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前天从柏林回国，低调面对媒体，不愿再谈胡戈和“馒头官司”，据说是怕言多必失，再惹麻烦。既然把状告胡戈和“失言”联系在一起，我估计这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同时发生的另外一场官司，霍元甲后人状告电影《霍元甲》有辱先人，诉状未投先开记者会，又多次说“讨说法但不一定非得诉讼”，看来也未必会真的对簿公堂。
本身不成诉讼或者诉讼也是小案一桩，但这两件事情，尤其是“馒头官司”，在舆论界引起的刀光剑影，恩恩怨怨，不可以等闲视之。再联系到不久前发生在武汉的作家涂怀章因小说《人殃》获罪入狱案，就知道这些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的背后隐藏着同一个问题，就是创作自由和社会的包容心态。
当天，有报纸把“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做成很大的标题，有个朋友看了说，“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人家骂陈凯歌的呢，没想到是陈凯歌骂人家！”这句话典型地体现了彼此的、多方的乃至全社会的对于创作者的恶意。
陈凯歌的确拍了一部烂片，对这样一部片子做怎样尖锐的文艺批评都不为过，但是由批评而升级为全民的诅咒和谩骂，显然已经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胡戈的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本身倒是立足于影片内容的一种批评形式，但是众网民对这个短片的热捧，胡戈的一炮走红，也超出了正常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正是建立在大众对于陈凯歌的痛恨之上。
一个知名导演拍了一部烂片，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耗资2.5亿美元拍了史上最贵的科幻片《世界大战》，也遭遇如潮恶评，但是远没有发展到成为全民公敌。近几年，中国的“大师”们，动辄引来口诛笔伐，人神共愤，这跟以前他们被胡吹乱捧，抬上神龛一样，是一种不正常的民众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渴望大师，在没有大师的时候也要制造大师，大师们被想象化地苛求，当这些被制造的大师不胜其任时，则如丧考妣，痛恨至极。陈凯歌、张艺谋、余秋雨等人的舆论遭遇就是如此。
这些大师本身也是这种文化中的一分子，所以欣欣然自以为能，上得去下不来，更不懂得宽容之道。不能宽容自己的无能，更不知道被嘲笑和自嘲都是认识自我的一种态度，于是更加苛刻地对待批评者。对记者问道如果失败怎样也要生气的人，怎么可能是大师呢？像胡戈那样的恶搞片，在西方国家比比皆是，最近的热片《断臂山》已经有了多个恶搞版本，在电视台也有固定的恶搞节目，陈凯歌却断然斥之无耻，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那石头早已经准备好了，彼此都揣在衣服口袋里，随时可砸。
再说霍元甲后人，死死守着所谓先人名誉，向着同样是一部烂片的电影讨说法，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依此逻辑，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哪一部没有涉及“歪曲历史事实”，损毁某些人的先人形象？至于涂怀章因为小说“捏造事实”而获罪，更是无稽之谈，小说不捏造事实，岂不成了新闻报道？
这些种种对大师、对先人、对自己的“洁癖”苛求，都源自同样的狭隘的、自卑的、彼此怀有恶意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在权势者那里，就会成为文字狱；在观众那里，就会成为大众语言暴力；在当事者那里，就会成为“无耻”的人格谩骂。对艺术创作而言，这种文化心理之下，一个自由发挥、包容理解、善意讨论的空间就难以存在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