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报《从让贪官不寒而栗的朱元璋编书说起》一文谈到朱元璋时说，“就是这样一位令当时的官员不寒而栗的皇帝，在他酷刑治吏的同时，也注意‘惩防并举’，亲自主持将官民犯罪的案例编撰成书，颁行全国，警示和教育官吏”。从此文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朱元璋不仅仅是一个“酷刑治吏”的皇帝，而且还是一个注重“编书治吏”的皇帝。但问题在于：朱元璋“教化”官员的苦心真的能够起到警示、教育的功效么？
作为一个出身底层社会的皇帝，对于贪官污吏非常痛恨，并且认识到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系激起社会动荡、危及朱家王朝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大防止官吏腐败的力度本无可厚非。笔者认为，无论以任何理由，以包括“挑筋去指”、“剥皮实草”的野蛮酷刑，“族诛”——动辄诛连成千上万者的滥杀无辜，都是人类文明史的反动和倒退；尤其是朱元璋竟公然地在本应庄严的朝堂之上扒了大臣的裤子“打板子”，更是“撕文扫地”、有伤风化，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感。朱元璋“酷刑治吏”造成的负面影响之一就在于：或者出于对做官的恐惧，或是出于为朱元璋的野蛮行径、无视大臣人格和朝堂的尊严所不耻，使得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拒绝出仕；而朱元璋社会底层的出身本身就足以引起其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知识分子的拒不出仕又加剧了朱元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从而开创了“文字狱”的先河，加强了对知识分子思想、言论自由的专制统治，严重影响了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对人类文明史的反动和倒退为巨大代价，“酷刑治吏”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其目的，于是不得不发出了“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的感慨。
那么说，在“酷刑治吏”失败之后，依靠“编书治吏”就能够起到作用么？笔者认为，朱元璋以为“编书”就能够达到“酷刑”所不能达到的目的未免过于天真。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传统的教育之中，《四书》、《五经》作为必学的、启蒙的课程，宋朝赵普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虽然朱元璋本人受教育不多；但当时高级官吏中绝大多数人还是应当读过“圣贤书”的；至少，在其打下江山之后以科举获得官员身份的人都是读过“圣贤书”的。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成为“君子”、“圣人”。
从正面引导即教育的作用而言，绝大多数官员都应当懂得孔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既应当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君子慎其独也”）进而实现个人修养与天下大治的“双赢”，这对于一个读过书的人应当是常识性的东西，根本没有必要重新“编书”。
从负面的教训即警示作用而言，据《稗史类编·刑法类·皮场庙》记载，在“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相对于官府旁边的这些用装了草的贪官的人皮，在警示的实际效用上看，恐怕任何关于“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说教都会显得黯然失色的，专门为此编书进行警示更是多此一举。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正面的教育，还是反面的警示，仅仅依靠官吏自身的内部约束是难以达到目的的。
笔者认为，尽管朱元璋本人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尽管朱元璋为了打击贪官污吏用尽了心思，但并未达到其根本的目的，其根源正是在于其专制制度。这里的关键在于：由于对官吏的权力没有形成外部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官员漠视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以任何手段防止贪污腐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以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反动和倒退的手段防止贪污腐败，更突出地反映出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统治本身的腐朽和没落，没有、也不可能挽救朱家王朝最后灭亡的命运。从根本上防止或者说减少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依赖于我们的民主法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逐步地构建和完善包括反映“民意”的舆论在内的对权力的各种监督和制约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反腐败的进程之中，需要廉政文化的支撑；但更要看到的是：在我们强调廉政文化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时，更应当看到的是廉政文化只有建立在民主、法治的文化基础之上，加强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监督制约机制，从而形成让官员畏惧监督、畏惧民众舆论的文化，才能够切实发挥出其在防止贪污腐败中的基础作用。(网友：程计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