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真如
2004年4月，国家给长岭县海青乡海青村20名贫困农民每人拨下5000元的黄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变成了50元钱。发钱的时候，乡村干部还严厉吩咐：“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2005-03-21《东亚经贸新闻》）
扶贫款遭遇如此“洗劫”，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晚清官场的贪污丑行。多种史料证明，晚清官场贪污的手段之一就是承办各类工程时吃回扣。“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
，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两成半。”与二百年后的长岭县“洗劫”行为比起来，恐怕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这种经过层层剥皮式刨扣的的工程，其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减掉了两亿多绝对贫困人口，可谓成绩斐然。但令人忧虑的是，近几年，扶贫款被屡屡“洗劫”已不再是惊天新闻，中国减贫的步伐也因此明显放缓。国家审计署去年对近几年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竟然达到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在1990至2001年期间，超过90％的减贫任务都是在1996年以前完成的。换言之，近10年来，中国只完成了不到10％的减贫任务。更让人忧虑的是，国家2003年投入扶贫资金近300亿元，但全国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80万人。中国的贫困人口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少量反弹。
毋庸讳言，在我国不少地方，国家扶贫款犹如见者有份“唐僧肉”，经手之人都会咬一口。因此，每一笔扶贫资金下拨前后，仿佛历史重演，负责呈报、审批的政府职能部门定会获得一些回报，或是受益人事后的“感谢”，或是受益人事前的“感情投资”。回扣一般比例不会低于10%，有些初次申报扶贫资金的基层单位为使今后的申报之路宽阔畅通，往往舍得投入，给予回扣的比例有时会超过50%。村里有钱拨下来了，求钱若渴的个别乡镇领导于“公”于“私”都不会坐视不管。从公的角度看，乡里等着钱急用，而村上的欠账一时还不清，于是巧立名目把钱扣下一部分，挪作它用；同时又有人私下打着个人“小算盘”：村里有钱了，多少总得孝敬一下“乡官”吧，否则自己在“村官”的位置上也不可能坐得太久。本来国家财力有限，挤出来用于扶贫的钱本来就不多，经过这一番打点，到了村里已所剩无几，但有些村委会干部还要以“跑扶贫项目”的名义吃喝挥霍。于是乎，一笔扶贫资金最终落到扶贫对象手里往往只剩下一个零头也就见怪不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