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真如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政府参事赵国通在科技界别联组会上呼吁，政府采购应该倾斜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应该服务好消费者“皇帝”。他说：“周恩来总理就买过一块手表，上海牌手表，他就是用实际行动支持民族品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已经给中央写信，要建立专门调查小组，每年向政府作一次关于各级政府在采购过程中对中国名牌支持情况的报告。为了感谢徐匡迪副主席对中国名牌的支持，我请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向徐匡迪院长转送一份礼物。”赵国通委员从皮包里拿出一支太阳能电池手电筒
，“这是用上海航天局给卫星做太阳能帆板的边角料做成的，是我们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2006年3月8日《京华时报》第A04版)
赵国通的呼吁和“送礼”使笔者想起了广东电视台记者吴宇厦去年发表的博客文章，该文称参加世界各大综合性体育赛事的中国运动员所穿的运动服已经逐步告别“李宁”时代，重新披上“耐×”和“阿×”。更为滑稽的是，在2004年的奥运会上，身披“耐×”战袍的中国篮球队两次输给“李宁”护身的西班牙篮球队。其实有何止“李宁”运动服遭遇如此窘境。放眼神州大地，一片“洋货”充斥的世界。路上跑的汽车，找不到几辆是纯粹的国产货；口中喝的饮料，我国成了可×可乐和百×可乐角逐的战场；嘴里吃的饭菜，麦×劳、肯×基大有刮分中国之势；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什么××卡丹、××公子；连日常生活用品，也是泊来品宝×产品……在某种意义，用洋货已“抢滩中国”，国货被“水淹三军”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中国民族品牌虽然没有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但的确到了该好好保护一下的地步了。
首先，政府应该在保护民族品牌上下功夫。只要符合法律，任何人、任何部门均应理直气壮地维护民族品牌的利益。面对境外品牌的巨大压力，尚显幼稚的中国民族品牌，迫切需要国家从立法、政府职能等各个方面支持和保护！必须理顺中国政府履行入世承诺与保护民族企业、民族品牌的关系，制订有利于民族企业发展的新政策，鼓励和支持民族品牌的成长。在这一点上，韩国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韩国的汽车制造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起步。为了发展汽车工业，韩国政府于1962年颁布了《汽车工业保护法》，对汽车工业提出了严格的保护要求。在这以后的26年里，韩国始终禁止从国外进口汽车。避免不了的是，韩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汽车工业与美国等国家也出现过汽车贸易争端。为了扶持本国汽车工业，用了20多年时间才把进口汽车关税降到了较低的水平。因此，我们政府采购应该向民族品牌倾斜。设立专门调查小组，每年向政府作一次关于各级政府在采购过程中对中国名牌支持情况的报告显得非常必要。
其次，要营造全民爱护民族品牌的良好氛围。政府、企业、民众要形成合力，积极倡导、宣传民族品牌意识，真正让民族品牌扎根国人心中。一个民族，是需要有点精神的。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我们国家每一次明显的进步和发展，难道不都是在广大人民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爱国行为的助推下实现的吗？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出现：“李宁”墙内开花墙外红，舅舅不疼，姥姥不爱，反而被外人所器重的奇怪现象呢？这恐怕与中国人盲目崇洋的劣根性有关吧。民族品牌的振兴，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也绝不是仅靠某个企业自身的努力就能达到的，需要全社会的关爱与呵护。韩国人有一句名言：“我们是韩国人，我们只开韩国产的车！”韩国汽车工业，现在之所以能够横行天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国民的呵护扶持。韩国人珍爱国产车，积极支持国产车，哪怕价格高、性能差，也自觉地首选国产车而不是质优价廉的日本车、美国车。这种对民族品牌的偏爱虽然包含着过浓的甚至有些可笑的民族主义情绪，客观上却使韩国车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市场，扩大了规模、获得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终于真正走向世界。我国的汽车业发展了几十年没有做强做大，应该说，这和自上而下的崇洋媚外、追求奢华的心态有着直接关系。
再次，企业应该把自主创新打造民族品牌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向前迈进的动力。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就称不上世界强国。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十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的企业只有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开发关键的核心技术，才能打造出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这样，在做大本国市场之后才有可能进军国际市场并占有一席之地。有远见的中国企业家应该可以预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定在于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的掌握和控制上，我们最终靠自主创新来构筑核心竞争力和世界大国地位。我国已进入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要把加快科技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如果我们不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就很难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品牌，就很难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真正赢得主动，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相关专题：2006年全国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