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北平涌动抗日怒潮(组图)

　　1937年8月22日，中共领导的抗日国民军袭击了北平德胜门外的河北省第二模范监狱，缴获了大量武器，营救了一大批共产党员。抗日军奇袭第二监狱的胜利，使北平城内的日伪当局慌成一团。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人民抗日武装竟会在他们的鼻子底下，砸了监狱，放了犯人。（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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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英中学“细流社”通过阅读进步书刊、编印或抄录刊物，团结和发动了一批进步同学参加抗日斗争。图为“细流社”部分成员合影。

日伪警察局通缉令中绘制的“枪手”骑的自行车。

安捷读书会部分成员合影。

　　北平沦陷后，日伪对北平人民进行了严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但北平城内的战斗从未停止。

　　从地下党到普通群众，从几岁孩子到耄耋老人，古都北平处处涌动着抗日怒潮。

　　送53名进步青年到根据地

　　一名20岁出头的柔弱女子，在沦陷后的北平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将53名进步青年输送到抗日根据地。她，就是今年87岁的抗日老干部王若君。

　　“接受党组织的任务时，我23岁。”王若君说，那是1941年秋末，她在晋察冀华北联大中学部工作。一天，晋察冀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刘仁找她谈话，想委派她到北平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当时，我正谈恋爱，心里非常矛盾。可我是党员，必须服从党的需要。”

　　王若君毅然接受了任务，回到北平。当时的北平地下党组织力量非常弱，斗争形势恶劣。母亲和残疾的妹妹、弟弟3人生活非常困难，王若君要养家糊口，还要发展组织，但又不能和上级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她感到压力很大。

　　“经过长时间观察，我决定以自己家族的青年为突破口。”王若君介绍说，王氏家族当时住在北平的有二三十户，青年学生都很爱国，对日本人非常仇恨，“我开始频繁地去串门。当得知22叔家的大女儿王岫爱看进步书籍后，就主动和她接触。多次交流后，我发现她是个爱国青年，就把她送到了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通过王岫，王若君又结识了王岫周围的一些进步同学和本家一些读中学和大学的姐妹，并将他们陆续送到了根据地。

　　“张力是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王若君回忆说，“他当时是铁道学院的学生。通过他，我又发展了别的党员。”甘英也是王若君发展的党员。通过甘英在“海燕社”的工作，“海燕社”的近二十名骨干被输送到了根据地。

　　王若君还打通了一条秘密交通线。她说：“送进步青年到根据地，相当一部分是我母亲通过这条交通线完成的。”

　　在北平沦陷时期艰苦的环境中，王若君先后发展了11名地下党员。本报记者戴冰摄

　　女中学生发起抗日读书会

　　1938年，15岁的安捷还是北平辅仁中学的一名学生。“我很想参加革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可当时北平的党员很少，很难找到党的组织。我在苦闷中，把大部分课余时间放在了阅读进步作品上。”82岁的抗日老干部安捷回忆说。

　　共同的爱国热情，很快使安捷与同班同学鲁枫和姚锦走到了一起。1940年9月，他们在班里发起成立了读书会，先后有14名同学参加。

　　读书会活动的内容之一是阅读进步书籍。书是3名发起人借来或买来的，会员可以借阅，非会员同学也可以借阅。会员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探讨抗日救国的真理。他们还创办了一份名叫《绿洲》的手抄本，刊登会员的进步文章。

　　“我们最勇敢的举动，是在校园里大唱革命歌曲。”安捷说。在那个时代，革命歌曲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他们经常唱的歌曲有《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他们还教同学们唱《游击队小调》这支歌，几乎全班同学都会唱。“游击战，游击战，敌人飞机大炮一起来，我们只有游击战！一个汉子一杆枪，到处都是最前线……”65年后的今天，安捷依然能熟练地哼唱这首歌。

　　读书会还排演小型话剧，宣传进步思想。1941年，读书会联合班里其他同学，排练了田汉的《苏州夜话》，从侧面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毕业大会上，我们演唱了大合唱———《毕业歌》。大家排着整齐的长队离场时，手拉手，手臂一前一后上下摇动，模仿火车的引擎，口中学着‘呜———呜’的笛鸣声和‘其嚓’、‘咔嚓’的机动车开动声。声音由大变小，由强变弱，象征着我们乘坐火车开向远方，奔赴疆场，去‘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演出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许多同学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读书会传播了革命思想，先后有14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本报记者孙戉　摄

　　17岁少年杀汉奸炸洋行

　　1939年，沦陷后的北平城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秘密抗日组织——北平抗日杀奸团。他们出没于大街小巷，以暗杀汉奸的壮举，把日伪当局搅得鸡犬不宁。

　　“那时，我是北平育英中学的一名学生，听说有抗日杀奸团这样的抗日组织，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那年，我17岁。”回忆起当年的抗日经历，孟庆时老人显得格外激动。

　　“1938年暑假，我和哥哥路过天津，在过日租界前的一座浮桥时，桥两头都有日本兵把守，凡是中国人过桥，都让你低着头弯着腰走，稍不小心，日本兵就嗥叫着用枪把子狠狠戳你。当时，我心里又害怕又难受。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从此深深地扎根在心中。”孟庆时说，在育英中学读书期间，两位老师的爱国行为让他终生难忘：一位是地理老师任进之，他经常向同学们讲述日本侵占中国的历史；另一位是历史老师孙亨廷。“孙老师是位爱国的老先生。日伪当局强制涂掉课本中‘有碍中日邦交’的内容。课堂上，孙老师愤懑的脸憋得通红。‘划掉……划掉……划掉……’拖着哭腔的声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同学们都哭了。”

　　老师们的爱国热情深深感染了孟庆时，他毅然加入抗日杀奸团，投身到刺杀汉奸的斗争中。他曾亲自参加了刺杀伪政府高官的行动，并与其他成员一起策划过爆破日本洋行。

　　1940年8月，孟庆时不幸被捕，被日本侵略者以所谓“军律违反罪”判刑10年，在宪兵队和监狱里受尽了折磨。“在抗日斗争中，我的这点贡献只是沧海一粟。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为我的这段经历感到自豪！”本报记者 饶强摄

　　寒夜上街张贴抗日标语

　　1938年，还在幼师读初三的俞立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到抗日的行列。“我们积极发展‘民先’成员，并向根据地输送进步青年。”俞立说，为了增强人民对抗战的信心，使群众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她和其他“民先”成员一起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战主张。“除了向同学、家庭成员、亲友们进行口头宣传外，我们也到社会上作宣传。我们经常复写一些抗日宣传品，用糖纸包成像糖块一样，丢在公园、电影院等行人容易看到的地方。有时我们还用信封装上宣传品，夜间从街门投到住户家中。我们还在夜里到大街上张贴过抗日标语，这种行动很危险，必须两人进行，其中一人放哨。”

　　俞立回忆说，一个漆黑的冬夜，路上行人稀少，朔风阵阵。她和7岁的妹妹杨荣梅一起，到街上张贴抗日标语。“妹妹负责望风，我负责贴标语。妹妹被冻得浑身直打哆嗦。贴完标语后，我和妹妹兴奋地走在西黄城根僻静的街上。寒风吹透了我们的衣衫，但我们的心却是炽热的。”（本报记者孙戉 摄）

　　闹市区刺杀两日本军官

　　刚刚出版的《北京抗战图史》中，有3张档案图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日伪特务科的‘通缉令’。被通缉的人，就是在北平闹市区枪杀两名日本中佐的麻景贤。”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陈静介绍说。

　　刺杀日本军官的事件发生在1940年11月29日。此前，麻景贤行动小组经过缜密侦察，查知两名日本中佐的行动规律，遂展开行动，在东黄城根远东教会前刺杀两名日本中佐，一人被当场杀死，一人受重伤。

　　两日本中佐被刺后，日军在全城展开大搜捕。伪警察局于事发次日即发出文件，悬赏5万元逮捕“凶手”。伪警察局还贴出“通缉令”，上面绘制了“枪手”的自行车和帽子。

　　从“通缉令”上记载的内容，可见麻景贤刺杀日本军官时的勇敢和果断：“犯人行凶后立即扶起自行车骑向西方驰去……自经过离现场西方约百米之石桥后即不知去向矣。自行车像黑漆之新车，并无车牌、置放货物之车架……(枪手)体格不瘦不胖，居具中量体形，一见可知为相当有知识之分子。”

　　麻景贤在闹市区刺杀日本军官的行为，使日伪当局极度恐慌，全城戒严竟达两个月。“麻景贤后来被日军逮捕杀害。关于他的其他情况，我们已无从查考。像他这样的抗日英雄，在沦陷时期的北平，还有许多。”陈静说。

　　红色档案　寒夜上街张贴抗日标语

　　日本侵略者妄图把北平作为军事进攻的堡垒、经济上以战养战的中心、政治上以华制华的据点、文化上奴化中国人民的大本营。呼啸疾驰的警车，夜半更深急促的敲门声，鸡犬不宁的情景，捕人杀人的场面，常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但是，这个日本人自诩“模范治安区”里，英雄的北平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息，侵略者的日子从未安宁过。

　　为适应沦陷区城市斗争的需要，中共晋察冀分局根据中央指示，于1941年1月成立中共北平城市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向根据地输送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抗日根据地提供情报。中共北平城委还发动党员和民先队员参加业余劳动，捐献所得收入，并通过上层统战工作开展募捐，用以购买医疗器材、药品、急救包等，送往根据地。

　　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是北平民众的一种重要抗争形式。在地下党领导下，许多爱国人士通过亲友、同学等社会关系，用个别串连、口头谈话等方式宣传抗日思想。他们还组织社团，传阅进步刊物，探索抗日救国真理，教唱抗日歌曲，上演进步话剧。地下党还多次发动宣传攻势，把抗日传单秘密张贴到公共场所，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抗日斗志。(本版历史图片提供/《北京抗战图史》编辑部) (本报记者汲传排 徐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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