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广州十三行辉煌与毁灭的教训

　　十三行滥觞于明代嘉靖年间。17世纪80年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1685年成立粤海关，垄断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应运而生。从1757年起，85年间广州成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十三行步入它的巅峰时期。1842年五口通商，垄断性的十三行式微；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把十三行夷为平地，正式终结了它的历史。一部170年的十三行史，演绎着说不完、道不尽的忠烈与绮靡交织的逸闻、趣事，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看，有三条教训是应该永志不忘的——

　　垄断是经济发展的断头路。

　　看《帝国商行》，人们很自然会联想起一个问题:这些富可敌国的商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从中生长出现代财团，推动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

　　构筑闭关锁国的宗法专制大国是明清两代的根本国策。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天朝无所不有，必须切断臣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免产生非分之想。对外经济交流是在藩属国朝贡的政治外衣笼罩下进行的。在垄断的口岸，建立了垄断性的十三行。建立之初，它就得到官方的授权:一切买卖必须通过行商进行；外商的行动亦受行商约束和管理；外商乃至外国官方代表也不准同官府直接打交道，有所要求必须通过行商。这样的垄断制度，带来三个恶果:一是腐败。官商勾结成为这个制度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各种超额利润自然滚滚而来，而受制于地方督抚的海关则纵容所属官吏乱收税费。二是这种享有特权的行商不可能有竞争力，一旦其他口岸开放，垄断地位丧失，他们就逐渐边缘化了。三是堵塞了中国人通过自由贸易改善经济状况的机遇，有的丧失生路的沿海居民铤而走险。明代的倭寇大部分是中国人，而清代的海盗也盛极一时。

　　官商错位是祸国殃民的毁灭之路。

　　一部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在军舰大炮掩护下进行殖民贸易的历史。一部鸦片战争史，则是英帝国主义凭其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市场、侵占中国利权的历史。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当然要予以严厉谴责。然而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也严重违背了世界潮流。堂堂大清帝国长期没有外交部，只有理藩院，当与不是藩属的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交给广东地方官员去处理。一个奇特的典型是叶名琛，从1847年起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十年，凡是外国领事有所要求，他必迅速回答，答案则是拒绝。1857年，英法联军打到广州城下来了，他还不愿意与他们谈判，理由是上次与他们谈判的地方——行商的别墅已被摧毁，而让洋鬼子进到城内官署中来是万万不可的！

　　官员不负责任，商人则承担了他们不应承担的责任:既是外商的管理者，又是中外政府的中介。甚至对外战争失败了，官府还强迫他们交出几百万巨款作为战争赔偿费。在夹缝中生存的十三行商人，他们的身家性命没有得到应有保障，向现代企业家转型无从谈起。

　　法治与自由是富民强国的唯一通道。

　　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广州，历来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口岸，曾经有过聚居众多外商的辉煌历史。十三行生存在世界迅速联成一体的17－19世纪，投错家门成为依赖官府的垄断商行后虽然积聚了大量财富，却没有在历史大潮中发挥人们期望的作用。

　　这不能归罪于个人。他们中有些人为了挽救危亡的祖国，可谓呕心沥血。鸦片战争刚结束，他们就曾“顾觅夷匠”仿造西式的轮船和水雷，囿于工业和技术基础，造出来的船“放入内河，不甚灵便”，只好放弃，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爱国情怀。

　　制度是决定性的。在同一时期，西方的商人是社会转型的中坚，关键在于他们有法治保障下的自由；财产、经营的自由，人身的安全，行业和地方自治乃至选派国会议员的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

　　让历史变为智慧。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回顾十三行的盛衰，让我们更加自觉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