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幸福和痛苦都是“作”出来的

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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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北京的时候，就是想改变自己的性格，想把自己身上上海男人的毛病去掉——目光短浅啦、不大气啦、琐碎啦……我老觉得，上海的男人应该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北方的女人应该到上海生活一段时间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实习记者 顾 及 发自上海

　　胡杨自己的居所，便是一幅典型的《上海人家》。

　　曹杨新村是上海最早的示范性工人新村。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木结构的老式房型，一楼三户共用厨卫，这个早先只有劳模才有资格享受的先进小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光。

　　胡杨家这间10平方左右的单室户，陈设相当简朴，一桌一柜一几，只有墙上陈逸飞的油画，墙角的音响、碟片和两把明清太师椅，彰显着主人的文化品位。这里白天是书斋、是吃饭间、是会客室，到了晚上，收拾掉东西，铺开地铺，又成了全家人的卧房。一家3口睡一起，女儿已经16岁。

　　幸亏这一家3口，父亲清癯，母亲消瘦，女儿苗条，不然，恐怕真有点挤得慌。

　　砸锅卖铁拍上海人家

　　家里来了客，女儿懂事地收罗书本，避到隔壁邻居家去做功课，要不这间斗室里，转个身怕有困难。胡杨家有邻居家的钥匙，出入邻居家就如同自己家一样方便，同样，邻居也有胡杨家的钥匙，有个什么事需要帮忙，门一开就进来了。这种密如一家坦诚相见的邻里关系尤其让他珍视，为了这一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他不惜忍受半夜去上公用厕所。

　　“我追求心灵舒适，而不是行为舒适。从行为上讲，公用厕所显然不舒适！”

　　妻子女儿没法领会他的快乐，她们不理解为什么他放着几年前买的电梯楼不住，宁可到这里睡地铺。朋友打电话给他，电话里一片莺歌燕舞，诧异：你在公园吗？怎么身边有那么多鸟叫声？他很得意：我在家里呢！电梯楼里哪有这等幸福？过几年，女儿读书需要搬去新房子了，他还是愿意独自住在这里，守着无价的阳光和鸟儿免费的吟唱。

　　邻里之间不分你我的自如氛围，是胡杨小时候所熟悉的。他常常回忆起以前住在上海老式里弄里的光景：家家户户敞着门，谁家今天碗里吃的是什么菜，都公开可见。哪家有了红白喜事，不用招呼，一弄堂老老小小都会赶去帮忙。“就像结下了互助组，甚至，是人民公社。”

　　不记得从上世纪80年代哪一天开始，周围冒出了防盗门、猫儿眼……居住在同一个楼面的邻居，几年也不知道人家姓什么，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和心灵一样的私密禁地，不会对人敞开。天性宽容乐和的胡杨，常常不敢去按人家门铃，怕给别人添麻烦，想象着对方用警惕、狐疑的眼光凑在猫眼后面审视他，这对他几乎成了一种障碍。

　　他拍摄的《上海人家》，却冲破了这一障碍。从2004年1月开始，胡杨用一年的时间，走访了居住在上海的500多户人家，记录下这些紧闭在房门之后的上海人家的原生态。

　　人物周刊：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这个专题的？

　　胡杨：刚开始有这个想法是在2003年10月，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曾在一家杂志社短暂供职，专门拍一些富人的声色娱乐。拍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这些题材，跟我的内心相去甚远。那时我就考虑，要辞职来拍自己的专题。我记得我们全家老小还专门开了家庭会议，包括我父母都认为，你已经这个年纪了，现在的工作也不错，每月工资加稿费，收入能有两万多，还折腾个啥？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的工作一眼就能看到头了，每天都是在拷贝自己，我想在我退休前再搏一下。

　　人物周刊：你把自己的专题设想跟家人沟通了？他们支持你吗？

　　胡杨：我爱人特别看好这个专题，但是她也有过犹豫。她现在提前退休，每个月工资只有380块，女儿还在上学，而且我的身体素质也不是太好，她跟我说：咱玩不起那个。

　　人物周刊：但您还是玩了。

　　胡杨 ：(笑)我是一个“一根筋”的人。

　　人物周刊：说说您拍摄那会儿的状态吧。

　　胡杨 ：拍这个专题的14个月里面，一共用掉1600多卷胶卷。白天拍摄，晚上就不停地打电话联系第二天的采访对象。因为资金不够，每天拍摄都是骑自行车去，上午可能在杨浦区的某个角落，下午就有可能在沪西的人家里面，横穿上海城是很经常的事情。我好几次胃出血肛出血，都是骑车累出来的，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累过。

　　我原先的计划是100户上海人家，包括各个阶层、各种职业，3个月后我拍完了，把照片拿给朋友看，朋友说：“你应该拍200户人家！”我回家考虑了一下，发现这100户人家确实不能代表上海人家的特点，我就继续拍下去。到今年2月，拍到500多家的时候，我自己才感觉可以做一个阶段性总结了。当然，以后遇到有价值的对象还会继续拍，这是我长期的选题，5年10年以后还会出第二、第三本画册。

　　人物周刊：拍摄过程中有最困难的时候么？

　　胡杨：有。从杂志社辞职那会儿，我手头还有20多万积蓄，但拍到2004年10月，我们全家的存折上只剩下2000块钱了，胶卷等材料费没有了，每个月还要付5000块钱的房屋按揭，别说继续拍下去，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我爱人劝我就此停手，我把拍好的照片给她看，她也觉得这个选题有意义，就同意我把家里的房子卖掉。我一边向朋友借了5万块钱，一边还接手拍些广告来挣钱。好在后来房子没有卖，就渡过难关了。

　　中产阶级最痛苦

　　胡杨年轻时，谈恋爱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对方得支持他摄影。有姑娘跟他谈心轧马路，他一见照相器材店就一头扎了进去，把对方忘个精光。姑娘气得回家搬出父母来教育他，他倒潇洒，说那就算了吧不谈也罢。

　　如此高标准严要求，终于让他日后得娶贤妻。

　　胡杨的太太跟女友交心：“嫁给摄影师，你就不要再想着穿时装、过时尚生活。”她甚至引述名言：“想让一个男人破产吗？那就送他一台照相机吧！”

　　胡杨常赞太太“是一个很有感觉的人”。《上海人家》之后，他又策划了一个《你幸福吗？》的专题。这个专题有强烈的形式感：摄影师面对拍摄对象架起相机，然后诘问对方：“你幸福吗？”在对方思索或回答的片刻，抢下那一瞬间的表情。然后，请对方亲笔写下自己的回答，并署上签名，将来与照片同时展出。

　　这个专题的难度在于，并非所有的人，在面对问题的那一瞬间，都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表情。只有有灵性、有表现力、不惧怕镜头的人才可以成为模特。为此，胡杨做了大量的筛选。

　　面对幸福的拷问，胡杨搜集到的乐观的回答有：“正在慢慢——幸福中……”，绝望的回答有“像我这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何来幸福？”

　　迷惘的回答来自胡杨太太，面对丈夫兼摄影师的追问，“丽丽你幸福吗你幸福吗？”她回答：“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不知道！”

　　照片上，胡杨太太半仰着头，为着幸福的问题苦苦思索，眉毛微皱，嘴巴半张。

　　胡杨高兴自己又抓拍到一幅好照片，与此同时，他感到心酸。

　　人物周刊：你太太对我们说，你不像上海男人。通常意义上的上海男人是勤俭而且顾家的。

　　胡杨：其实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从1996年起，我到北京独自生活了7年，开了家传播公司。主要是拍纪录片、做媒体策划、出海报画册，我跟陈逸飞相交10年，他去世前我还承包了电影《理发师》的剧照宣传业务。当时去北京的时候，就是想改变自己的性格，想把自己身上上海男人的毛病去掉——目光短浅啦、不大气啦、琐碎啦……我老觉得，上海的男人应该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北方的女人应该到上海生活一段时间。我刚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太太说，你变了。

　　我原先很内向，从北方回来以后变得大气了、直爽了。而且我研究心理学，学着跟三教九流相处，简直是“百搭”！如果我一直呆在上海，我不会想出这么大这么复杂的选题(《上海人家》)，即使想到了也会做不成。这个选题需要毅力和勇气来完成。我是一个强大的心灵，住在一个虚弱的身体里。

　　人物周刊：除了突破体力财力上的限制，你还得突破他人家庭的防卫禁区，挺困难的吧？

　　胡杨：底层的人相对而言容易点，像居住在普陀区九尖头的人家，他们说话很直接，但也会有人将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在我身上，以为我是代表政府去拍照的：“不给我们分房子，不给我们解决困难，照片倒要来拍的！”我的最高记录是一天拍了17家人家，那是一处贫民窟，我在其中一家拍摄，周围的人家都来看热闹。拍完我就问他们，“也到你们家看看吧！”都很爽快就答应了，因为那里正好要拆迁了，他们很快要告别这块地方，也想把照片留下来。

　　接触富人相对难一些，防范意识和保护意识很强。有些人事先都答应了，但等照片拍出来，要他签字的时候又反悔，不愿意公开照片。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富商躺在他的纯金浴缸里，只用后脑勺对着镜头，正好表达了这种怕露富的心理。有一次我采访一个富豪，前一天晚上电话已经约好了，第二天到了他的别墅，没有人开门。我就给主人打手机，听见铃声就在屋子里响起，但就是没有人来开门，最后不了了之。

　　人物周刊：跟形形色色的采访对象如何沟通？

　　胡杨：我比较有亲和力，一般去了以后先聊天。我设计了3个问题，要求每个被拍者回答，并整理成第一人称的独白，附在照片之后。

　　一、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如何？

　　二、 不考虑金钱、精力等诸多现实因素，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即你的愿望？

　　三、 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设计“最大的痛苦”这个问题呢？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把痛苦作为最本质的问题？

　　胡杨：因为我想深入到人的心灵，我经常在想，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究竟有没有给人带来幸福感？富人有富人的痛苦，穷人有穷人的欢乐，中产阶级理应是不愁吃穿，但他们恰恰是危机感最强的。有太多的东西要忧虑，很多人不敢养孩子，不想负责，还担心养不起。一个人的幸福与否，是一种感觉，和物质的充裕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

　　人物周刊 ：你接触的社会各个阶层，哪个阶层的痛苦更集中一些？你自己属于哪个阶层？

　　胡杨：中产阶级最痛苦！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中间，不踏实，每天都要担心工作、操心贷款。

　　我自己？不好说。要说中产阶级也行，我有几幅陈逸飞的油画，卖了就有钱了。要说贫困也可以，因为我没有固定的收入，下个月的收入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听说您小时候可是富家子弟。

　　胡杨：(笑了)我年轻时候家里条件真是不错，父母晚年才生了我这个独养儿子，很宠。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我爹娘就给我存了6万块钱，那时候的6万块是什么概念？！从小我手头就散漫，好施舍。去部队拉练，我口袋里揣了一斤糖，见人就散，那时一斤糖果要两块钱，等于普通人家一个月的工资。(怀念地历数)一包话梅8分钱，一碗小馄饨一毛三，我整天请客，小卖部里来了什么新东西我都得尝尝鲜。那时候我活得真像是个公子哥儿，小开！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资18块，玩起摄影来，不够花的！哲学书一摞一摞地往家买，我舍得。爹娘还得补贴我，他们常说我“败家”，“金山银山，坐吃山空！”

　　没办法，我从来不是一个在意钱的人。我可以很有钱，但是我选择了没钱的生活。

　　人物周刊：是怎么迷上摄影的？

　　胡杨：我刚毕业干的是木工，那年头这是个吃香的行当。但我不是这块料，我是真想当个好工人，也曾经十二分地努力过，不行！我只能得个两三分。我的这双手，做了3年木工，怎么做都磨不出老茧来，所以我尽受伤。我这就不是一双木匠的手。我在单位，奖金永远是最低，或者索性没有。19岁那年，刨木料的时候出了工伤，左手食指被切掉一截，回家躺在被窝里流眼泪。

　　以前我学二胡，手伤了就不能再拉了，后来我就想着，得另外学一门专长。好像艺术的东西特别能吸引我，我尝试过学画、作曲、指挥、写诗……最后选择了摄影，正好那时候我们家里有一台不错的相机。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进过暗房，一片朦胧的红光里面，什么显影啊定影啊，药水里一泡，图像就出来了，多么神奇！

　　人物周刊 ：您现在拍的《上海人家》里还有早年搞舞台摄影的影子。

　　胡杨：(笑)年轻时候我可是典型的愤青！组织过上海的先锋文艺沙龙。那时候我拍现代舞，用很多炫技的手段——慢门、多次曝光……我记得我拍过一张作品叫做《进》，画面上舞蹈演员穿着一身红衣，像一团火一样朝着前方翻跃，要冲破要前进，而前方一束冷冷的蓝光，象征着社会给予的阻力，迎头打在他身上。

　　现在没有火气了。《上海人家》我用的是最平实的纪实手法。不是玩技巧、玩观念，是摄影学、社会学、历史学的结合。这是文献摄影，不能以艺术家的眼光和技法，那会出来很主观的东西。

　　人物周刊：但还是有一些作品有摆拍的痕迹，比如那个手捧伟人像的老大爷。

　　胡杨：这个很难避免，有些拍摄对象面对镜头会不自在，会紧张，他们会自动地“摆”。

　　人物周刊：跟你密集性地拍摄有关吗？有没有想过，如果每家人家都花很长时间去熟悉去沟通，去跟拍他们的日常生活，效果也许会更自然一点？

　　胡杨：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不现实。我的资金根本不允许我长线地慢慢跟拍。我没有办法和被拍者相处很长一段时间，最长的也就相处半天，大多数情况下两三个小时就搞定。

　　我想建一个影像博物馆

　　2004年秋天，《上海人家》系列作品在山西平遥摄影节上展出后，被平遥摄影博物馆收藏；同年年底在淮海路爱普生影艺坊展览；2005年初参加“城市·重视”首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专题画册也即将面世。

　　受到鼓励的胡杨更加忙碌了，大热天里，他为画册的制作四处奔走。为了保证最佳的印刷效果，他还得到广东番禺的印刷厂里蹲点几天，亲自监督工人调色。他说自己性格如此：事前挺理智，做起来就疯狂，就冲动，就不管不顾，一头扎进去，不可收拾，拔不出来。正如他给自己起的笔名——胡杨，一千年不死，三千年不倒，不折不扣不屈不挠。

　　看他一年前自拍的照片，你已经很难认出是同一个人了。这一年多里，他掉了二十来斤肉，夏天的衣服，穿在身上飘啊飘的。

　　他自己对幸福这个问题倒是一口肯定的：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作息时间自由支配、家人支持他的事业、妻子贤惠女儿优秀，他难道不是一个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吗？

　　人物周刊：我也想问你拍摄《上海人家》时的三个问题。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如何？

　　胡杨：我生活得挺自在，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能够去做。

　　人物周刊：不考虑金钱、精力等诸多现实因素，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胡杨：中国改革开放这20年是最精彩、最翻天覆地的，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化，两次移民潮让本来就多彩的上海人家变得更丰富，但如果没有留下一批影像文献，没有记录下来的话，作为摄影人，会有愧疚感。国外的博物馆有专门收藏影像文献，我们国家没有专门的人、专门的机构来做这个事情，谁来保护影像文献，让后代看什么？

　　我最想做的，是建一个纪实摄影的影像博物馆，中国现在还没有。我手上有很大一部分资料，社会上的，朋友拍的，我自己的，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做成这个事情。我明年会搞一个电子暗房，成立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工作室。

　　人物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胡杨：痛苦就是最想做的事情暂时做不了。我本来可以很潇洒，我的痛苦都是自找的，上海话叫“作”，幸福和痛苦都是自己“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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