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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诗案当事人秦中飞:平反后的恐惧(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13日10:22 南方人物周刊
彭水诗案当事人秦中飞:平反后的恐惧(组图)

秦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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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诗案当事人秦中飞:平反后的恐惧(组图)

秦中飞


  “彭水诗案”当事人开腔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感谢媒体,不是外地媒体的关注,今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再就是要感谢公安局和检察院,是他们及时终止了错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重庆

  “彭水诗案”

  秦中飞,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人事科科员,轰动一时的“彭水诗案”的肇事者和受害人。

  2006年8月15日,他写了一条名为《沁园春·彭水》的短信,这首后来给秦中飞带来牢狱之灾,并且传遍全国的词,应该说不上什么艺术性(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有绝招。叹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竟落虎口,留得沙沱彩虹桥。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它只是一个喜好文墨的年轻公务员受另一条短信内容刺激,在十多分钟内的即兴发挥。

  在后来的审讯中,秦中飞一直不承认它有公安机关所追查的深意。但它的前三句,嵌进了前任县委书记马平(调任另一县作书记后,因涉嫌受贿“数额巨大”,在秦中飞被传唤的头一天,重庆市人大许可逮捕)、现任县委书记蓝庆华和县长周伟的姓名,语含讥刺。后面的内容,则涉及到本县广受注目的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件。

  在以后的几天里,秦中飞把这条短信用手机和QQ向多位朋友发送了。

  8月31日,警察搜查了秦中飞办公室的电脑,没收了他的手机。他被带进公安局,当晚铐在二楼值班室。第二天,警察对秦中飞进行了两次审讯,同时搜查了他的家,查收了他的电脑,令他交出QQ号。9月1日晚,公安局决定以涉嫌“诽谤罪”对他实行刑事拘留,转移至彭水县看守所。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警方按照短信里的句子逐条提问。

  从9月2日开始,数十位收到过秦中飞这条信息的朋友和同事被传唤到公安机关询问,以追查短信背后的动机。

  9月11日,正式执行逮捕。

  9月28日,变更为取保候审。总共关押29天。

  9月19日,李星辰(彭水籍,住重庆市),在个人博客上记载了这桩公案。消息迅速传开,引起全国舆论哗然。

  10月24日,县公安局对秦中飞宣布无罪开释,并表示道歉。县检察院主动提出申请国家赔偿,仅仅隔了一天,赔偿兑现。这可能创造了中国司法赔偿速度之最。

  但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县里是把这起“诽谤案”当成大事来抓的,为此开过几次会议。有关领导公开发表意见,认为秦中飞“不是写着玩的”。而县公安局高度重视这起“诽谤案”的理由,却是它“肯定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然而,这个一开始进展得一帆风顺,表面上看不到任何争议的“诽谤案”,却连“被诽谤人”的自诉都没有(法律规定诽谤罪属于“不告不理”类案件)——如果有的话,应该是该短信提到的前县委书记和现任书记与县长,但他们并没有起诉,而公安机关却迅速提交了起诉意见,检察院也迅速批准了逮捕。

  同一个案子,事实简单明确,审讯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新的案情,为什么前抓而后放?错案是如何发生的?官方思路是如何转变的?案件在体制里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开始时县里的党政领导认识一致,公安检察如临大敌,雷厉风行,又在突然间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并积极提出国家赔偿?既然是一个错案,又将如何追究错案责任?

  所有这些疑问,对官方来说,仿佛并不存在。即便在“由错误走向正确”的正面意义上,官员也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对民众也没有任何说明。县里的几个主要网站,如彭水农业信息网,彭水县政府公众信息网,彭水之窗,彭水人事人才网,也没有一字相关信息——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至于撤案的直接原因,本刊记者在跟一位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干部接触中,对方说,“市里干预了”(指重庆市,重庆实行市直管县的建制)。

  而作为《沁园春·彭水》所挑战的一方,县主要领导们,早已实现了学历化、年轻化和异地化(指目前全国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本县籍贯不在本县做主要领导的回避惯例),例如,书记蓝庆华是重庆大学博士,县长周伟也是大学学历,他们都是外县人,已经做过多年县主要领导,而今四十上下。

  “我想快点离开这个漩涡”

  但是,无论官方怎样淡化,一抓一放之间,秦中飞已经成了县里的名人。

  县城民众议论着彭中飞的案情和短信所抨击的事件。《沁园春·彭水》已经广为人知,不少市民可以随口背上几句,甚至也在中小学学生中流传。在百度“彭水贴吧”里,绝大多数的帖子是关于“彭水诗案”的,而这些帖子的观点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秦中飞,谴责官方,表达一种情绪。

  民众对“彭水诗案”的心态显得微妙和复杂。有人同情秦中飞,但并不希望他被无罪释放,而是希望开庭,“把诗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拿出来审”,他们认为有人“不敢开庭”。而秦中飞的亲人们在情绪稳定后,认为有关方面也“不便给他定罪”,因而对公安方面提出的“取保候审”反应消极,他们愿意僵持着。

  但秦中飞坚持不住了,因为“那里面确实不是人待的地方”。

  秦中飞气质文雅,性格懦弱。看守所里的情景第一眼就把他吓坏了:阴暗的光线里,一屋子光头慢慢抬头审视他这个陌生人,他感到毛骨悚然。那些人的案情千奇百怪,但他的案子更令他们觉得稀奇,他们听了不禁大笑起来。

  秦中飞在看守所睡不着觉,天天做噩梦,还悄悄哭泣。他是一个出身农家的孩子,在他12岁时,父亲去世了。此前,母亲已经因风湿病而致残。1998年师专毕业,在本县做初中教师。2003年借调到县教委,做人事科科员。现在每月工资834元,妻子没有工作,有一个五岁的儿子。他们一家在县城没有自己的房子,住房年租金1500元,占了他的年收入的六分之一。用他妻子的话说,一个月八百多块钱,买什么房子。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买不买房,而是家庭失去他这个支柱怎么办。秦中飞感到恐慌。他担心母亲为他焦急,他担心儿子的教育,他甚至担心会失去妻子。

  在看守所关到第十天的时候,一场考验来了。这一天,是一月一次的剃头发的日子。秦中飞不能接受他是一个罪犯的角色,也不能接受他被剃成光头的样子。他请求“下次剃”,获准。但第二天就被“起检”(检察院批捕)了。他想,下一次剃头就没有借口了。

  当公安局告诉他可以取保候审,他为什么不愿意呢!取保候审就意味着可以出去,只要能出去就好。他跟家属失去联系后,不知道家里的真实想法。他提供了一个远房亲戚的联系方式,公安局找到这位亲戚,为他做了保释。

  这时,还没有到下一次剃头发的日子。他保住了头发。他很感欣慰的样子,捋着头发对本刊记者说,你看我这头型,剃了很不好看。

  当撤消错案、无罪释放的喜讯到来时,他觉得国家赔偿都是多余的了。他提出只要一块钱,因为他“只想要一个公道,不是想要国家的钱”。有人问他是不是要追究精神损失和家庭损失补偿,他坚决说不,“他们(指公安和检察)都已经道歉了,该做的都做了,你还要啷个嘛?何况精神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拿到国家赔偿金(法律规定,赔偿金额按上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乘以错误关押的天数——2005年度为73.3元,秦中飞被关押了29天,得到2125.7元)后,他急于“离开新闻漩涡”、“回归正常生活”,他一方面回老家安慰担惊受怕的母亲,趁机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努力回避媒体。

  本刊记者打电话找他,他正在老家陪母亲。那是个星期一,他应该上班,但他“请了假”。记者说去老家见他,他说他马上要回县城。但是,他犹豫着说不出回来的时间。晚上到他家去,他已经坐在家里。他不住地表示歉意,表示“感谢媒体的关注”,但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不想再掀起波澜”。因为,“我已经得罪了‘很多人’,我还要在这里生活。”

  那就聊点其它的吧。但是,他对所有可能带入他的“敏感区域”的话头都警觉,都用简单的否定句去拦截。例如,有人曾经看到10月27日晚上,有关方面的车停在你家门前,是否是去看你,向你表示什么?——“没有”,他说。

  “感谢公安局,感谢检察院”

  连日来,不断有全国各地的报纸、电视联系采访他,其中包括北京的主流媒体。回避和记者见面,拒绝媒体的采访,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担。按照他的性格,他是那种不愿意负人的人。他觉得在他被关押期间,媒体的报道应该是使事件发生逆转的因素,但是,现在出来了,就刻意地回避媒体,是不是有点过分呢?重要的是,他本来就心里有话。可是,他又要憋着不让自己说。他必须憋在心里,什么都不说。

  他是那样反反复复游游移移,拒绝得很困难。头天晚上勉强同意接受采访后,第二天早晨他可能主动打个电话去,“我考虑了一晚上,还是算了!”对方当然耐心说服,这个电话可能持续十多分钟,但中心内容也就两个字:“算了”。

  得知他过两天要到重庆出差(他已经开始工作了。作为教委的人事科员,他来跑本县教师的资格考试等有关材料),本刊记者决定在重庆等他。为了能见到他,专门请他给我带了一样东西。但是,在他走到路上的时候,给他发了三条短信没有回复。给他打电话,他说,不要发短信,有事打电话!

  见面后问他,为什么不发短信,他迟疑着说,“短信几个月过后都提得出来!”他得了“短信恐惧症”,听到短信就紧张。

  他害怕见有关方面的人,遇事以回避为主。在来重庆的前一天,他把被查收的电脑取了回来,但是,“检察院打电话叫我去,我没有去”。虽然,可能是“好事”叫他呢。

  气氛好一点,秦中飞就恢复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皆文学爱好者的秉性,语言逐渐开放起来。

  他说,他觉得他编的短信对领导不够礼貌。但是,领导有更好的处置方式。第一,如果领导心胸够开阔,把我叫去教育一顿,问我对他有什么意见,他有什么做得不好,这样我会很感动。再狭隘一点,把我调到最偏僻的乡去,我也没什么可说。可是,他们采取了这种办法……但是,他们可以狭隘,我不狭隘。

  我可以不关心政治不议论政治,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群众关心的焦点,不能禁止人们的街谈巷议。

  现在想起来,我还不够成熟。假如成熟了就不会做这样的事了。我这样发短信,本身就说明我是无意的。

  我在这个事件中“获得的比损失的多”。我有遗憾,但不后悔。遗憾的是,我为什么就会被关,为什么给家人带来这么大的痛苦,为什么要给朋友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但是,我没有做什么错事,我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亲人的事,没有做对不起我的朋友的事,我也没有对不起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和人民。

  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我的妻子,她受到太大的惊吓和压力。事件开始的时候,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只有哭泣,最初的几天,每天只吃一顿饭。是她到处奔走,为我请律师(有些律师从全国各地打来电话,要给我做法律援助)。然后,要感谢媒体,不是外地的媒体的关注,今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再就是要感谢公安局和检察院,是他们及时终止了错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但他同时又把话说回来:你肯定以为我胆小怕事。我不是怕哪样,我还要在那里生活,我还有家在彭水。我真正想的是,平安是福。

  “这就是怕嘛。怕,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在于心不忍之际,记者安慰他,“因为你是一个教师,一个有文化的人,文化是一种负担,如果没有文化,就可能做秋菊了。”

  秦中飞被感动了。他说,“我的想法已经对你说了。”他的意思是,他已经算是接受过我的采访了。

  可是第二天,他走出宾馆才给我打电话,说他就要离开了。至于拍照,就“算了”。记者马上出去陪他办事,然后,他同意拍照。

  可拍到一半,他有点后悔了,连称“就这样了”。不过,他这种精神状态倒显得很真实。最后,他还是同意报道,还“给我寄一份杂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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