中国的强大为潜在的威胁。

　　秦风：日本右翼势力继承战前思想，极力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并指日本和平人士的反战立场为“自虐”史观。近年随着日本发展出现障碍，右翼的声音有扩大的趋势。

　　我曾在靖国神社的贩卖部看到那里几乎全是极右势力的宣传品：书籍、杂志、录音带、旗帜、战前武器模型等等，日本政府当然采取的是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右翼的主要论点究竟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否定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一，辩称日本殖民台湾和中国东北，提升了当地的教育水平，推动了近代化建设，带来了进步与繁荣。如果没有日本的殖民，这些地方将永远贫穷落后。二，辩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日军纪律严整，没有发生屠杀事件”，也有一些右翼人士承认暴行确实发生，但辩称“牺牲者仅在3万左右”，“中国方面所称30万受害者是‘假造’的数字”。三，辩称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相反地，是协助南洋诸国人民由白人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四，辩称慰安妇问题是中国人与韩国人制造出来的问题，在日军军营中，慰安妇是公开合法的娼妓制度，由贫穷人家女孩为了多赚些钱而自愿投身的。五，认为“美军的占领是侵略性质，美日安保条约是美国占领的延伸，美式的文化腐蚀了日本的传统精神，挫伤了日本国民的自主意志，使日本国不成国，民不成民。

　　记者：在最近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地方台播出的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专题片中，我发现当日本战败后，侵华日军一夜之间成为战俘，留在中国的日侨和移民顿时丧失了精神依托，惶惶不可终日。但当他们被遣回国内时，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还是以德报怨，节衣缩食地为他们提供生活必需。有一个故事特别感人：当一支日军部队投降后，从中国腹地步行到指定受降地点，一个多月的步行路程中，是中国老百姓提供衣食的，而这仅仅是当时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在南京、上海、武汉等地饱受侵华日军虐杀凌辱的中国人也没有因他们成为战败者而加害他们。中国人民表现出一个优秀民族的宽容精神和仁慈之心。

　　秦风：日军虐待战俘与平民的事件实在是罄竹难书，仅据我收集的照片资料就足以还历史真实。南京大屠杀就是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才促使侵华日军下决心不顾国际法以令人发指的屠城形式意欲摧垮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这方面的影像资料太多，我就不多说了。但我要说的是，我看到一大批侵华日军屠杀和凌辱我方战俘的照片，都是由日军官兵自己所拍摄。尽管被军部盖上“不许可”印章，不准发表，但却同意日军士兵作为“私人收藏”之用。在被俘虏的中国军人已失去抵抗能力后，日军屠杀的目的只是为报复、泄愤，甚至只是拿来作为新兵训练拼刺刀的活体。日军战败时动辄自决，甚至强迫同胞自杀，对自己与战友、同胞的生命都不怜惜，何况是被他们视为敌国的战俘。

　　记者：这种行为说明在军国主义的精神戕害下，日军军兵已经不懂得对生命的尊重与珍惜，这也是今天国际上邪教组织的基本特征。

　　秦风：日军对中国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如此残暴，在东南亚战场上，他们也是如此。1942年4月3日，日军对巴丹半岛发动总攻击，一周后美菲部队总司令小爱德华率7万余官兵走出“铁血山”，宣布投降，创下美军战史上最庞大的投降数字。投降的美菲战俘被日军强迫步行到集中地点从事劳役，这趟长途跋涉被称为“死亡之旅”，其中有2万人死于非人虐待、疾病和饥饿。后成为东京远东国际审判的三大案件之一。

　　还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席卷了南洋的美、英、法、荷殖民地，俘虏了20余万美欧战俘和眷属。他们将这些战俘送到多处集中营，强迫他们从事挖矿、修桥、造路等工作，在恶劣的工作与饮食环境中，许多战俘丧失了生命。日军还将被抓获的女眷作为慰安妇，万般凌辱。

　　而在日军投降之后，中国政府与人民对待日侨与日俘可说是仁至义尽，即使在痛失家园亲人而愤概至极之际，也没有实施报复。抗战胜利的一刻，在中国的日侨与日俘总共为310多万人。为使他们尽快回归故乡，重建家园，中国老百姓以宽容之心向日俘日侨伸出援助的双手。日俘被称为“徒手官兵”，而不是战俘，在集中营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超时劳动(主要是修桥造路、架设电线等)或表现突出者还有奖金。至于日侨则由自治组织管理，他们能携带有限的财物归国。

　　在遣送过程中，日军官兵第一次同中国军人与百姓和平相处，真正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博大襟怀和善良人格。尽管在十余年的侵略战争中，很多日军都犯下烧杀掳掠的罪行，更别说在中国的百万日军其战略物资和粮食补给都是从中国民间直接盗取或间接掠夺而来，所谓日军军票实与废纸无异。可以说，侵华的每一名日军都欠中国人民一笔债。

　　以中国人受害最烈的南京市为例，南京日俘被集中在中华门外等地方，日俘的伙食与中国士兵完全相同，生病可获得充分的治疗，平日除了劳动之外，获得批准也可以外出；至于南京日侨集中营则设于兴中门外，不仅生活无虞，中国军政要人还不时前往探视，了解他们生活的需要。经历南京大屠杀千古惨案的南京市民就是以这种宽大的胸怀来铺筑中日两国人民的未来之路。

　　记者：八年抗战，大大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在二三十年代初建起来的工业基础几乎也毁于一旦，中国在抗战中的直接损失为1800亿美元，间接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但即使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在遣返日俘日侨工作上尽了力。

　　秦风：1945年9月9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后，原日军总司令部立刻改为“日本徒手官兵联络班”，负责协助遣返日俘日侨事宜。同时中美两国人员在上海举行联合遣送日俘日侨的会议，订定详细的计划。中国本土的海陆运输由中国政府负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运输工作则由美军负责，到1946年底，日俘日侨的遣送基本完成，效率不可谓不高。

　　记者：若从狭隘的民族感情出发，饱受战争痛苦，并失去亲人和家园、财产的中国老百姓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给侵华日军以惩罚，但中国的老百姓没有这么做。

　　秦风：我们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就必须坚持以正义的准则来处理彼此的问题。我们的先人流血牺牲，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要狠狠地报复，而是为了更远大的目的，人类应通过对彼此的宽容、对正义的坚持以实现相互合作提携，促进世界和平。如果我们的行为变得跟凶残的敌人一样，我们最终也会跟他们一样地失败。

　　相对于中国人善待日俘的种种事情，我们却完全找不到日军善待中国战俘的影像记录，哪怕是为了政治宣传目的的相关物品，事实上也确实是没有，一张都没有；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诸如“百人斩”之类残害生灵并以此为荣的血腥记录。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侵华战争的性质是反人民的、非正义的。

　　记者：今天在日本，左翼力量处于低潮阶段，日本青年对那场战争了解甚少，或者可以说有记忆虚幻化的倾向，这又是为什么？这对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会带来何种负面影响？今天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秦风：这个问题说来很复杂。战后日本复兴的精神因素包括民主政治与传统的工作伦理，不过战前思想的清理并不彻底，主要是受东西方冷战的影响，成为尚未解决的问题。战争末期，日本政府将“维护国体”作为投降的底线，即要求保留天皇制度，美军登陆日本本土后，原本计划实行直接统治，但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麦克阿瑟将领，却为可能爆发的美苏战争做准备，认识到利用日本百姓对天皇的崇拜与感情，是恢复日本社会秩序、抑制共产主义革命的有效手段，决定不解散日本政府，而是通过它实行间接统治。

　　尽管麦克阿瑟采取了一些做法来阻止军国主义势力回潮，包括宣布天皇是“人间天皇”，与凡人无异，破除战争塑造的天皇神权的迷信；废除军国主义教育，要求罢免具有军国主义思想与极端国家主义思想的教职员工；不许复员军人入校授课；禁止利用神道进行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宣传，禁止讲授充满神道与法西斯国家主义的修身课、日本历史和日本地理课……不过为了迅速恢复日本国力，他又同时利用战前保守力量。

　　记者：为什么战后德国在反省战争时做得比较彻底，而日本一直做不到？

　　秦风：这里实际上还触及一个更深刻的历史与文化问题，简单说来，明治维新成功以来，日本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但并没有演化成资产阶级民主，反而形成军人独裁，并由上而下将国家机器法西斯化，其间树立的中心思想是改造自传统宗教的“国家神道”，修身的哲学信念则是经过扭曲的武士道，对战前日本的清算无可避免地要上溯到明治天皇。如此，整个日本近代化的道德基础都会动摇。事实上，在高速发展的太平盛世中，和平史观始终居于上风，不过当日本停滞不前同时又有面临邻国强大竞争的无名恐惧时，战前那一度催生强大日本的极端思想，又会重新散发蛊惑力。

　　记者：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几本纪念中国人民抗战的图书在日本出版日文版，会产生何种反响？

　　秦风：据我在日本十年的观察，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日本国民的本体意识、本体感情向来很强，性格内向而自我压抑的他们很少会接受外来者的观点。今天在日本，除了知识阶层外，一般青年人对战争真实情况的了解确实极少，与他们在敏感课题上的沟通还有层层障碍。为使中日两国维持永久的和平，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发展，我们要帮助日本青年一代认清侵华战争的真相。对我们中国学术界而言，要研究沟通技巧，搭建一个互动的平台，使彼此都能了解对方的诉求。学术沟通是重要的，但人员往来更重要。撰稿／沈嘉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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