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扬子晚报》2月16日报道，由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从即日起正式施行了。这项制度虽然罗列了一堆领导干部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并且还给出了违反报告制度的责任。但笔者以为，在现在这种形势下，要想让领导干部主动向组织“报告腐败”并不现实。
将官员及其亲属的“生活大事”公开，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应该算是一种“常态”。
这种“公开”既对官员是个“自律”，又便于监察部门和公众的监督，如果将其引进，再用法律将其“固定”下来，在全国推行，那么一定可以为反腐败工作增添一件“新式武器”。
可是江苏省的这个“报告”与上述的“公开”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报告”对于官员自己来说属于“主动”，而对于公众及其监察部门来说却是“被动”的。 “报告” 效果完全取决于官员的本人的自觉性，取决于官员个体的素质与修养；而“公开”却含有“指令性”成分，是“审察”与“报告”的综合。即，你报告了多少是一回事，我的审查和审计是另外一回事，互不影响。
领导干部“报告重大事项”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预防他们腐败。可是，假如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腐败了他们会如实向组织报告吗？一些官员即使受到“双规”审查时，想要从他们口中“撬出”一点腐败的信息来都十分困难，何况“太平无事”的平常日子呢？事实上很多被查处的贪官，他们曾经都是台上大讲廉政语录，台下大搞腐败；当面对组织信誓旦旦，背后却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即使向组织“报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迫不得以或者跟组织搞“迷魂阵”。因此在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让官员自己“报告重大事项”来预防腐败则几乎是一种空想。
看看江苏省这个“报告制度”对不报告或不如实报告的领导干部是如何“处分”的，你就能感觉到这又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花拳秀腿”：“……不报告或不如实报告的，有关部门查明情况后，应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检查、通报批评等处理。党员、群众对报告人报告事项有反映，或报告事项与事实不符的，由组织部门责成其说明情况；仍不能说清问题的，由有关部门检查；构成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如此轻描淡写的违规成本，能指望那些领导干部“据实”报告吗？
治理腐败其实有许多切实可行的“体制”可以借鉴，但我们总喜欢“绕弯子”，别出心裁搞一些“花架子”。笔者以为，既然领导干部报告不报告有关部门都要查，那么江苏省不如制定一个法规，将领导干部主动“报告重大事项”变成强制“公开重大事项”。这种强制性的“公开”，一定比被动性的“报告”更现实，效果更好！
(作者：贾如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