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
产权问题是当前改革大辩论中的一个核心。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遭到网民的炮轰。如果孤立地看，他们的主张并不一定错。比如，国企确实要经历一个私有化的过程。不过，界定产权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狭隘的经济面向，孤立地针对企业，确认企业归谁所有；另一个则是社会的面向，即产权不过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个延伸:企业所有
权要界定，老百姓的所有权更要界定；没有后者，就谈不上前者。
“主流经济学家”遭到批评，主要在于他们只从第一个面向来理解产权，只站在企业的立场说话，似乎企业的利益就是老百姓的利益。这样片面强调企业的产权，忽视老百姓的产权，就会造成一种“产权不对称”。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论功行赏的经济:谁的贡献大，谁的收益就高。我曾反复强调，比较中美经济，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其技术和管理优势，因此在这两方面能力突出的精英阶层收入大大高于他人。反观中国近20多年的经济成就，简单劳动力的含量最大，管理和技术上的含量非常低。可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般劳动阶层贡献最大，精英的表现乏善可陈。但在分配上却反过来，精英太富，老百姓太穷。这里体现的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竞争，而是“产权不对称”的结果。
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某些政府部门或大公司常常凭着一纸拆迁令，就在农民的土地上盖楼办厂，而缺乏产权保证的农民往往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只能进城给企业打工，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筹码。结果，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刺激了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于是欢呼:这是自由经济的胜利。
其实仔细一分析，这哪里是什么自由经济的胜利，这分明是不自由经济的暴利。这种暴利，在短期内可以创造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繁荣，却给中国的长期发展留下一个硕大的陷阱。应该说，任何后发型国家，都必须从低端产业干起，利用自己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但是，这些国家同时也必须面对另一个挑战:一旦经济起飞、生活水平提高，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就会丧失；所以必须及时利用初期发展的积累，提高产业层次，向高薪社会过渡。从日本的经验看，这个“机会窗”不过就20年的时间。上世纪50年代，美国曾告诉日本:你们太穷太落后，根本不具备为美国市场提供产品的能力，还是盯着便宜的亚洲市场吧。但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一系列的日本公司成为国际一流企业，日本人的工资也很快接近了欧美的水平。
中国改革20多年了，我们起步在低端上，如今还站在低端上，甚至还很难想象再过十年中国能出现几个像索尼、丰田这样的品牌。为什么？一大原因就是“产权不对称”。在中国的企业，有些是有明确产权的，比如外资企业；许多国内企业理论上没有明确产权，实际上还是拥有一些模糊的产权。但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产权得不到最基本的保护。这样，有产权或模糊产权的企业，可以从丧失产权的民工身上谋取暴利。这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暴利，惯坏了企业。结果大家不操心改善管理，不认真更新技术。这样下去，哪里还会有世界一流企业？
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沿海大城市生活费用高了。从今年开始，中国年轻人口的总量开始下降了。企业一下子面临着民工荒。在“产权不均衡”的条件下成长的企业，没有想过节省人工的问题，无法跳出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当我们的劳动力少了、费用高了以后，外来制造业自然会移师印度、越南。而我们长期对民工的歧视，使其子女很难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供应高端产业的充足人才，未来靠什么和人家竞争？
所以，即使是抛开人人平等的价值，就经济谈经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也不应该忙着给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当独董。真正需要他们帮助的，是农民；产权最需要被界定清楚的，也是农民。如果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我们的法律能够保证他们的这种权利，就等于给了几千万家小企业启动资金。这些农民可以经营自己的土地，也可以把地卖掉，带着所得的款项进城创业。中国社会一下子有了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小业主，而不是廉价的打工仔。他们会拉动内需，他们会刺激私营企业的创意；未来世界一流大企业，也可能从他们中发展起来。保证他们的权利，才是产权改革的最大胜利。
